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期：成大事者不纠结
十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叫《战天京》。天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也就是如今的南京。是谁在战天京呢？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帮晚清中兴名臣。
这本书替我打通了对那个时代的感觉。我个人对太平天国史包括晚清史感兴趣，是大学时候的事情。但是，自从十年前读完了这本书之后，我突然对那个时代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有了一种亲近感。
这本书将正史和野史杂糅在一起，引用了大量的奏章、书信，用一种非常轻松的笔调，来描写当时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非常好看。
而这本书里的灵魂人物就是曾国藩。曾国藩作为一个中兴名臣，就是把大清王朝从生死线上拉回来的那个人。
中兴这件事，是历朝历代都曾梦想过的，因为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谁不想有个人给自己打一针鸡血，让这个王朝又兴奋起来呢？
但是中国古代每一次王朝中兴，都不是特别理想。比如说著名的光武中兴，光武帝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但是这算中兴吗？刘秀基本上就是重新建立了一个王朝。南宋也号称中兴，但事实上只是在南方站稳了脚跟而已。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中兴，其实就是晚清这一次。当时清朝就快要灭亡了，内忧外患，两次鸦片战争加上太平天国、捻军以及西北的大规模叛乱，都让帝国元气大伤。
可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帮人突然天神般出现，不仅拯救朝廷于水火，后来又让这个国家硬硬朗朗地活了好几十年。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太平天国是如何滚雪球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最典型的一次农民战争。我们通常看农民战争，都觉得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农民阶级实在吃不饱饭了，有人振臂一呼，于是大家揭竿而起，然后蔓延至全国。
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饥饿而引发的民变，就很容易被镇压下去。因为老百姓毕竟不是职业军人，怎么能对抗得了朝廷的军队呢？所以，要想达到太平天国那样的水准，至少需要两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就是组织化资源。因为中国是农耕社会，大家住得很分散。如果有人想要登高一呼聚集一支队伍，会选择站在哪儿呢？总不能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招呼吧？那又能呼出几个人呢？
组织化资源中最厉害的一种就是宗教。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借助了太平道这种宗教的力量，所以才能聚集那么多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然后在甲子年（184年）爆发了起义。太平天国也是一样，洪秀全就是掌握了拜上帝会这个组织化工具。
当然，仅有这个要件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仅仅是把县城打下来，把府库里的粮食分掉，那吃饱了以后，谁还有动力继续造反呢？
所以，第二个要件就是流动化的作战。曾国藩讲过一句话：“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天下无了日矣。”
意思就是，一支军队没有粮食供给，就会向百姓征粮，把当地的粮征完以后，老百姓吃什么？没办法，只好跟着义军走，去抢下一个地方的粮。下一个地方的粮食也被抢光了，怎么办？只好去抢下下个地方。所以这就演变成了流动作战，从而导致天下糜烂。
无论是黄巾军大起义、黄巢起义、明末农民战争，还是太平天国运动，都有这个特征。
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当时他38岁，借着自己做寿聚起了拜上帝会会众两万人，然后揭竿而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田起义”。
起义军虽然只有两万人，而广西当时大概有三万绿营兵，从邻省又借来几万人，但还是迅速就被打败了。起义军一路北上，等把武昌拿下来的时候，已经有50万人了。洪秀全从武昌打到南京用了多长时间呢？一个多月。这就是连续的滚雪球效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机理带来的效果。这种势如破竹的势头实在是太可怕了。
曾国藩复出后的困境1853年3月，洪秀全打下南京之后，已经有实力北伐，往北一直打到了直隶，距离北京城其实已经不远了。太平军不仅北伐，还要西征，洪秀全派兵往长江上游打，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清王朝此时实在是应对乏术。
但是后来太平天国自乱阵脚，给了清王朝喘息的机会。这就是“天京事变”，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发生内讧，打成了一团。清政府趁着这个机会，立即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
但让清政府万万没想到的是，太平天国后期涌现出来的将领，如李秀成、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这些人更厉害，打运动战的时候，经常取得大捷，太平天国一点衰败的趋势都看不出来。当然，太平天国在战略上是有问题的，其中死守天京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是从战场上的趋势来看，太平天国一点都没怂。
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缩在常州一地，江南大营被击破后，马上一溜烟奔到上海，躲进租界。当时有些常州士绅抱着他的大腿不让他走，他还派卫队开枪打死了19个人。
清朝从建立起就有一个规矩，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地方丢了，你还活着，那就是抄家灭门的罪。所以何桂清明知道自己走也是死，留也是死，他依然选择了走，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清廷的主流官员已经没有斗志了。
这大概是1860年前后的事情，曾国藩在这时第二次出山。此次出山，他重新调整了心态，心量变大了许多，待人接物也和善了很多。但问题是，光心量大有什么用？战场上都是一刀一枪的事情。
曾国藩复出之后，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一般来说，打仗至少需要三样东西，第一得有权，第二得有钱，第三得有人。这都是资源，是在战场上必须要用到的东西。
在权力这方面，曾国藩要来要去，终于要到了一个两江总督，就是去接替何桂清，但是他这个两江总督比较可怜。
历朝历代的中兴名臣往往都是被国家赋予了大权的，比如说郭子仪，他是唐代的中兴名臣，安史之乱就是他平定的。他的官当得有多大呢？司徒、尚书右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既是军队的最高总司令，又是宰相。
可是曾国藩呢？他表面上是一个两江总督，可以节制四个省的军事，实际上谁听他的呢？连他自己培养出来的人都不怎么听他的。比如说，他举荐左宗棠到浙江当巡抚，可是左宗棠去了浙江之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要钱要饷，门儿都没有，我要一心搞我自己的那一套。
曾国藩还大力提携了一个叫沈葆桢的人，把他安排到江西巡抚的位置。在当时两江的辖区内，江苏和安徽基本上都是战区，所以这两地的税收是指望不上的。唯一能征税的就是江西。但沈葆桢到了江西之后，就翻脸不认曾国藩了，他不仅截留湘军的饷银，还总是跟皇上讲：“能不能不支持曾国藩？”
所以，当时曾国藩没有太大的权力。
曾国藩在钱的方面也是非常局促。通常的中兴名臣在钱上是不用太操心的，比如说南宋的岳飞，宋高宗当时就对其许下一条：甭管多难，就算皇帝勒紧裤腰带，也一定要保证岳飞的军饷。
但是，清朝的财富体制决定了曾国藩得不到这样的支持。清朝有一项规矩，叫“永不加赋”，所以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对比较固定，每年就那么多。道光末年的时候，国库里面还有800万两，到了咸丰年间，只剩20万两。用20万两纹银维持这么大一个国家，已是不易，再给前线拨军饷几乎毫无可能。
那怎么办呢？只能允许捐官，也就是卖官鬻爵。可是天下的红顶子总是有限的，实在没办法，清朝就让各地开放厘金。厘金简单地说就是收商业税。商人送一担货要过某个关卡，对不起，抽1%的税。曾国藩后来就是靠收一点厘金来过日子，经常捉襟见肘。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人。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总得有自己的一套班底吧？可是曾国藩在这方面也遇到了困境。他原来的老班底已经凋零殆尽，塔齐布、罗泽南，包括他的亲弟弟曾国华，这时候都已经战死了。原来对他支持力度最大的胡林翼这个时候也死了，所以他几乎是举目无助。
我们再来看曾国藩这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以理学自命的，在北京城当京官，天天跟倭仁这些晚清著名的保守派混在一起，谈心性之道，搞经史子集，根本没有搞过什么兵书战策。
晚清最会带兵打仗的左宗棠是看不上他的军事才能的。《战天京》写到一个故事，有一次左宗棠给自己的儿子写信，说我跟曾国藩关系特别好，但是这个人没什么本事，终非戡乱之人。
曾国藩自己也讲：“我有灭贼之志，但无用兵之才。”
当时著名的文人王闿运，写了一本书，叫《湘军志》，就是把曾国藩带兵打仗这些事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出来之后，湘军的将领都不干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湘军几乎没打过漂亮仗。哪个中兴名臣没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可是在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没有能够摆得上桌面的战例，这也好奇怪。
所以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萧一山就说，曾国藩一生的事业成功完全来自于学问。这句话就大有文章，就是说曾国藩的成功不是来自于他的才情，不是来自于他临场发挥的智慧，而是来自于他的学问。那他到底有什么学问呢？
六字心法打天下：“结硬寨、打呆仗”
曾国藩一生打仗讲六个字，叫“结硬寨、打呆仗”，就是把军营扎得非常硬，打仗时要摆出一副坚若磐石的姿态。
曾国藩带兵打仗有一个规矩，他到任何地方安营扎寨之后，不管当时是刮风、下雨，首先命令士兵们挖掘战壕。这壕要挖多深？大概两米，比一个人还要高。而且要筑墙，墙要筑到八尺高，墙外还要再挖一道沟，保证把这个营盘护住不失。
曾国藩包围城池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一招，动不动就挖几十里长的战壕。而且一道不够，通常是六道，就像北京城一样，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所以湘军简直就不像一支战斗部队，更像是一支工兵部队。
一般打仗，讲究的是运动战，不争一城一池之得失。但湘军不是这样，就是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往下打，这就导致行军速度特别慢，因为他们要挖沟、筑墙。这种打法显得特别笨，要不怎么叫“结硬寨、打呆仗”呢？
左宗棠有的时候就说曾国藩用兵“每苦钝滞”，就是说他经常苦于迟钝和不灵活，明明有战机他不抓，就在那儿挖沟筑墙。曾国藩也有自己的道理：我承认我笨，我承认我不会用兵，但是我用这种方法也没有什么错误。而且曾国藩特别讨厌他手下的将领“浪战”，就是动不动就出去跟人打仗。
曾国藩有一个好基友叫李元度，这个人跟他是老乡，他一开始出山的时候就陪着他。有一次曾国藩战败要跳水自杀，就是李元度拼命将他抱住，然后还费尽唇舌平复他的心情，劝解他要禁得起败仗。曾国藩第二次出山的时候，李元度继续跟着他。两个人平时还以诗文相会，后来甚至结成了儿女亲家。
有一次曾国藩派李元度去徽州守城。李元度去之前，曾国藩就反复告诫他，不要打仗，你给我死死把城守住就好。李元度去了之后，一看局势，觉得跟太平军打仗还是有几分胜算的，就开打了，结果大败，然后死守徽州城。
这个时候曾国藩给他写信说：“你给我守上六天，六天后援兵就到。”李元度又不听，出城跟侍王李世贤大战了一场，结果把徽州给丢了。
曾国藩气得要死，要弹劾他，要把他一撸到底。曾国藩周围所有的人都来劝他，说不要弹劾，这是自己人。李鸿章也因为这件事情跟曾国藩翻了脸。可曾国藩还是坚持要弹劾。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他的战略是如何地坚持。虽说我不会打仗，那我就先确保自己不会输，这在兵法上叫“以己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反正你打不赢我，你输不输，咱俩再找机会对决。
民间有一个传说，说曾国藩是一个蟒蛇精。这话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曾国藩小时候得了一种皮肤病，经常挠得皮屑撒一地。所以有人就说他是蟒蛇精转世，这是在蜕皮。
我觉得，蟒蛇精这个比喻用在曾国藩的身上，也真是不冤枉他。他从不跟敌人搞什么精彩的决斗技法，他就像一条蟒蛇一样，一点一点地把敌人给箍死。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有一个外号，叫曾铁桶，就是形容他总把城围得像铁桶一般。而曾国藩最后真的就把太平天国给箍死了。
处理人际关系：就事论事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他打仗的逻辑是一样的，也是“结硬寨，打呆仗”。
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他面对的对手又何止是敌人呢？其实很多表面上跟你在同一个阵线里的队友，有猪一般的队友，有狼一般的队友，有随时准备给你捅刀子的队友，还有随时准备防着你的队友，这些人都是你成就大事过程当中的对手。
按照常理，曾国藩在前线打仗，慈禧太后应该支持他吧？支持没问题。问题是，当天京打下来之后，曾国藩手握几十万湘军，而且全是他的子弟兵，只认曾大帅，不认朝廷，朝廷能放心吗？
原来咸丰皇帝曾说过，谁打下太平天国，我就封他一个王爵。后来没有兑现，就是为了防范曾国藩，只封了他一个一等毅勇侯，连公爵都没有给他。
曾国藩身边的战友，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甚至包括他的亲弟弟曾国荃，都经常在他背后捅刀子。
再比如说他迎聘的幕僚们，按说应该跟自己同生共死，但现实往往是大难来时，树倒猢狲散。《战天京》里面就讲到一个细节，曾国藩在祁门设立大营的时候，《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就在营中。当时太平天国的军队将祁门大营四面围住，猛烈攻打，情况非常之危急。
有一天晚上，曾国藩派仆人去看王闿运在干什么。仆人回来说，老人家在读《汉书》，夜半时分，点灯熬油，继续用功。
曾国藩说，你再去看看他的仆人在干什么。一会儿仆人回报说，他的仆人正在收拾行李。曾国藩说，我就说嘛，像王闿运这样的经学大家，《汉书》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怎么还会在这么紧急的时候读《汉书》呢？他这是假装镇定，等着仆人收拾好行李好开溜呢。
历史上很多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大人物，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谁都靠不住，即便是那些亲如手足的人。
欧洲的拿破仑也是如此，在他称霸欧洲的时候，把自己的兄弟一一分封在各个国家当国王，以至于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国王都是他的兄弟，遍及欧洲。可是等到拿破仑和英国人、俄国人对决的时候，这帮兄弟帮他了吗？没有。他们不仅袖手旁观，甚至还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继续跟英国人做生意。
当一个人要做大事，而身边所有人都要对付时，那该怎么办呢？在读完《战天京》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曾国藩的心法仍然是刚才讲的那六个字：“结硬寨，打呆仗。”
曾国藩剿灭了太平天国，然后又忙着跟捻军作战。紧接着在1870年，天津出了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情。
当时很多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也会做一些慈善工作，比如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很多地痞流氓听说外国人收留儿童，就到处拐孩子，然后卖给教堂，这也是一桩发财的生意。
当时国人普遍具有排外情绪，再加上民智未开，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传教士的做法，传言西洋人是要用幼儿的眼珠子、脑子做药引子。当时教堂还有一个职能，就是给人看病，但西医跟中国人的观念差距太大，所以很多人就冲到教堂里，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叫丰大业，这个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他听说这件事后，就去找天津的知县算账，然后一言不合，就掏枪把知县的一个随从（也有人说是知县的儿子）给打伤了。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的事情，老百姓不干了，当场就把丰大业给打死了，然后冲到教堂里见人就杀。一些法国的外交官，包括一些神父、修女都被杀害，这次事件还波及其他国家，比如有几个俄罗斯人也被杀害。最后老百姓一把火将教堂和法国领事馆都给烧了。
从国际外交的道理上讲，这是中国人的不对。但是当时的舆论认为，我们这些子民还是挺棒的，老外欺负我们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所以，怎么处理这桩天津教案，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当时朝廷把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要让他处理天津教案。
一方面是国内的舆论压力，谁要是偏向洋人，谁就是汉奸，肯定会遗臭万年。另一方面洋人也不是吃素的，当时法国人已经把军舰开到大沽口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臣，如果不跟洋人妥协，不做出适当的处理，就是对国家的一种不负责任。这道难题就摆在了曾国藩的面前。
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今天再来看，会发现他其实处理得很简单，分三步。
第一步，谁杀的人？谁杀人就是谁犯法，抓起来就得杀头。后来一调查，有十几个人冲进教堂里杀了人，全部抓起来砍了。
第二步，这次事件不是波及其他国家吗？其他国家的大使、领事、外交官也别围着我闹，你们说我们赔多少，我们就赔多少，最后总共赔了45万两银子。
最后轮到了苦最深、仇最大的法国人。中国人不是把他们的领事丰大业给杀了吗？我们单独再跟法国谈判。这就到了第三步。
你们说杀了外交官是有辱国体，那么我们道歉。是谁纵容这些人杀的外交官呢？当时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既然崇厚没处理好这件事，就要代表中国政府到法国去赔礼道歉。当时在法国当政的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叫梯也尔。梯也尔接见了崇厚，只讲了一句话：“既然你们处理成这样，我们也交个底牌，我们并不是要中国人的头颅，我们只是要相应的秩序和国家之间交往的正常礼节。”
处理这次事件的过程其实就体现了四个字：就事论事。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们一般人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往往就是因为欠缺就事论事的能力。
总防范别人，自己先犯错清代历史上，诛杀顾命大臣的事件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爷擒鳌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亲王奕？，诛杀肃顺，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皇帝死的时候，小皇帝同治尚且年幼，慈安、慈禧俩太后年纪轻轻，又是妇道人家，所以咸丰皇帝事先把身后的政局安排得非常好。他安排了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将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务都交给他们处理，但是皇家也保留最后的否决权。咸丰皇帝把自己的两枚印章分别给了两个太后，一枚叫御赏印，给了慈安；另一枚叫同道堂印，给了慈禧。
当时朝廷的公文下发流程是这样的：所有要下发的谕旨最后都要让太后过目，太后觉得不行就行使否决权；如果觉得没问题，慈安太后就在谕旨开头盖下御赏印，慈禧太后在谕旨末尾盖下同道堂印。这样一头一尾，就算是皇家同意了。
按说这个体制没有问题，可以照此运行。但是肃顺不这样想，他一直担心这俩太后要夺他的权，甚至在咸丰皇帝还没死的时候，他就建议：“你把这俩寡妇留在世上，恐怕对国家不利，你要不要学学汉武帝，行钩弋之事？”
什么叫钩弋之事？汉武帝临死的时候，觉得儿子年幼，他妈妈钩弋夫人还很年轻，万一将来勾搭上外面的男人，那刘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小皇帝的妈妈钩弋夫人给杀了。
肃顺一开始就对慈禧相当顾忌，也想让咸丰皇帝把慈禧宰了算了，可惜没能如愿。咸丰皇帝死后，他越来越担心。
当时有一个叫董元醇的御史，上了一道折子，提议请太后出来垂帘听政，并且让恭亲王也加入执政队伍。
这时候肃顺如果心里没什么的话，其实完全不用搭理他，把他当个屁给放了就算了。
但是肃顺如临大敌，他担心这个人万一挑动了太后们的心思，真要垂帘听政怎么办？所以他草拟了一道谕旨，用非常严厉的话批判了董元醇，然后拿到太后那儿盖章。
但两宫太后拒绝盖章，她们觉得在没有回北京之前就把这样的矛盾暴露出来，没有必要。这道折子就不要发了，按照当时的术语，叫“淹了”或者“留中不发”。肃顺当然不干了，他的小狗腿子、另外一个顾命大臣端华，就跑到太后那儿去吵，声震屋宇，把小皇帝都给吓哭了，而且还尿了。即便如此，两宫太后依然坚持不能发。于是八大顾命大臣就“罢职搁车”，意思是只要你们不发这道谕旨，我们就罢工，爱咋咋地。
太后们一看，也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但问题是，这个仇就此结下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哥哥死了，作为弟弟，于情于理，恭亲王奕？都该到避暑山庄去奔个丧。可是八大顾命大臣特别紧张，担心他和两宫太后串通密谋，一直不让他们见面。后来据宣统皇帝溥仪讲，当时恭亲王奕？扮成萨满，见了两宫太后，密谋如何把这八个人干掉。所以，在两宫太后扶着咸丰皇帝的灵柩回京的路上，奕？就派兵把八大臣给抓了。
回到北京之后，两宫太后当着所有大臣的面一通大哭，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孤儿寡母，受了这帮奸贼的逼害，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大家都说宰了他们，于是慈禧太后就把这帮人给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就会发现肃顺也是作死。因为肃顺这个人是一个能臣，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旗人都是浑蛋，一定要重用汉人。像曾国藩这种人，一定要重用。”有一次咸丰皇帝要杀左宗棠，肃顺还设法营救，可见他是一个明白人。
明白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大错呢？很简单，不会就事论事。他总是在想，别人会对我怎么看？两宫太后会不会夺我的权？如果要夺我的权，我应该怎么防范？说白了，就是他想多了。
一想多，他的行为就会变形；行为一变形，对方心里就会结疙瘩；对方心里结了疙瘩，对方的行为也会变形，最后双方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冲突。
如果肃顺能够学学曾国藩就好了，“结硬寨，打呆仗，”遇到什么事都不管周边的因素，先看这事该怎么处理。董元醇上折子不对，把他驳了就完了，跟太后较什么劲呢？奕？跑来奔丧，就让他见，你拦什么呢？正是因为肃顺在防范别人的时候，自己掉到了一个大坑里，最后才会身家性命不保。
其实，我们普通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还记得俄国作家契诃夫写的那篇著名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吗？主人公是怎么死的？被将军吓死的。将军真要处理他吗？没有，他不就是在戏院看戏的时候，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将军的光头上吗？他老是担心将军要对他怎么样，最后把自己活活吓死了。这就是一种纠结。
还有另外一种纠结：为了防范别人而做出过度的反应。《吕氏春秋》里面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越王有四个儿子，有个奸臣就陷害他们，说这个儿子要造反，那个儿子要造反。越王就先杀了一个，又杀了一个，然后再杀了一个。等到奸臣想要陷害第四个儿子的时候，越王已经不信了，自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了，他还能造反吗？但是越王没想到，他的儿子不这么想。他的儿子想，奸臣一陷害，你就把我的三个哥哥砍了，这个时候我还能保得住命吗？最后真的就造反，把越王给杀了。越王临死的时候就后悔万分，早知道把这最小的儿子也宰了。
这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互动博弈，当你总在防范别人会怎么样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判断就一定是错误的。
破纠结最好的法门：专注于当下我想通过《战天京》这本书里描述的故事，还有曾国藩这个人，来破解一个话题：两难中的纠结。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两难。举个例子，有朋友找你借钱，你舍不得，可是又怕得罪他，这不就纠结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仔细分析一下你纠结的具体事情，马上就能捕捉到原因--你是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两个矛盾的结果，放在了现在。其实，只要你往前走，你会发现根本没有矛盾。这话怎么理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朋友在网上问我，说最近与一个女孩网恋，但是父母坚决反对。他要是跟女孩在一起，就是对父母不孝；要是跟父母在一起，又断送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所以很纠结，这该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该爱这个女孩你就去爱，该结婚就结婚；同时，该孝顺父母，你就孝顺父母，哪有父母会一辈子记恨子女的？只是你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调到了现在，所以才让它产生了矛盾。
因此，专注于当下，就是破纠结最好的法门。
我自己为人处世其实就是这样。我这个人有点直，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就是个二杆子。二杆子一定不好吗？不见得。比如说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该发火就发火，然后该跟别人好就跟别人好。时间一长，别人就知道我是这样的性格，谁也不会把我当坏人来看，会觉得我具有很大的确定性，跟我交往的时候不需要玩什么心眼，这反而成了一件好事。
这套心法我是从哪儿学来的呢？我是通过观察我一个同学认识到的。我这个同学在一个很大的机构里工作，那里面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政治敏感度几乎为零，我总说他“政商”为零。他对很多人的阴谋诡计完全无感，看见就跟没看见一样。但是他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在业务上非常棒。这样一个人，最后反而成了那个环境里面的最后赢家，现在官还当得挺大。
从他的身上，我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为人处世切忌“目光远大”，一定要“鼠目寸光”，把眼下该办的事办好。这样所有的矛盾，都会在你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自然化解掉。
一个“诚”字走天下曾国藩用的其实也是这样一套心法。有个字在古代儒家的修身当中非常重要，就是诚恳的“诚”字。李鸿章在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就说我的老师曾国藩，教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诚”字，这真的是让我受益无穷。
曾国藩曾经问李鸿章：“你跟外国人打交道，打算用什么方法？”李鸿章说：“我跟他们打痞子腔，跟他们耍无赖。”曾国藩说：“不好，你要跟他们用一个‘诚’字，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人，人都讲道理。只要你用一个‘诚’字，该怎样就怎样，对方就不会欺负你；即使他欺负你，那也只是实力差距带来的正常结果，总比你耍无赖、使巧计，最后吃一个大大的暗亏要好得多，对谁我们都应该秉承一个‘诚’字。”
在人际关系的处理过程当中，经常就是这样的。《战天京》这本书里还写到一个例子--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这就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刺马案。慈禧怀疑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干的，于是把他叫来，阴阳怪气地问：“此事甚奇呀！”曾国藩回答得非常简单：“我也觉得此事甚奇。”一个字也不多说，完全不跟老佛爷辩解。老佛爷拿他一点儿招都没有。
另外一个例子，朝廷要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一个官，曾国荃嫌小，就打算撂挑子，给朝廷上了一个表章，要求再给自己降级。曾国藩劝他不要这样，说慈禧、恭亲王奕？都是明白人，千万不要跟老中医玩偏方。何必呢？跟明白人不要干这种事。
再比如说，左宗棠经常在背后给曾国藩捅刀子，曾国藩的处理方式也非常简单，该解释这件事就解释这件事，过后我全当没发生过；该帮你左宗棠的时候，我还是要帮你。
这就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也就说回到了我前面讲的那个贬义词：鼠目寸光。我就处理眼下这一件事，处理好了，不考虑周边的第二层、第三层博弈关系，这反而是在乱局中、变局中最最聪明的方法。
有一则禅宗故事，有个小和尚问老和尚：“师父，你年轻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呀？”
师父说：“我就是砍柴、挑水、做饭。”
小和尚问：“那你得道开悟之后，你都干些什么呀？”
师父说：“我还是挑水、砍柴、做饭。”
小和尚问：“那有什么区别呢？你活了一辈子也没什么进步啊？”
老和尚说：“不对，有进步。我年轻的时候是砍柴的时候想着挑水，挑水的时候想着做饭。现在呢，我开悟了，我现在砍柴的时候就砍柴，挑水的时候就挑水，做饭的时候就做饭。”
人的境界差距就是这么一点儿。我们如果在地上画一道半米宽、5米长的通道，你走过去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这条通道两旁是悬崖，你还能走过去吗？你就会肝儿颤。
为什么会肝儿颤？因为你会想到未来，向左一步会掉下去，向右一步也会掉下去。其实是你想多了，如果你没想两边，半米的宽度足够你走很长的距离，完全不会掉下去。
为什么有的人做事那么顺呢？往往就是他专注于当下，没想太多。
最后，我再给大家讲两句我听来的话。
第一句，仍然来自于曾国藩：“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过往不恋。”这就是说，未来发生的事情，我根本就不迎上去想它；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不让它杂乱，要做什么就专心做什么；当这件事情过去了，我绝不留恋它。
第二句，来自于我师兄刘春，就是微博上非常著名的刘春。他曾经也在一个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大机构中工作，我就问他怎么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当时刘春师兄跟我讲了十六个字的箴言，我一直记到了今天。哪十六个字？“不问是非，埋头业务，屁股干净，尽力协调。”
如果一个人真能做到这一点，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处境，干什么样的工作，即使做不出像曾国藩那样的事业，我想他的人生也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