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期：开会是个技术活

欢迎各位来到《罗辑思维》，今天先给大伙儿说一件八年前的旧事。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媒体工作，请当时已经红得发紫的易中天老师来到我们栏目做一期节目。易中天老师当时刚讲完三国，炙手可热，大明星。中午我抱着追星的心态请他吃了一顿饭，利用职务之便，见面之后寒暄握手，握完手之后，我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易老师，我说我读过你几乎所有的书，我认为你最有价值的书不是什么三国，而是这一本，叫《艰难的一跃》，副标题是《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这本书现在再版了，据说新名叫《费城风云》，不管了，我拥有的这本还是十年前的旧藏。

闻听此言，易中天老师立即又站起身来，重新和我握手，而且是两只手握住我的一只手，上下晃动，说小伙子，你懂我（那个时候我还是小伙子嘛），你懂我，很少有人跟我提这本书，而这本书确实是我至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本书。为啥呢？这本书我告诉你，没讲别的，就描述了一次会，但是这次会议却是至今为止可能在人类历史，对人类整个文明进程影响最大的一次会议，就是1787年的美国费城制宪会议，距今227年了。易中天老师认为这个会和这本书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小高峰。

那今天我们《罗辑思维》就给大家聊一聊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前的历史。前面很简单，1775年，莱克星顿有一个枪声，美国人跟英国人闹了，滚，滚，我们要独立。然后1775年大家知道，发布《独立宣言》，然后就叮咣五四干啊，干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1789年，美国和英国在巴黎签署了《巴黎合约》，英国人说这儿子也不服管，算了，另立门墙吧，老爹不管你了。美国就独立了，胜利了。但是在这个转捩点上，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到，美国这个民族和法国这个民族他不太一样。

同样是革命，这两次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离得很近，但是革命的整个面貌都不一样。法国革命要的是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平等、自由、博爱，要一个现在世间还没有，但是靠我们这一代人创建的一个像天堂一样的一个美好时代，所以这个口号里面就忽悠的成分比较大。而远隔大西洋的美国人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务实，革命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什么新世界，是眼巴前看得见的一个世界和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们要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要把英国人赶走，是因为英国人对我们不公平，本土和殖民地政策不一样，征税征得也不一样，负担也不一样。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做低伏小呢？所以把英国人赶走的目的，是要过上英国人的生活。你看，这就没有忽悠的成分，它特别具体，可以触摸，甚至那种生活方式的整个温度、场景、细节，是非常之清楚的。

那好，1783年把英国人赶走，美国人说那就开始吧，开始干什么？过日子呀。怎么过日子？散了吧。这就是美国人当时的想法。英国人走了，那好，所有骑在我们头上的那些王权，那些暴政，那些苛捐杂税，终于回家了，我们也就回家了。所以你看那一代革命元勋，从华盛顿开始，华盛顿就是一个老农民，然后就是回家务农了，交出了自己的剑。那剩下的比如麦迪逊，他爱搞政治，就回到自己的州当个议员呗，搞政治去。有的人爱教书，有的当律师，有的当商人。总而言之，开国元勋这一代人觉得，已经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自己开始过平民的田园般的公主和王子般的幸福生活去了，这就是1783年发生的事。

那这个生活能不能过得成呢？这就说到我们中国人读历史的一个缺陷。因为我们往往是在课堂上教的那个历史，老师只能给你教一个骨架，美国大革命说的1776年《独立宣言》，1783年美国正式独立，就可以了。但是这中间就有要了命的这四年，就是从我们刚才讲的1783年正式独立到1787年的制宪会议，这中间四年发生了什么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善后。你们华盛顿这一群人，你们可以回老家，复员军人也要回老家，但回家之前有件事得办了吧，把欠我们的军饷给我们。因为打仗的时候国家困难，大家也理解，都是为了自个儿的事嘛，打仗。但是你承诺的军饷，这个时候你要给我的，否则我回乡怎么务农啊，我一点点做生意的资本都没有。所以复员军人就找当时还在办善后事宜的国会要钱。这件事情是1783年时候的整个国会最难处理、最头疼的一件事。首先是纽约州一帮复员军人就把国会给围了，就是请愿。这个军人请愿和普通人请愿不一样，普通人上访那也就跪在地上告地状呗，对吧。军人，加上有组织，没掏出枪来，这叫请愿；掏出枪来，就是暴动，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所以国会就搞得很紧张，赶紧把华盛顿给叫来。华盛顿说（你看老长官来了，对吧），兄弟们，别闹，别闹，别闹。这时候国家真的是没招，所以华盛顿用自己的威望，把纽约州这一次的危机就算是度过了。但华盛顿不能老保着国会开会啊，对吧。所以国会等他过了好几个月，跑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去开会的时候，这是六月份，就出事了。一帮复员军人，也把国会一围，请愿，没有武装，但是请愿。哎呀，这国会就很紧张，你想啊。他又没有华盛顿在旁边护驾，一帮不太讲理的军人，群情激奋在那儿请愿，怎么办？这就扯皮拉锯，一直扯了五个月，到十一月。

国会说实在没办法，说我们也没钱，但是给你们挤挤吧，从可怜的预算当中拨了，这帮人拨了三个月军饷，才把这次事件算是糊弄过去了。这你可能会说，那美国大小也是个国家呀，至于这么不要脸吗？拖欠复员军人军费。

真是没有钱。这没有钱得分两头说，第一头呢？国会本身就是一个虚置的机构，它没有征税权，因为当时的美国，我们只能称之为“邦联”，和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个“联邦”，它还不是一个概念，大家主要认同的对象，是自己的这个州，而不是那个所谓的美国。所以美国国会是没有能力在民间征税的，就是各州交点会费，有点像今天的联合国，或者大家都熟悉的地方，有点像学生会，要么官方，学校官方给点拨款，要么学生交点会费。大家不交他也没办法，他没有对任何一方的强制能力，所以他确实没钱。

哎呀，话说这个刚打完仗之后，打完仗的后期，其实国会就任命了一个财务总监，是当时纽约的一个富商，叫莫里斯，这是1781年的事情，就让莫里斯负责这个筹款。因为当时打完仗之后，你知道美国欠了多少账吗？那个数在当时是一个不得了的天文数字，今天因为美元贬值，所以没觉得，3500万美元。这3500万美元怎么凑呢？每年能够从美国国内，能够抽上来交到国会的税收非常之少。少到什么程度？基本上连付息都做不到，更不要提还本。这个莫里斯上任之后，就通过了一项强行要求国会就通过了一项这个预算案，大概要征税800万美元，结果他老人家折腾了两年半，征上来的还不足150万美元。所以到1784年的时候，莫里斯说我也不干了，我是一个富商，我总不能往里贴吧，对吧。我才能贴多少钱，所以莫里斯也辞职了，就不干了。

到1784年的时候，整个美国国会征上来的税收，好可怜啊，37万美元，还不如中国现在一个县政府，可能连一个镇政府都不如。就拿着这么点儿钱，所以你说它哪有钱发给这些退伍军人，维持联邦政府的运作都够呛，这是第一条。所以你看，政治不整合就有这个缺陷。

第二条呢？是当时美国也确实穷。大家想想，打仗嘛，打仗的时候，老百姓虽然是为了反对英王的这个苛政，为了他的沉重的赋税而打仗。可是真要打仗，你要负担的赋税比英王征的，那可要重得多。所以据我看到的材料，基本上当时美国人民拿出了三分之一的收入，我指的是小老百姓，三分之一的收入都交给了税收，来支持独立战争。所以当时国内，也确实到了民穷财尽的时候了，而且独立战争一打完，美国正式独立之后，它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当时美国政府是派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美国第二届总统，华盛顿之后的那个人，叫亚当斯，出使英国，当第一任驻英国公使，他身上就背负了一个使命，就是说爹啊，不能叫爹了，英国人，咱们接着做生意啊。英国人说，那没有那个事。因为英国人心里清楚，我的商品你美国人是需要的，英国人是原来的母国嘛，我们的东西继续可以远销美国。但是对不起，美国的商品我们不需要，所以英国港口彻底就对美国商船封锁了，你不要对我进口，什么东西我都不收你的，你不是闹吗？你不是横吗？你不是羽毛硬了吗？你不是要分家单过吗？自己过去吧。既然不听爹的话，学费自己想招，这是英国人的态度。

当时几个美国大的贸易伙伴，比如说法国、西班牙，也是这个情况，法国、西班牙当然是帮着美国这头的，但为什么要帮你呢？是为了给英国人拆他的墙啊，给英国人捣点乱，现在捣乱捣成了。所以原来在战争期间，法国和西班牙给美国政府提供的一系列贸易优惠政策又撤除了。所以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情况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我看到到的史料，就是18世纪的80年代后期，比20多年前，就是独立战争没打之前的60年代，整个美国对外的人均出口额下降了30%，大量的什么水手，码头工人，制造业的工人，全部在家闲着没事干，所以当时应该说是美国经济，已经掉入了一种低谷的状态，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一团糟。

我们来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就会比较理解这种情况。物业公司，你买了一个房子，住到一个小区，大家都觉得这个物业公司太操蛋了，不好。垃圾也扫不干净，电灯泡也不经常换，看车的也不是特别负责任，收的物业费还巨高，为什么要你呢？滚，然后一通起哄，就把物业公司给撵走了。可是撵走之后发现，还不如有物业公司那会儿呢，垃圾也没人扫了，小区的门卫也没人管了，隔壁小区的人老来遛狗，满院子都是狗屎，他就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要把原来的那个物业公司给弄回来啊？既然英国人已经走了，那是不是我们自己就要组建一个新的物业公司啊，在想起这个想法的同时，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叫无权威状态。大家想一想，前任物业公司搬走了，可不仅仅是卫生没人搞了，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整个社区里面开始进入一种叫暴力逻辑。谁家横，我家有四个儿子，隔壁家住的就是一个寡妇带一个闺女，我们就可以欺负你啊，把垃圾往你们家门口倒等等，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当时的美国已经遍地出现了叫权威崩溃的征兆。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就是民间，因为穷嘛，很多人穷，那债务还不起，还不起怎么办，不还了，所以当时美国民间出现大量的债务纠纷。那到了1787年的时候，发生了在早期建国史上，非常著名的谢司起义。谢司是什么人呢？他也是复原军人，但是可能在队伍当中，威望比较高，然后可能也有点军事才能吧，很多还不起账的人一拍脑袋，账就不还了，投奔谢司去也。然后就围绕在他周边，聚集了好几百人，这个搞得州政府也很紧张，派队伍去看看他，怕他怎么样。最后果然擦枪走火，就变成了一个叫谢司起义。但是根据我看到的史料，谢司起义的规模并不大，我看到的一场战斗，也就死了四个人。但是后来美国人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宽容的，把他镇压下去之后，刚开始说除了谢司，还有他身边的三个人，其他都赦免，后来第二年把谢司也给赦免了。所以虽然用很妥协的方式处理了这些社会矛盾，但是大家想想，整个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声音，就是没有权威，大家凭着自己的能够调动的暴力和整个社会为敌。

我的个老天，这社会很容易就退回到丛林状态，那大家说，当时不还有州政府嘛。毕竟还有美国这个国会嘛，要知道这个国会可怜到什么程度，我看到一个史料，当时有一个叫《波士顿先驱晚报》里面就写了一句话，说这个美国这帮开国会这帮人，他们就像游山玩水一样，什么普林斯顿开个会，费城开个会，纽约开个会，这几年，因为没有首都嘛，就四处晃。说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吧，说你们最好搞一个热气球，你们自己几个先生就到热气球上开，然后在那儿办点事，不是挺好吗？

这个话其实是一个不太有恶意的一个小玩笑，但是大家也想得出来。大家对国会这帮人，就觉得是小丑，藐视你们，没有权威可言，国会内部也是一塌糊涂，大州小州之间的，这个矛盾在国会里面，那就吵得一塌糊涂。你比如说这个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现在在纽约上班的中国人都知道，有的人就住在新泽西州，很近，但新泽西州没有港口，纽约是有港口的。所以纽约说，那你得交税，你的货物出口，你得从我这儿交税，新泽西州就不服，不是说一个国家吗？为什么要给你交税呢？然后纽约州说你必须要交，那新泽西州说，那我以后开会，我就不来了，我撂挑子，份子钱我也不交。所以当时的美国国会，就陷入了这样的窘境，这种窘境大家想想现在的联合国，就知道了，像美国这种大国一不爽，就是会费老子不交了，国会也拿它没办法。

这小国呢，你们要谴责我，开会我不来了，你什么活动我抵制，对吧。然后大家有一些规则达不到法定人数，很多法案又通过不了。所以搞得这个议长，整个的这个国会的召集人就是焦头烂额，基本上国家的权威，就是瘫痪在地下。打一个中国人都能理解的民间的比方，一大家子，爹死了，现在有个娘，这个娘呢？平时都是以慈母的身份出现的，你说是长辈吧，也是个长辈，但是这个长辈在家没什么权威。所以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就是这样，老爹一死就分家，然后最可怜的就是这个老娘，到底是跟大儿子过呢，还是跟二儿子过呢，两个兄弟在家又打得一塌糊涂，娘说谁谁都不听。基本上美国当时就处于这样的处境，那好，那怎么办？所有的答案都摆在人们面前，另建一个自己组建的物业公司吧。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驻英国公使就说，哎呀，看来搞败英国的炮舰很容易，管好自己不容易啊。

在1787年之前，华盛顿给他的朋友还写了一封信，里面讲了大概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说看来我们还是高估了人性，这人性有的时候你不是用一种强制的力量来管理他，即使是你未来所有人的利益设计的规则，看来也执行不下去。所以，看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家。华盛顿就讲了这层意思，那既然这已经成为所有的上层精英的共识，那就开一个会吧。什么会呢？就是1787年的这本书里写的费城制宪会议。

在人类的思想史当中，有一脉传统，叫无政府主义。没有政府多好啊，没有警察，没有军队，没有税收，没有任何强制，那就是天堂，所有人都安居乐业。那社会秩序怎么办呢？他们说，放心，自然上帝会给我们一种自然秩序，有自由市场经济在那儿戳着呢，自然会形象秩序。其实直到今天，中国还有一派学者持这种观点，他们自称为叫“奥地利经济学派”，这帮人就不能听“政府”俩字，只要是政府，只要是税收，都是强制，都是抢劫。但是也有他们的反对者说，说你们那哪叫“奥地利经济学派”呢，你们那叫“国产奥地利经济学派”，简称“国奥派”，你们那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

当然今天我们不涉及经济学的争论，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在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次无政府主义的实验，这就是1783年到1787年这四年间的美国。实验下来，所有美国的精英都发现，不管有多难，我们一定要亲手建立和设计自己的政府样式，我们不能再这样无政府主义过下去了，所以美国的精英们就决定，我们得开会修宪，把邦联变成联邦。但是有这个动议之后发现，这个会开不成。因为按照当时邦联的宪法规定，如果要修宪，得十三州全部同意才能开成，那你说这个会开到哪一年去？光这个确定会期可能就确定不下来。所以后来，美国人也没那么死心眼，后来就找了个权宜之计，就借着开一个什么叫贸易规则的一个会议，然后我们来开这个制宪会议。

当然所有的州，其实当时都心知肚明，那些开国元勋们，那些政治家们，私下也写信，也勾兑这些事，勾兑得差不多，大家都知道。好，这次去修宪。于是就决定1787年5月12日，在一个叫费城的地方，开这个制宪会议。这个会我们隔了两百多年一看，开得好可怜。首先费城，费城当时多少人口呢？四万人，这已经是美国第一大城市了。第二大城市是纽约，三万多人。第三大城市就是波士顿了，一万八千人。当时世界上大城市都多大，巴黎六十多万人，伦敦九十多万人，咱们北京一百多万人，都是铁岭，都是大城市。

美国当时就是一个大农村嘛，而且这个会开得，说实话，大家又重视，就是战略上很重视，战术上太不重视了。各个州选了74个代表，而真正到会的，到一天会我们都承认他到会了，只有55个人，像那个罗得岛那个州，也是十三个州之一，从头到尾一个代表都没派，觉得你们搞得成吗？那么多矛盾！

确实，代表到的也是稀稀拉拉的，5月13号开会，结果早到的人发现亏了，鬼都没来，然后一直到5月25日，才算凑齐了七个州的代表。新泽西州的代表到了，过半数了嘛，这个会才开得成。到六月份、七月份，陆陆续续都还有代表要到场，不时一敲门，有人拎着行李，某某州代表，我来开会，开得非常不严肃。

而且如果你去过费城，它有那个独立宫，那个建筑，就是当年开会的那个房子，就在那儿，那个房子也不大。而且你想，五月份开到九月份，正好跨一个夏季，在当时的阳光暴晒下，你今天去参观独立宫里面有空调，当时没有的呀。

而且这帮绅士们为了保密，不能让民众旁听，不能让记者知道消息，给我们构成压力，所有的门窗全部关死。而且当时他不像中国人，中国人一热嘛，有时候热不拘礼，对吧，脱了上衣，小汗衫也能开会。

他们不行，每一个绅士们都穿得笔挺，戴着假发在里面，门窗关死，大夏天在那儿开会，所以这个会开得非常之苦。但是和我们下面要讲的事情相比，这点苦、这点难都不算什么，是什么呢？矛盾太大。大家之所以对这个会觉得这么难，就是因为矛盾，所有人心里都知道，几乎无法达成妥协，基本上是四对矛盾。

第一对矛盾，是大州和小州的矛盾，大州说那我们人多，我们交的税多，凡是那就按人头来数，对吧；小州说门儿都没有，按人头数，那我们有什么想法，都通不过，我们才不干呢。这个按人头数的规则我们不服，要玩就按州投票，这是大州小州矛盾。

然后有工商业的州和农耕业的州之间的矛盾，工商业当然希望把税收下降，关税下降，农耕为主的州他就希望关税调整得高高的，搞保护主义。

北方和南方也有矛盾，南方奴隶多，南方州就提出来，收税最好奴隶不计入人口，显得我们人口少，少交点税，表决选众议院议员的时候，我们奴隶算人。北方州说你们搞笑吗，你们自己都自相矛盾，这也是一对矛盾。

还有一对矛盾，就是东部州和西部州之间的矛盾，西部州往西一看，广袤的北美内陆，还有大量的开疆拓土的空间，所以他们希望国策要向这边偏。而原来东部的这些州呢，反正他们的疆域已经固定了，那不行，我们是创始人，创始人要握有最大规模的股票，所以将来定的国策要保证我们这些创始州的利益。

你看，这又是一对矛盾。南北、东西、富的和穷的，大的和小的，乱成一锅粥。所有的矛盾都要在这个小小的会议上全部解决掉，你说有多难。当然我们可以直接把结果告诉大家，四个月的会议，最后达成了在美国历史上称之为“三大妥协”。

第一个妥协，叫做TheCommerceCompromise就是“商业妥协”。调整了一些双方的一些贸易上的规则。第二个妥协呢，叫TheThree-FifthCompromise叫“五分之三妥协”，就是南方州的那些奴隶们，按五分之三人口折算，变成选民投票，在众议院握有席位。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在美国历史上称之为“大妥协”，甚至有人翻译叫“伟大的妥协”TheGreatCompromise，这是大州和小州之间的妥协。

现在我们看美国政治制度，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众议院是按人口分的，参议院是一个州两个参议员，用这套制度兼顾了大州和小州之间的利益。参议院和众议院双方的权力，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都是在这次会议上定下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已经成为常识的事情，在当时看那就是一大发明，就像今天看香港一国两制，觉得没什么，正常嘛，因为执行这么多年了，但是当时邓小平提出来，这就是伟大的政治智慧。

这都是当时美国的参加制宪会议的这些人通过四个月争吵，定下来的三大妥协。这三大妥协有多难，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但是大家想想，就是一个物业小区，关于停车位的问题，关于卫生费的问题，关于电梯怎么修的问题，很多小区吵成一团，这才多大点儿事啊。何况那些背后有民意，有自己家乡父老支撑的那些代表，怀着满腔的爱国，当然比爱国还要重要的还要浓厚的这种爱州的这种气氛。因为美国人第一认同是自己的州，跑到那儿，捍卫自己的利益，那个矛盾怎么解决？怎么解决的？靠制度，靠开会的艺术。所以我们今天不讲他们开会的具体的过程，要想知道，可以看这本书，易中天老师多年前的著作。

我们今天就讲讲，他们是怎么达成妥协的。第一条，他们有一个主席的设计，这个主席是谁呢？华盛顿，当之无愧就是他。其实华盛顿刚开始是不想来参加这个会，因为他有点心灰意冷，觉得你们搞得一团糟，我们开国元勋打下来的江山，你们现在搞这个，把我再拖回那个烂泥潭去，我不去。后来他的小伙伴们，像麦迪逊，就拼命劝，说你不来不行，你不来，我们本来开这个会，前面讲的，就不是名正言顺，你一来所有合法性问题就解决了。大家都服你，所以你得来，这个国家你一手草创，你不能眼看着它烂下去，把华盛顿最后说服了。好，来。

当这个大会主席，而这个华盛顿当主席跟别人当主席也不太一样，现在你到很多企业去，机关里去，主席那是什么位置，最高权威。最高权威讲一句话那还得了，要不他先说，给大家做报告，要不他最后，我来总结两句，最后把千面人全给否定了，按照自己的一套讲。

华盛顿当这个会议主席，从头到尾就没说话，正式发言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开会第一天，他宣布大会开始，做了一个简短的致辞。第二次是大会结束那天，问问大家，你们看一堆会议记录，这怎么保存呢？大家给出个主意，还有一次是会议快到结束的时候，这是他正式发言。因为当时又为众议院是三万人选一个议员还是四万人选一个议员，又有人提出来一个新的动议，华盛顿说，说你看我们坚持了这么久，大家都不容易，这个时候大局不容破裂，这个动议我就赞成，我提议赞成，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所有人一看华盛顿说话了，从来也不说话的人，今天好不容易搞一个提议，也不是什么大事。好，那就通过，全体通过了。华盛顿有记录的正式发言就这么三次。当然还有一次非正式发言，有趣，回头再跟大家讲。而且他这个主席当得也是非常仪式性的。你现在到独立宫去看，有一个雕花的大椅子，华盛顿的椅子，他是开全体会的时候他才坐那儿，只要不是开全体会，什么分组讨论，他就下来，他回到他自己的州。他是弗吉尼亚人，回到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团里去参加讨论，参加表决。只有当时开全体会议的时候，他才会坐到那个位子上，而且一旦坐那个位子上，基本就一言不发。那他一言不发，为什么要坐在那儿呢？这又牵扯到主席这个位置的妙用，当时大家谈了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人不是互相之间辩论。中国人熟悉的辩论都是国际大专辩论赛，对方一辩如何如何，对方四辩如何如何。人家美国人知道这样玩是玩不下去的，因为它会很迅速地滑入意气之争，言语技巧的卖弄。

所以在英美的传统当中有一种辩论技巧，就是大家是对着一个第三方说话。英国现在的议会开会都是这样。你看英国开会那个议会，你觉得他们都快干起来了，因为语速很快，语气很激烈，那个辩论的节奏非常之快。但是好像从来也没有发生我们在台湾的那个所谓立法机构里面，那个大打出手的那个状态。那么为什么？因为英国人有一条就是你们互相之间不许说话，要说对谁说，对议长说。我有什么什么看法，刚才那位先生说的不对，然后就坐下，然后另外一个先生，议长先生我要说什么什么，他都是这种表达方式，所以他就不容易吵得起来。

前不久有一期我们讲罗马的节目，罗马有一个神就是专门调节夫妻双方的那个神，就是因为夫妻双方吵架，到他那儿吵，都跟神告解，另外一个人不许插话，在旁边等着听，夫妻关系就容易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大家也是秉承了这样的一个传统，都是站起来跟华盛顿说，华盛顿反正也不知道睁着眼还是闭着眼，反正不吱声。跟华盛顿说完另一个人再站起来再这样说话。所以就确保了现场叫有权威的秩序，这是这个会场的第一个特色。

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委员会制。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现在你在美国的大政新闻里面还可以听到，什么军事委员会，参议院的什么预算委员会等等。当年美国人就是这么讨论问题的。

任何一个事项我们都先委托一个委员会，他们去起草基本的设想，然后他们这帮专家，对这方面比较擅长的人，觉得讨论得差不多了，再提交到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都是用这种方法。

但是在制宪会议当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一个当时我看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制度设计，叫全体委员会。你想啊，全体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之间没有区别，参加的人都一模一样，但是不一样。全体委员会仍然是委员会，这个讨论的气氛可以相对松懈，大家可以讨论争执得激烈。而一到全体大会的时候，所有人正襟危坐，用比较正式的程序开会，那这个分别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要倒，就是要倒到英国人当时的设计。

英国早年间王权还是很盛的，国王在那儿一坐，大家甭管你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你互相之间讨论问题，那皇上一旦怒了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呀。但是后来王权就衰败了，所以议会开会的时候国王就不来了。不来吧，但是总得有个象征，所以就把王杖搁在这儿，权杖搁在这儿就是权当国王还在现场，这个时候就叫全体会议。

那如果发现有些问题实在讨论得在全体这么正式的范围里不好讨论怎么办呢？议长就把权杖收起来，说国王不在，现在你们说什么都可以了，大家放松点儿讨论，这叫全体委员会。

大家吵，吵完了之后达成一个共识，好！议长把王杖掏出来往桌上一搁，现在开始表决，这叫切换到全体会议。那华盛顿在制宪会议的现场就扮演了这个权杖的角色。虽然他跟那个木头棍子一样啥话都不说，但是他在和不在，现场的氛围的调解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制度的设计是为了尊重少数精英对特定领域问题的发言权设定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制宪会议的第三个有趣的规则，就是允许说话不算数。我们小时候，小朋友之间，哪怕一块糖的事情，那也得“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决策嘛，承诺嘛，你是个人嘛，你总得有个严肃性嘛。哎，人家制宪会议不，任何想法你要你觉得回头觉得不合适，我那天投那赞成票不对，这事儿我们是不是再议啊，大伙儿要是同意，那还得再议。

据我们看到的材料，其中有一项动议被反复表决过七十多回。所以可见，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当时的场景。那你会说这不是拖慢了会议的效率吗？对！但这也是一个非常有长远眼光的一个规则。你想，所有的代表又不是今天的省委书记，能代表全国人民向中央表个衷心，他们不行的，都是议会选出来的代表。

如果他们投的赞成票，从长久看因为没有深思熟虑，违背了伤害本州人民的利益，他们回家没法交代的，而且这个宪法文本不管现场哪怕百分之百的通过也没有用。各州的议会还得再表决，再批准。所以一定要给大家留下返回的机会。

而且我们平时说服过人的人都知道，一时间设计一个氛围，设计一个气场，让某一个人很委屈地，甚至是违心的答应某件事是很容易的。但是你放他回家睡一觉，第二天早上擦擦眼睛想，不对呀，昨天晚上那个事说错了呀，对吧。他不心服口服，你就不行。

美国这部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二百多年只有一些修正案，原来的宪法的文本一个字没动过，所以它是一个用林达的说法，它是一个设计得非常精美的，是人类智慧的一个结晶的政治机器。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现场允许大家反悔，只是寄望于大家一时头脑发热写一个赞字，没有踩，其实是没有用的。它是一个像矗立在那儿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一个政治建筑物，你就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和有宽容性的规则来对付它。

好，这就说完了现场的一些规则了。其实最后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罗伯特这个人是个军官，他不是生活在制宪会议那个阶段，他是19世纪60年代的人，他写这本书是因为当时美国很多民间社团兴起，大家都说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可是怎么开会？不懂。确实，今天我们到一些中国的小区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就是业主委员会里面，你看看那个开会，乱成一锅粥，大家其实并不会开会。所以罗伯特这个军官他就把从制宪会议开始，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关于开会的一些规则，成型的经验积淀下来，形成了这本书。所以很多NGO组织，或者你想做一些线下社群，大家怎么开会，怎么达成共识，这本书是必读的读物。当然这本书第一版翻译，你猜译的人是谁？孙中山，当时他把《罗伯特议事规则》简约译了一版，叫《民权初步》，所以在中山先生看来，想搞民主，学会怎么吵架，怎么妥协，那也是第一步。

刚才我们说了，美国人开立宪会议，定下来一整套开会的规矩，包括后来的美国宪法，其实也就是一套规矩嘛。出来之后，全世界人民都很羡慕，包括我们中国人民。在晚清末年那几年，大家喊的都是立宪，立宪。我们觉得就是要学美国人，搞出一套规矩来，大家都按规矩来，世界不就成了天堂了吗？当然，这套实验在中国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中南美洲很多国家也都羡慕美国人，很多中南美洲国家的宪法，都是照美国宪法一个字一个字抄的，但是后来的结果又如何呢？

可见，光有规矩是不行的，关键看执行规矩的人是谁。说到人，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我们所有叙事里面，有一个人不在。这个人既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后来又是美国的第三任总统，华盛顿将军忠诚的合作伙伴，居然在这么重要的历史事件里面他没露面，这个人是杰斐逊。杰斐逊他真是来不了，这个时候人家出差去了，去法国巴黎当美国第一任驻法国公使。他在法国，其实一直密切关注着立宪会议的进程，包括他拿到了立宪会议代表的名单，看了一眼之后，杰斐逊说，这批人不得了，这是一批半神半人的人。这个评价出来之后，对于美国舆论那是有重大影响的，杰斐逊说的。

所以立宪会议这个好像不太合法的这么一个会议，因为有了这么一句话，也获得了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在舆论上，当然这也说明了一点，就是参加立宪会议的这些人确实是美国当时精英的精英，是得到一个全社会共识的一帮人。所以下面，我们就说说这帮人。

我们先来打个比方，一个班同学毕业多年之后，大家岁数也大了，也有点小成就了，我们组织一个同班同学会吧。这个同学会有搞得好的，有搞得不好的。如果是一个搞得好的同学会，通常来说，这个会里面得有这么几个人，包括其他的民间组织都一样，得有这么几个决策的人。

首先得有一个权威，比如你要搞同学会，最好把原来的老班主任，大家都喜欢的老师叫来坐镇，在他面前，即使吵闹，不会翻脸，人都有份面子嘛，有权威在。

第二呢？得有一个好班长。这个班长是做各种各样建设性的安排的，推动整个组织往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人。

第三，得有一个不讲情面的人，这个人他在关键时刻能冲出来，敢当反对派，因为同学会嘛，大家也没有什么现实的利益，不就在一起聚一聚嘛，对吧。但是有些东西你要想长久地发展，比如说开会迟到罚款，定这么一个规矩，谁来执行，就得有这么一个不讲情面的人，他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大家都不好意思说的反对意见。

第四个呢？最好有一个班花，在上学的时候，男同学都对她打过主意，心里都多少有那么点小动静，但是多年之后，只要这个班花姿色不要凋谢得太厉害，在这个同学会当中，还是有重要的粘合剂的作用。每当大家聚会的时候，大家打听小芳在不在啊，小芳在，大家来得就勤点，至少有这么四种人。

你就说贾府里面，对吧，得有老太太，威望很高，在上面镇着。贾政，一家之主，推动规矩的建立。王熙凤负责得罪人，还不行，驳回，对吧。但是还不能缺像薛宝钗这样的人，来弥合各个方面的关系。所以这四种人，是一个民间社会想达成共识不可或缺的人。

在立宪会议当中，1878年的立宪会议当中，我们找来找去，这四种人也都有。那个扮演老班主任的那个人是谁呢？当然是华盛顿。人家有威望，虽然他不说话。对吧，华盛顿的威望到了什么程度，在立宪会议当中有一个小插曲。有一个叫莫里斯的，这人是愣头青，性格也比较疏狂。但是他后来是美国宪法落在文本上的一个执笔人，所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这个人有一天跟这个汉密尔顿打赌，汉密尔顿就是美国那个第一任的财长，汉密尔顿说，你敢不敢过去拍将军的肩膀，将军就是华盛顿，那莫里斯说这有什么不敢的，拍个肩膀嘛，看我的，就过去了。华盛顿正坐在壁炉面前跟别人谈事，他过去一拍肩膀，将军你好。华盛顿就回头看了他一眼，啥话也没说，接着谈事。

莫里斯后来在自己的笔记里写，他说我从来没有为打赌，为了赢一个赌注，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他就看我那么一眼，我就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下去。华盛顿的人格魅力就到了这个程度，叫不怒自威，甚至是不言自威，就到这个程度。所以他的存在对于整个立宪会议，虽然那么多争执，但是大家没有破局，是非常重要的，叫擎天一柱的作用。

那第二个人，这个好班长。对位到立宪会议当中是谁呢？就是麦迪逊。麦迪逊号称“联邦宪法之父”，他起的作用非常大。而且他在美国立国的早年的政治生态当中，也是一个枢纽性人物。你看，他自己是华盛顿的小伙伴，然后在亚当斯政府里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后来娶了一个媳妇，这个媳妇姿色也很好，也会社交，亚当斯嘛，老头没媳妇，所以当时的白宫女主人这个角色，有时候就是麦迪逊的媳妇来担当的。后来杰斐逊，杰斐逊是第三任总统，这个麦迪逊是他的国务卿，所以杰斐逊卸任，他当了两届美国总统。而且他卸任的时候，又把自己的小伙伴，他的国务卿门罗，扶植成美国总统，当然不是任命。但是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让门罗当了他的总统。所以早年间，美国二三十年的政治生态，跟这个麦迪逊是有重大关联的。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性人物，而他个人在立宪会议当中也扮演了这个角色。他是杰斐逊的小伙伴嘛，杰斐逊从法国找了一堆关于政治思想的资料寄给他看，研究。然后在立宪会议之初，他就提交了所谓的弗吉尼亚方案。你不要小看弗吉尼亚方案，弗吉尼亚方案当然带有强烈的代言大州利益的这样一个色彩。但是后来的美国宪法文本，你看除了关于大州小州这个利益博弈，把这个方案改了一部分之外，剩下的很多的细节的设计，都是按弗吉尼亚来做的，而这个方案的起草者就是这位麦迪逊。

麦迪逊对美国宪法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他记录。虽然现场有书记官，但这个书记官一个是年轻，政治的威望也小，然后也没有那么强的历史责任感。而麦迪逊不一样，他不仅记录每一句谈话，每一次投票结果，每一次投票结果谁投了什么票，都是有着详细的记录。而且那么繁重的白天的工作，晚上他要回到小旅馆里，把这些东西再整理出来。他也是开国元老当中活得岁数最大的一个人。他临死最大的遗愿，就是把所有这一批当年立宪会议的记录出版发行，现在也有了中文版，叫《辩论》，是很厚的一本书。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是麦迪逊。他是推动整个规矩建设，做建设性的引导的这样一个人。

那第三个人，我们刚才说的不讲情面，就是王熙凤，他是谁呢？这个人叫乔治·梅森。乔治·梅森这个人他也是建国一派的元老，但是他在立宪会议里面发言次数也非常多。但是他就扮演了一个坚定的反对派，就是不同意不同意。到最后不同意到什么程度，他生生就没有在这个宪法草案上签字，而且会一开完，他就掉过脸去回到自己的州。然后从此致力于反对本州议会批准宪法草案的工作。

他就激烈到这种程度，那你说他为啥呢？为了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这份宪法草案没有权利法案，就是没有规定下来，对公民的权利的保护。现在美国人天天喊的人权，老百姓有这个权，那个权，对吧，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后来在第一届国会开会的时候，对宪法做第一到第十修正案修订的，就叫权利法案。而这个权利法案的推动者，就是这个乔治·梅森。他在开会期间扮演反对派，开完会仍然扮演反对派。但是这个反对派就是所谓西方政治传统当中的，叫“忠诚反对派”，就是我是为了让这事成而反对，而不是掀桌子，让大家所有的人都玩不成这种反对。所以他的反对最后结成的硕果，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你看，这就是反对派的作用。

那第四个人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班花，那个有魅力的人。在现场也有这么一位，当然他不是女性，而是当时现场上岁数最大的一个老者，就是在美国可以说威望一点儿都不逊于华盛顿的老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这个时候岁数已经很大了，81岁。而且他在美国，他可不像华盛顿光是一个军人，光是一个政治家，富兰克林既是作家，还是科学家，我们现在那个避雷针就是他发明的，到现在避雷针的原理和形状，跟富兰克林发明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区别。他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然后这个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德高望重，坐在会场上行动也不太灵便。然后讲话中气也不是很足，慢条斯理地讲，所以他很多发言都是写好稿，让别人给代念，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在现场的作用非常大在哪儿？就是他用他的那种老者的方式，用一种独特的魅力，在经常发生破局的时候，来起一些作用。

这种作用不是说看在老朽之面，这事儿听我的，就这么办。人家不说这话，他往往是插科打诨，或者是给大家讲一个段子，或者是讲一点让大家跳出眼下的情境，来想一些更深远，更广大的事情。比如说他在会议当中，他经常玩这一招，一旦吵得实在是不行了，富兰克林就会提议，要不我们每天开会，早晨的时候请一个牧师，带领我们做一些祈祷好不好。虽然后来有人说不行，没有这笔预算。但是他经常那么说，其实他言外之意就是，这都是为一件千秋大业，是为了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自己的选民负责，对上帝负责的事情，对吧。你们吵成这样是什么。所以富兰克林就及时地把上帝这个词提出来。

大家想想也是，眼下为这点儿利益不值，所以又重新坐回到会议桌前，富兰克林讲的在整个立宪会议之间。我举得他讲的最漂亮的是这么一段话，这段话可就不是插科打诨，也是有一次实在是谈崩了，小州恨不得就是说不开了，走了，再这样开下去，别说这个立宪了，连邦联我们都退出，就已经闹到要分裂的这个关口了。富兰克林出来讲了这么一套话，他说我这个人哪，岁数活得越大，你看老同志他就是能说这种话。“我岁数活得越大，我就越知道一个道理，就是上帝总是管别人的事（言下之意就是自己的事得自己管）。我们这帮人在这儿开会，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机遇。如果我们在这儿把这个会开败了，没有搞成，这会给全人类带来一个绝望的先例。人民再也不会相信一帮人，靠自己的智慧能够成立和设计一个政府。从此之后，人类只会靠冲突、战争、征服，偶然性的运气，来成立自己的政府。”

说完，老头就下去了。你想，给现场代表什么心态？那就构成了压力。对呀，如果我们这帮人都玩不成，意味着此路不通，乖乖再坐回到会议桌前。你看，富兰克林起的就是这么一个作用，班花。他不讲应该怎么办，他就靠自己的魅力，当定海神针一样的戳在这儿，让大家这个局面不破坏，不能最终分裂。

讲完了这四个人，你看，这一个好的同学会的配置就全齐了，有老班主任华盛顿，有班长麦迪逊，有坚定的反对派乔治·梅森，还有那个班花富兰克林，所以这一台戏它怎么唱都坏不到哪儿去。

前不久，也就是2014年2月22号，我们特地挑这一天，史上最二的一天。我们办了一个“罗辑思维霸王餐”活动，有的地方就搞得特别好，什么成都、长沙、上海、青岛、大连、广州、深圳，都办得特别好；有些地方办得就不是很好，那区别在哪儿呢？你事后分析发现非常简单，办得好的地方就是有一群人带着主人翁精神，自己去操心，自己去操持，而且都是我们刚才讲的四种人格在里面的配置。而办得不好的地方的人呢？就觉得这是别人家的事，这是已经被安排好的事，罗胖子让餐馆老板请我们吃饭，那我们就去吃吧。起一个大早，抢一个十人台。真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北京就有一个小伙子，还是一个研究生呢，抢了一个十人台，然后那天去看，就我一个人，就坐在那儿，清汤寡水，餐馆老板也不满意，对吧，因为人家宣传品牌的作用也没有起到。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如果我在现场，我就特别想跟我这个小伙子讲一句人家富兰克林讲的那句话，二百多年前讲的，“上帝只操心别人家的事，你自己参加的事好不好，自己负责，你自己参加的事好不好，自己负责”。

刚才我们是用最粗的轮廓为大家描述了美国制宪会议的过程，但是问题来了，《罗辑思维》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呢？给当代中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上一期我们讲的是魏忠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治当中最缺的就是妥协的精神，那这一期我们讲了这么多次妥协，是不是我们就立论在妥协，就到此为止了？

不，妥协嘛，中国人都会，和稀泥，对吧。我们关键是要透过“妥协”这两个字，看到民主的一些被掩盖了的真相。关于民主我们有很多共识，但这些共识未必就对。今天我们借着立宪会议这个话题，我们讲两条：

第一，很多人都以为，民主就是多数决，就是听多数人意见，对吧。100个人里面51个人吃寿司，今天大家都去吃寿司，吃涮羊肉的就不行，就是这个道理，对吧，很简单。但这种民主是多粗放的东西，是古希腊人都会的东西，大家说把苏格拉底弄死，大家一投票就把老头弄死，就完了，对吧。

现代社会的民主比这个要文明得多，高明得多，也进步得多，而这种进步就是从立宪会议这样一步一步地积累出来的。那些开立宪会议的人来了，到会场，很少谈民主的，你在他们会议记录里找不到“民主”这两个字。而大家说得最多的，恰恰是对所谓多数人暴政的担心。他们为什么要开这个会、立这个宪法？就是为了扼制住那种民主，那种本能当中，那种凶暴的力量。所以我们才要立一套规矩，包括他们自己开会，也充满了这种精神，就是对少数人，请注意，不是多数人，是对少数人的利益和意见的尊重和关系。甭管是大州尊重小州的利益，还是年长者，德高望重者尊重那些毛头小伙子的意见。

在立宪会议过程中就很明显，在美国宪法的文本中，也充分地体会了这种精神，所以民主不是多数决。民主是在尊重和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在某些特定领域使用多数决原则，所以这是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吧。

第二，民主是一种理想吗？是一种好东西吗？最近几年有个词，叫“民主是个好东西”。是，是好东西，但是立宪会议的过程更加告诉我们，民主是一个技术活。对，有的国家搞民主就是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现在在世界上也有这样的例子的，对吧。

民主要想成为一个好东西，关键它得是一个好产品。好产品就得有好的工匠，好的设计者。民主不是所有人参与来管理这个国家就完了，它有些更细部的设计。这个东西在制宪会议当中就体现出来了，其实就在制宪会议开完之后不久，过不了几年，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

在大西洋的彼岸，又搞了一次立宪会议，那是法国人的立宪会议，那个里面是一个什么状况？所有的民众都涌进国会教堂里面，议员在那儿参加讨论问题，民众也在呼喊，议员也在喊，老百姓也在喊，同时会场里多个声音在回响着。所以后来法国人不得不搞了一个规矩，这规矩你今天听见都可笑，他们说同时只能有四个人说话，你说这种会堂怎么讨论问题？而且民众对于这种设计的技术活的这种介入，经常是突如其来，甚至是用最凶暴的形式。

比如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后来被砍头的那个，就是开着开着会，一帮民众冲进去，逮捕了，宣布逮捕了，把国王然后过几天就上断头台了。然后把那个什么，他们发动一次政变，说冲进议会，把吉伦特派说有二十几个议员，这是反对议员，现场逮捕。然后拍下一纸命令说，这个就按我们这个来表决，今天不表决，你们就甭想出去，这也是民众对于民主的参与。

在这种情况下，哪还有技术活的身影啊，哪还有那些职业的政治家，职业的工匠，政治工匠的设计的能力的体现呢。

而在美国的制宪会议里面，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这种东西，就是职业的归职业的，设计和民众要有一定程度的隔绝，就是专心让他们办事。所以刚开始我们就讲，开制宪会议的时候，门窗是锁死的，再热的天我们也不能让别人听见我们，不能让报纸听见我们，把我们的讨论给报道出去，形成舆论压力，然后干扰我们的讨论，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现场。

在制宪会议过程当中，曾经有一个小细节，华盛顿我们不是前面讲说还有一段话说了，我们留在后面说，就是这段话。华盛顿有一次非正式发言，有一次早上，他开完场之后，他说，拿出一张纸。他说这是昨天晚上某位先生丢在现场的会议记录，幸好是我们的人捡到了交给了我，这个东西如果被记者捡到了报出去，那就跟我们的保密原则相反，如果这些东西被媒体打听到了报出去之后，对我们的会议进程是毁灭性的的。各位先生，你们想到没有，所以今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然后把纸往桌上一放，自己走了。

据当时现场人讲，所有人既羞愧又震惊，因为华盛顿就是这样，平时不说话，说就是几句重话，而且不用用很重的口气。所以在当时参加会的人后来有回忆说，在那个费城那个时段里面，充满了一种鬼鬼祟祟的气氛，大家保密。

所以大家会说，一个民主社会，咱们为国家制订宪法，这应该在人民大会堂开的一个东西，应该向全国人民直播的东西，为什么鬼鬼祟祟呢？对，因为民主是一个技术活。

说完今天这个小故事，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的，不是民主该怎么办，而是民主也许不是大家平时所想象的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