龙山前期 朦胧探索
就已有考古资料而言，龙山时代前期的用铜遗存主要发现于华东与华中低海拔地区，涉及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汶口文化（晚期）、海岱龙山文化（早期）和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年代约公元前2500—前2100年。
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相当于龙山时代前期。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墓的骨凿上发现铜绿，经鉴定含铜量为0.099%，但详细情况不得而知。有学者指出，“由于骨器在接触铜矿石（如孔雀石等）的情况下，也会产生绿锈的痕迹，并不能作为已出现金属器的证据”(36)。
关于该墓所属大汶口文化晚期年代的最新认识是，“大汶口文化结束的时间和龙山文化兴起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比传统的认识晚了约200年”(37)。由是，以往认为偏早的华东地区用铜遗存的年代，被延后300多年，这强化了对用铜遗存西早东晚态势的认识。
龙山时代前期用铜遗存分布
1．山东泰安大汶口；2．山东胶州三里河；3．山西绛县周家庄；4．山东日照尧王城；5．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6．湖北阳新大路铺
此外，山东胶州三里河遗址曾出土铸造的黄铜钻形器，属龙山文化早期；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也发现了属陶寺文化早中期的锻造黄铜片。这两例黄铜器的发现，或与前述仰韶文化的同类发现一样，应非有意的技术传承，而与矿源的关系更大。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则发现了龙山文化早期的铜渣。
在长江中游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的石家河文化中期遗存中，发现了数件铜器残片，其中罗家柏岭地点发现5件，邓家湾地点则发现了1件可能为刀的残片，材质不明，两处地点还分别发现了铜绿石（孔雀石）或锈蚀铜渣等。在肖家屋脊、印信台等地点出土了“铜矿石”，据分析应为孔雀石，或为加工饰品后的废石料，未必全与冶铜有关(38)。荆门屈家岭遗址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遗存中出土了20余件铜矿石标本，据检测分析，这些矿石多为含磷的假孔雀石和磷铜矿伴生矿，少量为孔雀石。部分矿石表面覆盖一层黑色氧化铜，是矿石经焙烧后的产物。由于目前未发现其他冶炼遗迹，这些焙烧产物是否与冶炼活动直接相关尚无法确证(39)。
长江南岸的湖北阳新大路铺遗址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中，还发现了青铜残片，该残片较为原始，锡、铅含量皆高于铜；此外还发现了炉壁、炼渣、矿石等。大路铺遗址是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分布最南的地点之一。阳新县毗邻江西瑞昌市，后者是商周时期著名的铜岭矿冶遗址所在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湖北沿江地带早期用铜遗存之后，直至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约公元前1500年以后）的武汉黄陂盘龙城遗址铜器墓的出现，中间有大约600年的用铜“空白期”。盘龙城遗址铜器群，显然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岗文化存在密切的关联。大路铺遗址还发现了丰富的晚商早期至春秋时代的矿冶遗存。发掘者认为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和被称为“大路铺文化”的商周时代遗存之间“存在时间上的缺环，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这一地区在龙山时代，冶铸铜器的尝试很可能在短期内就夭折了。
胶州三里河黄铜钻形器（左、中）、绛县周家庄黄铜片（右上）和天门邓家湾铜片（右下）
要之，龙山时代前段的数例用铜遗存中，唯一可确认器形的是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的两例黄铜钻形器，推测应属于一件器物(40)。除了这两例黄铜器外，仅在石家河遗址群发现残器数件（包括邓家湾地点出土的疑似刀的残片），但材质不详，背景不清。此外就是铜矿石、铜渣、炉壁和坩埚残片等与冶铸相关的遗物。这表明，在整个东亚大陆，此时对金属加工的探索仍处于初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