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期：胡适的百年孤独

欢迎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大伙儿唱首歌：“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这首歌它的曲调很多人很熟悉，因为中国很多大城市的洒水车用的都是这个调，但是它又是一首什么歌呢？它的名字叫做《兰花草》。这首歌的命运和它的词作者胡适几乎一模一样，是中国人生活当中熟悉的陌生事物。为啥这么说呢？你想想看，胡适的大名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你一旦具体追问，他到底干过什么呢？他好像是民国时期一个著名的教授，著名的思想家，可是他的思想又是啥呢？在建国后他被批得那么臭，那请问他干过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呢？近几十年，胡适又被翻案，供在了民国文化名人的圣坛上。那请问，他为什么拥有这么高的学术和思想地位呢？这些东西，似乎大家都很陌生。好，那这一期罗辑思维我们就给大伙儿聊一聊胡适其人。

那为啥大家对胡适比较陌生呢？这还真不怪我们大伙儿，要怪，就怪胡适老人家自个儿。因为你的身份无非是两个嘛，第一个是学者，第二个是文化名人。如果从学者这行讲，那你得有一个立身之基吧，你说你干嘛的吧。你比如说在民国的时候，罗隆基、张君劢，这是政治学家。什么丁文江、李四光，这是地理地质学家。什么梁思成，这是建筑学家。你总得专精一行吧。可是胡适呢，一生跑来跑去，窜来窜去，很多学科都有他的影子，可是就像他的同乡后辈史学家唐德刚讲的那样，他仅仅是一味甘草，就像在中药里面的甘草，它可以入药，可是你说它在这副药里有多大作用，还真谈不上，它只不过给你提提味而已。

胡适在很多领域都有开创之功，但真要说多大的学术建树，还真就谈不上。而且你作为一个学者，你拿啥来证明自己的学术地位呢？那无非是皇皇巨著，著作等身。可是胡适，胡适文集，那倒是皇皇巨著，很厚。可是你这里面真正成体系的学术著作，说来说去也就一本，叫《中国哲学史大纲》，而且说得不好听点儿，它只有半本，因为只写完了上卷，下卷没有，所以当时的人就嘲笑他，哎哟，太监一个，只有上面，没有下面。这是当时人就这么说的。对呀，你再看另外一个身份，文化名人，文化名人嘛，随时代之潮流而起伏，那说白了，文化名人想在历史上留名，你得靠你的社会政治立场，请问你是左派呢，还是右派呢？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的很多民国的文化名人，往往都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而在历史上留下地位，你比如说左派，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这都是什么人？这都是响当当的左派，是用笔为枪来批评当时丑恶的现实的，可请问，这样的批判的队伍当中，有你胡适的影子吗？你跟我们左派完全不搭调，你面目模糊，所以这就很难怪，我们中国人在脑子里面，是找不出一个格子把你胡适两个字放在里面的，你就别怪我们记不住你嘛，你就别怪你面目模糊嘛。

胡适是我们安徽老乡，前辈，安徽绩溪人，他是26岁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归国之后立即在北京大学当了教授。哎呀，北大教授，那还了得，光当时他的月薪，200多块大洋。200多块大洋什么概念呢？你想，当时同时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同志，月薪是8块大洋，这个差别就这么大。200多块大洋的购买力，当时非常惊人。在北京城内，租一整套四合院，十几间房的那种，月租金不过10块大洋，你即使是把什么老妈子、仆人全部雇齐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20多块大洋。所以200块大洋的月薪，那叫超高工资，是金领阶层。所以可见，这就是胡适当年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地位。

你26岁的人，获得这么高的社会名望和地位，可请问你的学问又如何呢？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个26岁的人，他又能高到哪里去？尤其他的教育背景和训练背景又是两截的。要知道，你前半生受的可是中国的那种八股文的科举教育，你只不过是在美国读了几年书，那你的西学功底又能好到哪里去？岁数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铁杆子，你没有活到那个岁数，你吹嘘你的学问又多大，那真的是谈不上。尤其是胡适回国，他为什么能有那么高的地位？因为他提倡白话文运动，就是把文言文变成大白话。大白话可不是胡适创造的，其实从宋代以前，开始就有白话，只不过我们在纸上不那么写，所以胡适无非是把一种民间文化给它正名，把它搬到皇皇的学术殿堂之上，他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当时的很多老学问家、老学者，看不上他。比方说当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叫黄侃。黄侃这个人在国学界那地位极高，而且他还吹过一个牛，说我30岁之后不读书，因为所有的书读完了，但是我50岁之前我不写书，因为岁数没到，写书那叫害人。当然黄侃后来命不好，他50岁生日那天喝酒喝多了，然后没几天就死了。所以黄侃一生也没有留下什么皇皇巨著，但即使如此，黄侃一生光在十三经那个著作旁边，写的自己的蝇头小楷的批注，就已经是不得了的文化名著。毛泽东的故居里面，毛泽东从图书馆把这两本书借回到自己故居，翻看了一辈子，临死也没还给图书馆，可见这本书当时的学术价值有多高，这就是黄侃。

黄侃这样的人怎么看得起你胡适呢？你搞白话文，所以当时黄侃就嘲笑胡适，说搞白话文，白话文这个东西有效率的呀。比方说，你胡适的太太死了，给你打电报，怎么写？用白话文，“你的太太死了，你赶快回来”，十一个字。我们搞文言文的人最多四个字“妻丧速归”，光打电报你就比我们花钱花得多，你还好意思搞什么白话文。

确实，胡适当时的很多学问都处于草创时期。草创艰难嘛，而且草创往往是很简朴的一种学术，比方说胡适写的一本传记，叫《丁文江的传记》，这在我们今天看，也是啰嗦地要死，你直接叫《丁文江传》不就完了吗？当时的主张文言文的人说，对呀，这就是文言文的笔法呀，《丁文江传》多简洁，多典雅。什么叫《丁文江的传记》，你也不嫌烦。所以当时真正搞国学的人是看不起胡适的。

那搞西学的人又怎么样？他们也看不起胡适。比如说当时北大有一个老怪物叫辜鸿铭，他其实从小就是受的整套的英国文化的教育，他是在成年之后，突然一下子开始倾慕中华文化，再来到北大当教授。他就看不起胡适，说，什么，就你还教英文，你见过好英文吗？你那学的叫美语，是美国的俚语，是一口苞米碴子话，真正典雅的英文你见都没见过。什么，你还好意思教哲学，知道什么叫西方哲学吗？如果你不懂希腊文，不懂拉丁文，不懂德语，你还好意思在这儿教哲学呢，你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据当时一个北大的学生后来写的回忆录记载，当时哲学系的几个教授分头带研究生，一个班一共16个人。其中马叙伦，当时民国的一个著名的哲学教授，教老庄，胡适教的是墨子。研究生嘛自由选课，16个人中15个人全部选了马叙伦的课。只有一个人是班长，实在不好意思，看胡教授这儿一个人都没捞着，不得已，报了胡适的课，所以这就是胡适当时真正的学术地位。

再比如说，当时北大有一个教授叫陈汉章，这个人外号叫“两脚书橱”，你听听看，多大的学问！他跟胡适带同一门课叫中国哲学史，他就能做到公然在课堂上跟学生嘲笑胡适，说胡适不通、没学问。他说什么叫《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是你胡适的著作。什么叫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怎么会搞出一个大纲的大纲，可见这个人没学问，不通。

隔了这么多年，我们不去介入老先生们关于学术的那些争论。但从这件小事也可以折射出，当时胡适的那些教授同事们是看不起他的。

那胡适到底有没有学问呢？我们平心而论，胡适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但是他没有很大的才情。就比如说写诗吧，他跟后来的现代白话文的大家，像郭沫若这些人相比，在才情上那差得太远，他不是那种很有灵气的那种人。但是他毕竟有开创之功，用胡适自己的话讲，他说我叫“提倡有心，但是创作无力“。这不是我们黑他，他自个儿说的话。

确实，当时他出了中国人第一本白话文的诗集《尝试集》，这本诗集如果你有兴趣打开看，我保管你看不了几页，你会笑出声，因为它有的句子实在不像诗。比方说当时很著名的一句叫“匹克匿克到江边”，啥意思呢？啥叫“匹克匿克呢”？原来他把英文野餐就是“picnic”这个词直接音译，然后翻到中国的白话文现代诗里面，那还成何诗体呢？

再给大家背一首诗，胡适当时很著名的现代白话文新体诗，叫“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只忽飞还，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无心飞上天，天上好孤单”。你这听下来，跟当代的那些口水歌，甚至水平还要差一点吧，对，这就是胡适当年创作的诗。

胡适这个人在学术史上，确实好像没有太多可观的成就，当然后来他也给自己一个解释。他晚年的时候跟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唐德刚私下谈话的时候，他举另外一个人的例子。他说梁启超，他说你看梁启超，现在流传在市面上的甭管说书信、文章、手稿，可能有几万件，但是每一件你拿出来看都非常好，他说为啥？因为梁启超出名太早，所以他后来都知道，自己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会流传出去，都会被后人仔细地用放大镜去研究，所以梁启超后来就不敢随意地落笔写字。唐德刚说，这就是胡适老先生的夫子自道。他其实后来为什么《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了上半部，没写下半部啊？因为他成名太早，他不敢对千秋万代负责，如果材料上稍微有点站不住，他举得不能做出当时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他就望而却步了，他就不搞了。

所以你看，过早成名对于一个没有太多才气的胡适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负担。所以后来胡适的学术生涯真的就无足可道，包括他后来晚年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一本叫《水经注》的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老师跟我们去嘲笑胡适，说胡适，因为他搞什么都不行，所以最后他就灵机一动，他去搞那些没人搞的东西，比如说《水经注》，研究什么戴东原和赵翼当时的一些在学术上的公案，他研究的这些东西没人研究，所以他就是这一行的老大。所以你看，胡适没有什么学问。那今天我们《罗辑思维》讲胡适，难道真的是要捧出这么一个结论，胡适没有什么学问吗？大大不然。

刚才我们给大伙儿聊了一个在学术上位置很尴尬的胡适，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在政治上同样位置很尴尬的胡适。胡适这一生活了71岁，可以说，经历了四个时期：有皇上那会儿，有北洋军阀那会儿，有蒋委员长那会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十几年。有皇上那会儿他岁数还小，当然谈不上什么政治态度。他学成归国，赶上了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一个尾巴。要知道，北洋军阀对他可不薄啊，他一个月200多大洋的月薪，可都是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发给他的。可是胡适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动不动就写诗推翻这个政府，北洋政府拿他也没办法，只能大不了查封一下他主办的杂志，人家毕竟是名教授嘛。后来北洋政府又灵机一动，说这么着吧，发你一个勋章，当时最好的嘉禾勋章。胡适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就登报声明，说最近说有人发给胡适这么一个人嘉禾勋章，对不起，如果是发给一个同名同姓的人，我没什么话说，如果发给我，我是不要的。你看，这是铁骨铮铮的反对派。

但是后来大家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泾渭分明的两种政治立场：要不你跟共产党走，你是左派；要么你是国民党反对派，你跟蒋介石走。胡适这个时候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就变非常的微妙，可以说他跟国民党之间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你要说合的这一边，他确实一度甚至跟国民党简直就要合流了，为什么？他差点当了国民政府的总统。1948年的时候，你听着这距离1949年很近了，但实际上1948年初那个时候三大战役还没有打响的时候，国民政府的败象还没有完全露出来，国民党蒋介石那个时候还热热闹闹办总统大选呢，说抗战结束了，军政训政时期结束了，我们开始宪政选总统。

3月25号左右，蒋介石就跑去跟胡适商量，说要不这总统你来，我就要实权就可以了，我当行政院院长。胡适说不不不，我不去。话是这么说，可是胡适在私下留下来的一些谈话，包括其他人的回忆录，其实胡适当时是心动了。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如果皇上和宰相这两个位置让我选，我选当皇上，我可能比较合适，这宰相具体做行政事务官员，我不太合适。那意思说，以我老人家的威望，以我跟美国人民的关系，我当当这皇上，当当现在这总统，也许还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他甚至在3月25号，自己的日记里还写到，说蒋公的这次邀请看来还是比较诚恳的，虽然我不太愿意。当然这几天他的态度也出现了好几次摇摆，但是到最后，4月5号的时候，他的一个好朋友，当时国民政府跟蒋介石走得很近，也是一个学者叫王世杰。王世杰就帮蒋介石带话给胡适，说这事可能不成了，因为蒋委员长在中常会上就是国民党当时的中央委员会上，把这事提出来了，说让胡适当总统，所有人都反对。这个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你想，大家为什么反对？你想，蒋介石的嫡系、跟蒋介石好的人，那当然反对了，老爷子，还是你干嘛，多好。那些反对蒋介石、愿意看蒋介石笑话的人，像李宗仁这些人，他们当然也反对了，你把胡适弄去当总统，你当行政院院长，出了责任你不负责任，让人家一个书生负责任，门儿都没有，你接着当总统呗。

所以我相信，当时蒋介石即使是确有这个初衷，这件事确实也是办不成的。所以你看，胡适一度离总统的大位是如此之近。当然，后来我们这期节目的策划刘学先生，他最近看了一些史料，他跟我讲，他说也许胡适当时是不高兴的。因为他发现胡适的日记在4月5号之后，居然中断了几天，没准儿说明老人家这个时候心情很不好。所以你看，一个知识分子这个时候他的心态是足堪玩味的。

那蒋介石跟胡适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对胡适生平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应该知道，蒋介石在胡适1962年死的时候，给胡适送了一副挽联，这副挽联叫“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你听这词，蒋介石似乎对他推崇备至，简直把他说成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了，但是蒋介石真的对他是这个态度吗？我们这期节目的策划人刘学先生给我们看了最新的一些史料，真的是最新的，因为蒋介石日记公开就是这几年的事情。在1962年胡适死的时候，蒋介石当晚在日记上写了几个字“胡适暴卒”，就是突然死了。你听这口气，这可不是国家领袖对这个国家他很推崇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口气，紧接着，蒋介石在日记里写，说胡适之死是革命思想和民族复兴思想为之除一障碍也。天哪，你听着心里拔凉拔凉的吧。对，在蒋介石看来，你胡适就是个障碍，平时我也扳不动你，现在你死了，正好除一障碍，早死早好。

其实胡适和蒋介石貌合神离已经是很久很久的事情了，这最远可以追溯到30年代初，当时在1931年的时候，清华大学师生曾经给蒋介石打报告说能不能让胡适来当清华大学的校长呢？蒋介石说，不行不行，这个人反党。胡适听说之后私下还很庆幸，今天我得一头衔，“反党”，挺好。确实，胡适和整个国民政府的关系，他自己有八个字的原则，叫“国家诤臣，政府诤友”。你听这个词，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我是国家的臣子，这没问题，但对于具体的政府，咱最多是个友，那可是平起平坐。第二，什么友呢？我是诤友，你看“诤”这个字，左边是“言”字旁，右边是一个斗争的“争”，说白了，我是一个经常说不好听话的朋友，我是要跟你争一争的那个朋友。

确实，在胡适一生的言行当中，和政府唱反调的时候，那是多了去了。给大家举个胡适晚年的例子，胡适1949年先是去了美国，那个时候过得很惨，因为他也不是抗战时候的胡适了，在美国威风八面。他那个时候和他老婆，老头老太太在纽约找了一个寓所住下来。用他的学生、同乡后辈唐德刚的话说，在纽约这两个老人简直就是插标卖首，啥意思？就是在脖子后面插一根草标，要卖自个儿的头那意思，太危险了。确实有一次，有一个黑人就闯到他们家里来了，似乎要行凶或者是抢劫，得亏胡适这老婆，这大字不识一个的江冬秀，据说会了一句英文，就是走，GO，老太太冲着黑人兄弟大吼一声GO，那个黑人也吓着了，然后就跑了。所以当时胡适在美国那几年是很惨的，也很寂寞，除了打牌，没有事可干。蒋介石说，那你来吧，来台湾吧，因为我跑到台湾来，也需要你这样的士林领袖来给我背书，给我站台。所以胡适跟蒋介石一拍即合，就回到了台湾。蒋介石对他也很不错，要钱给钱，要地给地，在台湾的南港还给他划了一片土地，给他造宅子，然后还封了他一个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

可是就在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上，胡适给蒋介石当时就一个下不来台。当时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蒋介石刚开始讲话，说你看你们这些文化人，你们总得为我们反攻大陆，复兴建国来做一番贡献吧，你们的学术思想都是为政治目标来做贡献的。紧接着就是胡适讲话，胡适说，总统刚才夸我那些话都不算，他不太了解我，而且他说的这些，我也都不同意。当时就给蒋介石来一个下不来台。据说还有一个小段子，他经常蒋介石抬杠，蒋介石说，哎呀，你这个儿子胡思杜留在大陆，经常批判你，说你坏话。胡适说，对呀，你儿子蒋经国当年在苏联的时候，不也说你坏话吗，但你儿子比我儿子聪明，后来跑回来了，然后又跟着你干。说白了，你儿子是一个两面派等等。

他们俩之间还经常有这些小故事，给大家看一幅照片，这就是那个时代胡适和蒋介石他们俩人的姿态。你从他们俩的身姿，他俩人的眼神当中，可以约莫地捕捉到他们俩的真实关系。所以说白了胡适从来就不是蒋介石的走狗，那我们再来看看胡适和共产党这头的关系。虽然胡适一生，他主要的朋友都在文人圈子里，在共产党这边很少有朋友，但是别忘了，共产党的创始人、领导人毛泽东，年轻的时候那可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胡粉。他年轻的时候写文章，就有这样的论证格式，说这个问题我是怎么怎么看的，你看，胡适教授也是这么看的，所以我是对的。你看，这不就是一个粉丝的口气吗？而且胡适当时提出“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毛泽东马上就办了一个叫问题研究会，列了一大堆问题去研究。他不在北京的时候，也不断地给胡适写信，你看，最近我又在研究什么什么问题，老师你的看法如何如何。包括毛泽东后来在长沙办了一个《湘江评论》，胡适在北京知道了，用自己主办的杂志，也转载了一些《湘江评论》上毛泽东的文章，你看，我们又多了一位小兄弟。所以说白了，这两个人是一个互粉的关系，至少是隔空互相点过一个赞的。

当然了，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这两个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要知道，胡适一生除了50年代之后，就是冷战之后，他说过共产党的坏话，在1949年之前，没有任何一句有据可查的胡适的反共言论，那是没有说过的。他只是跟共产党“不来往，不熟悉，不评论”而已。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奇怪了，那既然他不反共，为什么在1951年和1954年，毛泽东要亲手发动两次对胡适的批判呢？

这个咱们说一句公道话，那个时候的批判，哪里是在针对这个具体的胡适的肉身的这个具体的人呢？那已经是针对胡适代表的整个旧中国的一个思想文化传统了。你想，1949年建国，所有知识分子都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那总得检验一个学习成果吧，怎么检验呢？批判胡适嘛。看你们跟过去的整个的士林领袖，你们断绝关系到什么程度，所以大家写文章批判。据当时三联书店的一个老编辑回忆，说当时的任务就急到什么程度，要出版八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没有任何一个编辑能把八本全部看完，因为是分头编辑，马上出版。那谁看完了呢？远在太平洋对岸的胡适看完了，他买来一遍一遍看，当然那些激烈的批判的词句，就是胡适是一个修养非常好的人，他也不急不怒，他只是说这个批判没有道理，我都替你们着急，这就是胡适修养好的表现。

当然，从这两件事情当中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左也不靠，右也不靠，一直是以一种孤独的政治姿态出现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他自己就说过一句话，说“狮子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才成群结队”。从这句话当中你就可以听得出来，胡适对自己的孤独的政治地位是多么的看重。要知道，他的孤立，他的独存，可不仅仅是对两股政治势力，面对主流民意他同样敢于表达自己的孤立。最典型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大家都在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没错，新文化运动有胡适的份儿。可是五四运动，胡适从头到尾都是反对的，他说学生你上什么街啊，你搞什么政治运动啊，你们应该回到书斋去研究问题，做明天民族的栋梁，不是这个时候去搞什么政治，耽误自己的学业。今天这段话听起来好反动、好冷血、好没有知识分子的热情，人家胡适当时就这么想的，而且敢把它说出来。

更典型的是30年代的时候，胡适对日本人的态度。大家都知道，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要知道这一年距离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还有整整六年。这六年期间，全中国从上到下，从政府到民间到知识界，都面对一个选择，要不要跟日本人撕破脸，正式开干。胡适当时就主张不要打，他坚决地反对对日作战，当然态度有所松动，已经是1935年之后的事情了。他这主张其实也很简单，他说中国和日本人打，就是一个农业国和一个工业国打，是一个前现代化的国家和一个已经现代化了的日本打，怎么打得过？如果打不过，还不如以空间换取时间，这话当然是蒋介石说的了。但是胡适就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承认伪满洲国好了，因为苏联当时也承认了。我们承不承认，它都是既成事实，你承认它，换取一个和平条约，换取我们搞国内现代化建设的时间，等我们养足力量，再打不迟嘛。他当时还举了列宁的例子说，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列宁为了让俄国脱出世界大战，不就当时签了《布列特协议》吗？出让了大批俄国的领土，当时看不也是卖国贼协议吗？但是最后又怎么样，等德国打输了，等苏联的力量起来了，这个领土不又拿回来了吗？你着什么急呢？这就是当时胡适的看法。

很多文化人不能说不这么想，但是敢像胡适这么说的，确实很少。我们在几十年之后再看胡适的这些言论，有的人可能就会说，这不是汉奸言论吗？没错，当时敢这么说的，汉奸言论的，胡适是仅有的几个人之一，但是你不能说胡适就是汉奸。这对他老人家太不公道，因为他不仅不是汉奸，甚至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他在1935年的时候甚至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中国想要打败日本，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日本人和美国在太平洋上开始干一仗。他不仅有了这个判断，而且在1938年的时候，他衔负国民政府当时的一个使命，赴美当中国驻美大使。在这几年期间，他干了什么事？他在美国就是拼命地去挑拨日本和美国的关系，甚至后来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比尔德，他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当中，他就说，日美这两个国家交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胡适到美国当大使。其实当时看到这一点的日本人也有，当时日本舆论就说，胡适到美国当大使，胡适在美国人脉很广，影响很大，这可不得了。现在看来，要对抗和稀释掉胡适在美国的影响，我们日本派驻美国的大使，至少要三个人，而且报纸上当时还开了名单，说哪三个人应该派到美国。可见胡适当时的作用有多大。

胡适在美国那可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不是一个给大家发发护照，发发签证的一个驻美大使。到处演说，那一段时间他拿到了美国各个大学给他颁发了35个的荣誉博士学位中的大部分，每到一个大学他就开始演讲，所有的演讲基本上就是这么几层意思：第一，中国自古和美国就一样，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这说的亏心不亏心啊。第二，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抵抗，就是为自由世界民主世界去抵抗。第三，日本就是法西斯，就是白眼狼，你美国人跟他关系好，就是把他养熟了。第四，日本人，你等着，他迟早要咬你美国一口。这个话还真被胡适给说中了，当时在美国本土认识到这一点的美国人也并不是很多。果然，1941年就爆发了珍珠港事变。你看，胡适这一头孤独的狮子，独来独往的狮子，又一次看对了未来。

那请问，胡适看对了，看准了，仅仅是运气吗？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胡适，那难道我们是想把一个历史夹缝当中姿态很尴尬的胡适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介绍给各位吗？显然不是，我们想要追问的是，几十年前的智者胡适先生，留给我们当代中国人的思想遗产到底是什么？还记得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约三十年前，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领导跑到美国耶鲁大学去访问，会见了当时著名的华人学者余英时教授，我们这位领导就说，哎呀，你看我们也改革开放了，我们的思想也开通了，我们对胡适这个人也可以一分为二了，胡适这个人在学问上是不错的，但是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余英时教授就说，我的看法跟你正好相反，我们觉得胡适在学术上已经落后了，但是在政治思想上仍然是先进的。

你琢磨琢磨这段公案的意味，我们觉得胡适思想当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他这一生反复去讲的那句话“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这话乍一听好犬儒的吧，好没出息的吧。就好像主张大家不要抬头看路，只要低头拉车就可以了。但是你回复到胡适生活的那个年代，你会从这两句话当中读出不一样的意味。

我们先去看第一句，“少谈些主义”。啥叫主义？主义的前身是思想，但是对于信奉者来说，信着信着，它就变得不容辩驳了，所以在这些信奉者眼里，它就变成了主义，对吧。胡适就认为，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东西是不容辩驳的，是天然正确的，我都不信，我至少是疑而后信。所以胡适就讲，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当中，有一个规律，就相信名教，这个名教不是儒家讲的那个明教，是以名词为宗教。虽然中国没有全民信仰的共同的宗教，但是我们都信仰一些大词，比如说礼义廉耻，比如说忠孝节义，这些名词我们都很信。包括现在我们的很多口号都是这样的，某某某是大坏蛋，打倒某某某。好像语言本身就有力量，我不需要给你任何证据，某某某是大坏蛋就可以了，这本身就可以用于迫害一个人了。胡适说，这些东西我都不信。所以在胡适思想当中，有人就总结出来一个词，叫非主义论。就是对一切建构性的不容怀疑的理论，对不起，都别跟我说，我听不懂。

比方说，胡适一生都在整理国故、研究国学，可是胡适对国学是什么态度呢？他反复告诉年轻人，不要研究国学，什么有人教你尊孔读经，这都是想往里揣私货，读经这种事很难的，这些纯粹的学术问题，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去干，我们一辈子也就会干这个，年轻人你们去学习更现代化、更普世价值的科学知识，这是胡适的主张。所以你看，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一些人把国学拿出来，当做天然正确，告诉你不可数典忘祖，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所以什么测字的、算命的、看风水的、卜卦的，这些东西都在国学的旗帜下借尸还魂，而且你还不能说它个不字，人家国学天然正确嘛。

在这儿我们冒着掉粉的危险批判一本书，叫《弟子规》，确实我在很多国学课堂上都看到，要让小孩儿背《弟子规》，学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人们是不是真的看过这玩意儿，你翻开那本书，那什么呀？满纸就写着一句话，小孩儿你要听话嘛，这是多陈腐的思想啊。你只要翻开那本书，那个陈腐气味是扑面而来，但是没办法，由于国学的天然正确，这样的东西就全部都活蹦乱跳的出来了。再比如说一个词“民主”，跟今天一样，民国那个时候，民主这个词也似乎是天然正确。但是胡适就讲，说你们谈的民主，好像要不就是圣贤给我们确定的一套完全正确的政治制度，要不就是有人叫嚣着说中国民智未开，老百姓智慧太差，不能搞民主，你们都在这么争论。而实际上民主是什么？民主不是什么优秀的政治制度，它是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胡适说，我当年在美国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不识字的老太太，那不叫民智未开啊，那不也颤巍巍地跑到投票站去投票。对，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中国想要走上民主的道路，不要去争论什么高大上的问题，就是用一种幼稚园式的民主，就是说白了，就像培养小孩一样，从一点一滴的生活方式入手，去走向民主这条道路。所以你看，他的眼中从来不承认什么高大上的绝对正确，这就是胡适的“少谈些主义”的根本意涵。

胡适的思想还有下半句话，叫“多研究些问题”，胡适老先生自己这一辈子研究的问题其实没那么重要。什么《红楼梦》，什么《水经注》，这对我们今天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他确实在中国思想文化当中，引入了一种现代的科学方法论，我们今天讲一个词叫“独立思考”。那请问，独立思考到底是啥意思呢？我平时在微博、微信上跟很多朋友交流，我发现大家很多人都误解了这句话。大家以为独立思考，就是我跟别人想的不一样，我特立独行，你们说的我都不信，我就这么想，你们怎么着我吧。这不叫独立思考，独立思考的反面就是盲从盲信，是被人骗，被人忽悠，那为啥别人能够轻易地忽悠你，骗你呢？就是因为你没有科学的方法。独立思考指的是，我们按照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用胡适的话来说，就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种思想方法来研究问题。比如说胡适自己研究《红楼梦》，其实在他研究《红楼梦》之前，《红楼梦》已经是显学，只不过那个时候是按照中国传统的那套方法论来，说白了，就是猜测，就是穿凿附会。比如说有人说《红楼梦》，《红楼梦》就是写董小宛的。又有人说不对，《红楼梦》就是纳兰性德的自传。还有人说不对，《红楼梦》是康熙、雍正朝的政治的影响。胡适说，这么说，证据呢？没有证据，胡说什么呀，一边儿去，看我来。

胡适说，那我们就从作者入手，就是曹雪芹到底怎么回事。找大量的史料，反复对比，最后得出这个时代能够得出的一部分结论。所以你看，胡适在史学界的影响，最后造成了所谓的古史辨派。古史辨派就是这样，什么大禹啊，什么商汤啊，这些都属于古史，古史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胡说什么呀，一脚踢翻，重新来。提出历史是层累的建设出来，甚至当时顾颉刚不是提出，说大禹没有证据，大禹也许就是一条虫哦，很多人当时就嘲笑古史辨派，哎呀，瞧他们说大禹是一条虫。但是胡适就讲，说大禹是什么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古史辨派的这种精神，就是怀疑，你们原来说的如果没有证据，哥们儿不信。

再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陈汉章教授，那个“两脚书橱”，很有学问，看不起胡适。他跟胡适同时开中国哲学史这门课，人家陈教授是用一整年的时间，才从传说中的伏羲讲到了三代，因为对于当时的儒家来说，三代是政治思想的最高峰。可是胡适接手这门课之后，他说什么三代，我不知道三代，因为三代没有证据。我要讲，就从《诗经》开始讲，因为《诗经》是中国有确切证据的史料的开端。所以你看，陈汉章和胡适之间的争执，哪里是什么学问大小的争执呢？它就是愿不愿意使用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争执。

说到这儿，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到很悲哀，胡适已经去世那么多年了，但是中国现在居然还有很多人反对科学。我在微博上就经常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大声叫喊，什么科学，你们搞什么科学教，比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差远了，我们有《易经》，我们有《黄帝内经》那才是好东西，科学，你们就搞方舟子那一套。要知道科学是什么，科学从来不自诩真理，科学是人类接近真理目前为止最可靠的一条羊肠小道，仅此而已。科学反复讲的就是，我们要怀疑，我们要否定那些可证伪的东西，这才是科学。科学是一点一点地进步，但是它每一次进步，都是扎实的、可信任的进步，这才是胡适这套方法论。虽然讲起来很简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说白了，就是二百年来，人类文明得以进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的基本精神。说到这儿，可能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胡适在30年代的时候，对日本人是那样一幅态度。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哪个中国人能不气呢？但是这个时候你搬出一个叫民族主义的东西管用吗？那个东西叫主义，对吧，主义胡适是不信的。胡适要求大家，我们能不能自省、自赎和自救，我们来重新认识当时的中国到底处于一幅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力气和日本人干这一架呢？如果没有，我们为什么不回头选择一条更有效、更聪明的政治策略呢？这就是那些胡适听起来像汉奸言论的那些言论的来源。它背后的精神仍然是一整套科学方法论。

说到这儿，我们算是把胡适的思想简单地，用最简短的时间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最后我们还想给这位老人家，你看看他那个眼神，我们特想给他做一个比方，这就让我们想起了英国学者柏林的一个比方。他写过一本书叫《狐狸与刺猬》。柏林说，所有的学者大概分成两类：有一种人他知道很多事情，这叫狐狸；还有一种人他像刺猬，他可能不知道很多事情，但是他知道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在这个比方，我们再回头来看胡适。胡适老人家用一个学者的说法来说，他表面上有狐狸的才能，因为他涉猎了什么文史哲，几乎没有他不碰的学问，。可是他的本质上就是一只刺猬，因为他知道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少谈些主义，少被人骗、被人蒙，多用现代科学方法论，来一点一点地扩展我们的认知边界，这是一个比方。

胡适是刺猬。同时还让我想到了一个比方，这是胡适在自己的文章里经常用以自比的，就是鹦鹉。在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传说当中，神山当中有一只鹦鹉，结果山突然烧着了，这个鹦鹉就急得没办法，跑到水边，用自己的翅膀粘上一滴水，然后跑到山林那儿去灭火。这个时候上天的天神就问这个鹦鹉，说哥们儿，你傻不傻呀，你这点儿力气又有什么用呢？人鹦鹉是怎么回答的？鹦鹉说，“我尝居是山，不忍见耳”，我曾经在这个山里住过，我不忍心看见它被一把火烧了。

所以隔了几十年的时光，我们再去看这位老人家。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再不相信科学，再去被人骗，被人蒙，盲信什么主义，不再去疑而后信。我们就永远记住他的眼神吧，这只刺猬，这只鹦鹉，在历史深处看着我们的那种冷峻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