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形地带与“中国弧”

如果我们站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纵目遥望祖国大地，就会发现在高原的东北，有几道山脉连绵向东延伸，这就是青海的祁连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内蒙古的阴山山脉，直至辽宁、吉林的大兴安岭。而在高原西南部，也有几道山脉向南延伸，这就是由四川西部通向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这一北一南两列山脉及其邻近的高地，在地理上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屏障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在文化上，这一地带则自有其渊源，带有显著的特色，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

尽管这一高地绵延万里，从东北至西南成一半月形环绕着中原大地，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活动于这一区域之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却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相似之处是如此地明显，以致难以全部用“偶合”来解释。因此，我们如果能从头绪纷繁的文化现象中分析出这些共同之点，并且进而探讨产生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当有助于我们对于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增加我们对于古代边地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了解。

细石器、大石墓—石棚、石棺的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示意

［据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附图改绘，底图审图号：GS（2016）1569号］

这段优美而富于思想的文字，出自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科幻小说作家、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1935—1997）的笔下。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概念，用生态环境相似从而导致文化传播来解释这一地带出现的各种文化相似现象(215)（以下所引童恩正先生论述，皆出自该文，不另注明）。这条传播带上分布着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的各族群，面向欧亚草原的宏阔空间，是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

除了形状细小的打制石器——细石器、以石为棺的石棺葬和与其相关的大石墓（或称石棚）外，以下几项共同特征主要见于青铜时代的半月形地带。

以铸铜技术而言，在中原地区至少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青铜铸造业主要使用陶范，铸造以青铜礼器为主的各类器具。以后历商周时期，直至铸铁业开始，情况仍是如此。但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之内，铸造技术循着另一种传统发展，这就是用石范来铸造简单的工具、兵器或日常用品及装饰品。石范长期、普遍的使用，也应该视为这些边地族群青铜文化的特征之一。

用牛、羊、马等草食家畜来殉葬是这一文化带稍晚出现的一项共同特征，它在距今3700—3500年的二里头时代以后开始在北方各地区流行，西南地区在距今2500年的东周时代以后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

与此相关，喜用马具、兵器与装饰品随葬是另一项稍晚出现的共同文化特征。这种习俗盛行于距今3500年以后，各地出现的时间不一致。马具和兵器是流动的游牧者与战士的标志。小巧便携的装饰品，尤其是有各种动物纹饰的装饰品是游牧族群喜爱的，也符合他们不断迁徙的生活习惯。

在青铜器的器形方面，东北地区、华北长城沿线与西南地区的相似性更加引人注意。国内外学者讨论最多的是青铜动物形纹饰。在我国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内蒙古、宁夏沿长城一带，出土了许多以各种动物为主题的饰物或带有此类纹饰的器物，被学术界公认为北方游牧族群的遗存。在西南地区，动物形纹饰也颇盛行。

童恩正先生认为，游牧生业形态是不完整和不稳定的，因此游牧民一方面依赖与定居和农耕的华夏族群交往、贸易，一方面又要进行掠夺。这种状态在古代中国持续了两三千年。历代中原王朝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的入侵用尽智慧，想出各种办法，汉代曾将长城推进到今蒙古国境内的草原腹地，却始终无法改变这条“由生态文化所构成的环绕中国腹心地区的半月形边地生态文化带”。

童恩正先生还指出，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既有民族的直接迁徙、融合和交往，也有间接的观念的传播，甚至不排除某些因素有两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我们探讨这一半月形地带呈现某种文化同一性的原因时，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与其相近的生态环境。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位置，恰好从两面环绕了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其主要地貌为山地或高原，平均海拔1000—3500米。此外，太阳的平均年度辐射值大致相近，此地带的年平均温度相当接近，农作物及木本植物的生长期接近，降水量大致位于年降水量400毫米及600毫米两条等雨量线之间……总之，这一从东北绵延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其自然景观十分相近。它既非干旱的大漠荒原，又非湿润的丘陵盆地，而是一种基本上由高原灌丛与草原组成的地带。

英国艺术史学者和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爵士，正是在童恩正教授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特殊的人文地理学概念，她称之为美丽的“中国弧”(216)。她认为，古代中国的版图可以从自然和文化的角度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东南的中原地带；二是西北方的草原地带；三是在这两个气候、经济、文化颇为不同的地理区域中间的那个弯弯的、像半月形的区域，就是“中国弧”。

罗森教授的“中国弧”概念

罗森教授认为，在“中国弧”的西侧，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步伐，和整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步；在“中国弧”的东侧，古代中国则是另一种独特的面貌，与欧亚草原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而正是这个美丽的“中国弧”，成为东西方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对于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罗森教授的核心观点是，自公元前3000年（或前2500年）以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它的社会与物质系统很早就呈现出了“中国特色”。大凡传入中国的新技术，都会被“本土化”。中国只接受那些可以被本土化的新鲜事物，对难于转变者往往拒绝。比如青铜，原本作为一种武器技术在欧亚间传播，一旦进入中原地带后，很快与本地的祭祀传统融合，于是武器变成了有礼仪功能的炊具和酒器(217)。

一个例子是，西来的权杖和中原地区以鼎、爵为代表的礼器都见于半月形地带或“中国弧”区域，但权杖基本没能进入这一地带所圈围的东亚大陆腹心地区，而鼎、爵等中原王朝文明的礼器，则没能突破这个半月形地带或“中国弧”。

中华文明具有很强大的吸纳力。中原文化在与草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不无智慧地保留了可被自己所用的东西，摒弃了违背自己传统和无法被转化的部分。同时，两种文明中具有自己特色的物质文化面貌，一直被珍视和保持着。罗森教授认为，“中国弧”也是理解欧亚历史长时段效应的一把钥匙，是一个“超稳定结构”。

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教授在《讲谈社·中国的历史1》中的总括性认识发人深省：“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以中华文明为主干的中国史观不过是着眼于一方的区域历史”，“中国的历史并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218)。更有学者指出，半月形文化带的形成显然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出现有很大关系(219)。种种表述，都颇具启发意义。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伦福儒指出，“现在，（考古学）已成为世界各国许多人都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其部分原因是，它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地了解本国的历史。但是，如果把注意力只集中于本国，那就是沙文主义。考古学还使我们有可能把每个国家的早期历史看作整个人类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220)。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和“中国弧”，就是我们从欧亚大陆文明史的视角解读早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