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期：爱，为什么会变伤害？

《罗辑思维》一直在讲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

很多人都在问：“什么是自由主义的人生观？”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两句话。第一句，我们绝不去强制他人；第二句，我们尽可能地不让他人来强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我们在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和人格空间的前提下，尽可能对他人释放善意。

你之砒霜，我之蜜糖：雍正清朝的历史，尤其是雍正一朝的历史，这几年真的是被影视剧给玩坏了，很多春闺少女的梦中，康熙爷死后，继位的应该是很帅的八阿哥或者是更帅的十四阿哥才对，怎么能轮到那个长得很难看的四爷呢？

雍正留给民间的印象并不好。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讲真实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雍正在清代历史上活得比较憋屈，“康乾盛世”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就把中间的雍正王朝给忽略了呢？因为它太短了，前后只有13年。

可是雍正这13年，在整个清代中叶一百多年的盛世中，是创设制度最密集也最成功的13年，什么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养廉银，什么密折制度、秘密建储制度、军机处制度，都是雍正一手创立的。

我在看雍正传记的时候，真觉得他是一个现代人穿越过去的，他不仅有严密的制度设计能力，还有超强的执行能力。他能够把构思出来的制度，通过各种各样的试点去推进，从而让它具体落地。从后世来看，雍正朝创立的所有制度，几乎没有一样是失败的，所以这个人很了不起。

而且他刚开始接的是一个烂摊子，中央财政府库空虚。可他死的时候呢？留下了一个非常富庶的中央财政。所以乾隆帝那63年才有钱可花，才有那么多虚荣的事可以去办，这才是雍正真实的历史地位。

可是很奇怪，雍正活着的时候名声就不好，比如说什么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任佞，还有什么酗酒、好色，所有本来应该是隋炀帝享受的“光荣称号”，全部被放到了雍正爷的头上。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就推说是他的政敌往他身上泼粪。

我在看史料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雍正哪里是这样一个人呢？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个天真烂漫的大男孩，因为雍正为人非常风趣、搞笑。比如说，雍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帝王当中留下各种各样Cosplay画像最多的一个人了，有的是扮西域的喇嘛，有的是扮山中的道士。还有一张非常著名，是当时的宫廷画师西方人郎世宁画的，画中的雍正又是西方贵族的服饰打扮。可见他特别喜欢玩这种穿越。

雍正皇帝的一生也非常勤政，他手批的奏折和各样的朱批有2000多万字。13年，2000多万字，一般人别说是写了，抄都能累死。而且他写的朱批非常有意思，他用的不是典雅的文言文，几乎就是大白话，而且有的大白话写得还特别像今天的微博段子。

比如说他写过这样一段：“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哪朝哪代的皇帝会说自己是条汉子？这哪里是皇帝的诏书，简直就是大V的一条微博。这里面没有皇帝的威风八面，只有这种真性情的大流露、大放送。

雍正还有一个习惯，在引荐大臣的时候，会拿着别人的履历表在底下批小字，比如说这个人是个胖子，这个人心浮气躁，这个人前途不太远大，这个人有点儿像谁等，这做派简直就是微博上著名的“留几手”，就差说“负分滚粗”了。他跟臣子之间经常玩这种小花样。

所以，他有一种天真烂漫的大男孩性格，这和历史上那个残暴、勤奋、严谨的皇帝，完全是两个人。

雍正的性格当中还有一个反差，就是他对他身边的人到底算是好，还是坏呢？若说好，那是真好，他对他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好了一辈子，对汉族大臣张廷玉也是好了一辈子，对自己的小马仔李卫、田文镜，也是君臣相知了一辈子。

可是要说他不好，也不是空穴来风。他可能是清代历史上抄大臣的家抄得最多的一个皇帝了，很多大臣的家，包括曹雪芹家，就是他抄的，苏州织造李煦的家也是他抄的。一旦府库里没钱了，又要打仗，他就抄一个大臣的家。大兴文字狱也是他干的，他曾经的心腹年羹尧、隆科多等，都是他亲手弄死的。所以他到底是一个情深义重的人，还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呢？这也是一个大谜题、大公案。

今天我们就来试着破一破这桩公案。

历史学界经常会用各种研究方法来解释这一切，看政治格局，看利益格局，甚至从雍正的性格上来解释。而我则准备尝试着从人际关系上来解读一下雍正性格当中的大反差。

要讲雍正的人际关系，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他跟年羹尧之间的关系，把他们二人的关系解剖清楚了，我们就知道雍正待人接物是什么样的风格了。

年羹尧是安徽怀远人。普通人都对他有一个大误解，认为他是一个带兵打仗的武将。其实错了，他压根儿就是一个汉族士大夫，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进士。

年羹尧考取进士之后进入官场，康熙皇帝对他极其器重，认为他文武全才，不到30岁就任命他为四川巡抚，这可是省军级的大干部。

那他跟雍正是什么关系呢？他的一个妹妹嫁给了雍正当贵妃，这就是电视剧《甄嬛传》中的那个华妃。这是雍正当皇帝之前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大舅哥和妹夫之间的关系。

在雍正初年的时候，年羹尧起到了两个巨大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替代了当时的大将军王十四阿哥允禵的位置。四爷对十四爷当然不放心了，十四爷那么年轻，又手握军权，跟自己的关系也不是很好，还是让大舅哥去当抚远大将军比较好。

第二个作用就是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爆发了罗卜藏丹津的大叛乱。年羹尧守土有责，当然要去平叛，然后一战功成，所以雍正对他极其欣赏。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君王和臣子之间引为心腹的关系，再加上大舅哥和妹夫之间的关系，两人好得不得了，但也并没有超出正常的君臣相知的关系。

雍正是一个非常懂得帝王术的人，对于这样一个极其重要又手握重兵在外的臣子，他极尽笼络。但他的手段也很寻常，首先是加官晋爵，封年羹尧为一等公爵，这在汉人当中非常罕见。另外就是给予各种各样的信任，比如说陕西乃至整个西北所有的军政大权全部下放给年羹尧。年羹尧想要提拔谁，只要写一张二指宽的条子上奏，雍正一定会批准。

还有就是各种给钱赏赐，当时雍正抄了苏州织造李煦的家后，就把李煦所有的家产都赏给了年羹尧，而且李煦家的奴仆也让年羹尧随便挑。

雍正还用快马加鞭的方式把广东进贡的荔枝赐给年羹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只不过，这个荔枝不是送给杨贵妃的，而是送给年羹尧的。

此外，若是年羹尧得了什么病，或者是他的家人得了什么病，雍正皇帝更是老泪纵横，会给予各种关怀、各种抚慰。

在他们君臣相交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地闻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气味，恍惚有一种好基友的感觉。有一次雍正皇帝给年羹尧的朱批御旨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话：“最近朕心里烦得很，京城老不下雨，山东又闹蝗灾，听说你们陕西那儿下雨，不知道麦子淹了没有？我说这些不为什么，就是心里有点儿烦，我想跟你说说，你那里有什么事？”请注意，后面还有几个词，叫“随便徐徐奏来”，就是你随便写，慢慢奏，咱俩就是聊聊天、发发微信而已。

我们琢磨琢磨这话，这已经不是正常的君臣交流了，而是一种哥们儿间的互诉烦闷。说得更赤裸一点儿，有点儿像一个屌丝追女神发微信的内容：“我有点儿烦心事，你那儿有什么八卦？跟我聊聊呗。”这就有点儿不对头了。

再后来，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器重，已经远远超出了皇帝和有职守在身的臣子之间的关系了。比如说雍正皇帝在东部搞一些改革，经常就这些事情问年羹尧，通常是用这种口气：“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这其实并不是年羹尧职权范围内的事，你问他干吗？

还有一次，京城翰林院大考，考庶吉士，这是一次正常的文官系统的考试。雍正皇帝把卷子定完名次之后，觉得自己也拿不准，就把卷子给正在前线打仗的年羹尧送过去，让他帮自己排名次。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示好，而且雍正经常跟九卿科道这些官讲，你们有什么事拿不准，不要问我，去问年羹尧，他主意大。这成何体统？

年羹尧后来当然是嚣张跋扈得不得了，经常提拔自己的人。他有一个哥们儿，这哥们儿的小妾是年羹尧一个亲戚的干闺女，就是这么一层远房关系。年羹尧说这是自己人，就给皇帝上书要求提拔，于是这个人就被提拔了。然后雍正皇帝就跟这个人讲，你有什么事，就多请教年羹尧。雍正皇帝是知道他俩这关系的，但依然觉得既然他提拔了你，你就好好跟着他干。这表示一个君主把自己的君权都让渡了一点儿出去。

到雍正二年（1724年）的时候，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被平定了，雍正皇帝就更高兴了，居然赐予年羹尧“礼绝百僚”的待遇。

而且在这个阶段，雍正皇帝给年羹尧下过几份朱批御旨，大概有这么几层意思，让我们这些后人简直是目瞪口呆。

西宁兵捷奏悉。此番壮业伟功，承赖圣祖在天之

灵，自尔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朕不知如何宠赐，方快寸衷！你此番西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字一折恐朕心烦惊骇，委曲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每向怡、舅朕皆落泪告之。

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

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这里面的第一层意思是说，你是大清朝的恩人。我们可以想想这个措辞。

第二层意思，你对朕这么好，朕不知怎样疼你，方对得起天地神明。

第三层意思，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在前线打仗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每一封奏折、每一个字都体现了对我的爱。你写奏折的时候，怕我着急，不忍心跟我讲，经常故意悠闲写来，不把军情描述得那么急。这就是你爱我的表现，我心里是知道的。

第四层意思，我经常把咱们之间的这番爱，讲给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这些“闺密”听，而且我是哭着讲的，经常讲着讲着就落泪了。

第五层意思，如果我做不了一个好皇帝，就对不住你，我不光要对你好，还要做一个好皇帝才对得住你。

最后一层意思，如果我的子孙后代和臣民辜负了你，那他们就不配做我的子孙，就不配当我大清的臣民。

这完全就是一个女子给自己的情郎写情书的笔调——你那天给我买了一包糖炒栗子，你是冒了那么大的雨去买的，我心里知道，我都哭着跟我的闺密说了。我要当你的好媳妇儿，才对得住你。而且以后只要在我们家，我爹、我妈谁说你不好，老娘都跟他玩儿命。

在中国的皇权社会里，皇帝亲笔的文献里面，从来没见过把话讲得如此过头的。这是雍正二年（1724年）的事。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年羹尧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大拐点，从此就是一路跌停。至于为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但大致的时间可以推测得出来，这应该是发生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到十二月这两个月期间的事情。这个时候年羹尧回京面圣，和雍正有一些交往，至于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外人是不清楚的。

历史学家有一些推论，有人说是因为年羹尧在军中太跋扈，但是，在古代，一个优秀的将领能够打胜仗，军令如山是最起码的条件。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推论不太能够说服人。

还有一个传说，见于当时的野史笔记。说有一次年羹尧大雪天出门，天寒地冻，但很多随从依然把手扶在他的轿杠上。年羹尧突然动了仁慈之心，说：“去手！”他本意是想让大家把手拿开，以免手指被冻僵。结果所有的随从一听大帅有令，马上掏出腰刀把自己的手给剁掉了，年羹尧想制止都没来得及。我们听来好像很奇葩，但古代军中就是这样的。

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年羹尧有一次在行军过程中吃饭，觉得饭菜味道不好，当即就把厨子推出去斩了。确实，大帅就得有这份威风，自己下发的命令，不管下属理解还是不理解都得立即执行，不执行就是死罪。包括岳飞等许多优秀的将领在军中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非要说年羹尧在军中跋扈，这有点儿不讲理。

第二条，就是年羹尧贪权、揽财。这条其实也不成立。因为这些事雍正原来都知道，早有人跟他告发过年羹尧，说他贪污。但雍正却说，去去，少来，别跟我说这些，我们君臣相知，要为千古做一个榜样，你们这些小人不要来挑拨。

还有人说，是因为年羹尧的权势已经威胁到了君权。这就更是扯淡了，后来雍正去折腾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年羹尧哪有还手的能力？所以这些结论，现在看来都不足信。

事实是，雍正三年（1725年）的二月，发生了一件小事。年羹尧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里面用到了一个词，叫“朝乾夕惕”。但是年羹尧给写反了，写成了“夕惕朝乾”。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皇上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劳苦功高。

雍正皇帝突然抓住这四个字做文章，勃然大怒，说你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不就是说我不是朝乾夕惕吗？既然你不把朝乾夕惕许之给朕，你所谓的军功，许与不许，那就在未定之间了。就是说，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了。

从此之后，雍正皇帝就开始对年羹尧展开了一种猫捉老鼠式的玩弄，开始了对他的折磨。

第一步，雍正放出各种风声，到处跟人说，自己觉得年羹尧最近好像凭着劳苦功高，有点儿志得意满；或者说年羹尧最近精神、身体状态有点儿不好，总而言之，他有点儿不对劲，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雍正甚至用密令的方式问一些臣子，年羹尧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的品德到底好不好？当不当得起一个“纯”字？你秘密地跟我说说。当时大臣最讲究的就是做一个纯臣。那大臣又不傻，皇上原来跟年羹尧关系那么好，现在突然没头没脑问出这么一句话，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雍正就通过扔石子、放风声等手段来挑拨离间，包括挑拨离间年羹尧手下的那些大将，甚至挑拨到当时的凉州总兵。雍正给他下诏旨说，年羹尧平时说了你好多坏话，你可要谨慎着点儿，不要让他抓住把柄，那样可就不好了。皇上一说这话，底下的人马上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等这一番功课做完之后，他马上就把矛头对准了年羹尧。从“朝乾夕惕”事件过后，他隔三岔五就要下一道朱批御旨对年羹尧大肆咒骂。总而言之就是“你不爱我”“你个丧尽天良的”“你没良心的”等意思。年羹尧就拼命地自辩，说我是爱你的呀，我认错了，我知错了。但是雍正皇帝反过去就呸，什么呀？你就不认错，你就是没良心。

到后来，雍正皇帝还有更绝的。“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

雍正说，民间最近有一个传说：“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三江口就是浙江那一带。你不是要当天子，你不是要造反吗？我就把你调到杭州去当将军，你造反给我看。这有点儿像一个怨妇抓住出轨的老公，说：“你打呀，你有种打死我。”他把年羹尧从西北的一个大将军，贬到了杭州当将军。后来又是一贬到底，让他以一个章京的身份在那儿投闲置散。

最后是一系列的政治发动，雍正让周边的人去揭发年羹尧的罪状，都说他应该千刀万剐。最后皇帝一纸下令，说算了，我也不明正典刑了，押到菜市口还怪麻烦的，你自裁吧。

年羹尧最后自裁的时候，其实还抱有一丝幻想，因为去给他下令让他自裁的人叫蔡珽，这个人是当年年羹尧推举给雍正皇帝的。雍正皇帝太坏了，故意让年羹尧推举的人看着年羹尧死。但年羹尧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让蔡珽来执行，他没准儿还有缓和的余地。虽然拖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自裁了。

雍正给年羹尧下的最后一份诏旨是告诉他：“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就是说，你年羹尧自尽之后，如果稍有怨念，天地神佛都不会饶你，度千万劫你都不会超生。雍正一生信佛，他怕年羹尧死了之后对他还有什么怨念，就警告他，如果你死了之后对我有怨念，你就不得超生。

从这样一场君臣交往的过程当中，你能咂摸出什么味道来呢？

雍正和年羹尧之间的关系最后闹得这么僵，是不是一个孤证呢？他们俩本是一对好基友，最后却变成了冤家对头，真是爱得如夏花般灿烂，但是又如惊鸿般短暂。

雍正和很多臣子之间的关系，都和他跟年羹尧之间的关系一样，有善始，但是没有善终，而且关系演化的过程通常都是一个模式，都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雍正皇帝主动地扑上前去，没有底线、毫无保留、掏心掏肺、轰轰烈烈地去爱，就像那首歌写的：“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

比方说，跟年羹尧同时期还有一个叫隆科多的，隆科多和年羹尧都是有拥立之功的大臣。隆科多是一个闲散的皇亲国戚，论辈分还是雍正的舅舅。所以雍正就下了一道谕旨，说从此之后立个规矩，包括皇帝在内，大小臣子们称呼隆科多，都要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俩字：“舅舅。”我还真没在中国历史当中看过任何一个先例，称一个臣子要在前面加一个官称，叫舅舅。

雍正皇帝自己也确实做到了，雍正初年，他很多手记当中提到隆科多，都在前面加了舅舅，包括跟臣子谈话也都是这样。他夸奖隆科多说，他是圣祖仁皇帝的忠臣，意思就是康熙的忠臣；是我的功臣，是超群拔类稀有之大臣，意思就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大臣。我们看这个用词，都是很夸张的，要爱就用力爱嘛。

紧接着就是第二个阶段，既然我爱你，那所有我爱的人都必须像我一样去爱你，我们必须能够大被同眠、不分彼此、相亲相爱，抱在一处。他就要求他的两个大宝贝，年羹尧和隆科多彼此相爱。

但是凑巧，这两个人就是不相爱，尤其是年羹尧，死活看不起隆科多。年羹尧认为，我是藩邸旧人，你没当皇帝的时候我就跟你好了，隆科多算哪根草，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所以他反复跟雍正说，隆科多就是一个普通平常的人，你别那么看重他。

这下雍正不爽了，我这么爱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死命在他们俩人中间拉拢撺掇。他跟隆科多讲，你遇事要多向年羹尧请教；跟年羹尧讲，我原来也看不起隆科多，但是后来我幡然悔悟了，现在才知道我犯下了大错。前面雍正夸隆科多那句话，就是他当着年羹尧的面讲的。

而且他后来还想出一个歪招，让年羹尧把一个儿子过继给隆科多。要知道，这件事情在清代的法律当中，是一件不成体统的事情。因为隆科多有儿子，而且有俩儿子，这成何体统？但是雍正就认为，你们俩是同一个人的爹了，你们俩还不好吗？你们俩可以睡一个被窝了吧？后来两个人不得不表示友好。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还有一个例子，雍正有两个特别喜欢的大臣，一个叫李绂，他最高当到了直隶总督，而且他还是个经学家，是当时的士林领袖。另一个大宝贝叫田文镜。田文镜这个人不是正途出身，他不仅没考取进士，连举人都没考取，仅仅是个监生，说白了就是个秀才。但是雍正对他很赏识，把他派到河南，后来又调到山东去搞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这些艰难而重大的改革。

站在田文镜的立场上，他当然要肝脑涂地，因为他本没有希望当上这么大的官，既然皇帝赏识他，那他就要玩命地干。所以田文镜在治理河南的过程当中，得罪了当地的官僚系统，包括那些有功名在身的官员。邻近的直隶总督李绂一看，心里就不爽了，你这不是作践我们读书人吗？所以就跑到雍正那儿去告田文镜。

可雍正的老毛病又犯了，我爱的人，你们怎么能互相不爱呢？这也就罢了，后来他发现有一个叫谢济世的御史也来参奏田文镜。

雍正把这两份奏折拿出来一对比，发现李绂参奏的理由和谢济世参奏的理由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俩是不是底下通过风、串过气？是不是李绂指使谢济世来告田文镜？如果有这样一层关系，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叫结党营私。在皇权时代，结党就是欺君之罪，是要掉脑袋的。所以他直接把李绂判了死刑，拉到菜市口，让刽子手拿刀抵着他的脖子问：“现在你知道田文镜是好人了吧？”但李绂是个硬骨头，至死也不肯认同田文镜是一个好人。雍正一看没办法了，最后也没杀李绂，而是革了他的职，永不叙用。

第三阶段是转折点。雍正的性格是，咱们兄弟一起喝酒，我先干为敬，然后看你怎么喝，要是你只是意思意思，我就不爽；或者我爱你，但是你没有按我希望的方式来爱我，对不起，我就跟你翻脸，而且一翻脸就把你往死里整。所以很多人说雍正残酷、打击政治异己，等等，还真是冤枉了雍正，因为雍正在很多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也是罕见的。

雍正给弘历（后来的乾隆帝）请了一位老师，叫朱轼。朱轼反对雍正的所有改革，尤其是像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这些事，当了一辈子的反对派。年羹尧后来被抓起来之后，朱轼就反复上书辞官，但雍正始终不允，说没你什么事。这种例子在雍正朝史不绝书。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雍正是一个打击政治异己的人，对不同的意见，他有的是包容力。但如果是他爱过的人，结果被他发现不爱他了，他就会跟人家玩狠的。

但是，他还有第四个更可怕的阶段：你不爱我，我把你往死里整；我爱过你，我一样要把你往死里整。

最典型的就是钱名世案。早先雍正爷跟年羹尧好的时候，让全国各处官员有什么事都去请教年羹尧，希望大臣们都去写诗赞颂年羹尧。钱名世就冲在了为年羹尧歌功颂德的第一线，而且写得特别肉麻。年羹尧倒台后，雍正又把这件事翻出来，说当年你这么评价过年羹尧，那你是什么人呢？你这叫“名教罪人”，我也不杀你，我御笔写下这四个字给你制成一块匾，你就拿着这块匾告老还乡吧。把这块匾挂在你家大堂上，你的子孙后代都得守着这块匾过日子，不准摘下来。

他还让当地的地方官初一、十五都要去钱名世家看看，看他是不是把这块匾给摘了，平时嫌丢人，那么丢人就得丢到底，要千秋万代地丢下去。

雍正爷还干了一件特别奇葩的事。钱名世离开北京的时候，无官无职，抱着这块匾要回家。雍正爷把九卿大学士以下的所有官员，凑了大概300多个，给钱名世送行，搞了一个送别宴，让每个人作一首诗骂钱名世，然后还把这几百首诗编成了一本诗集，叫《名教罪人诗》。就是让钱名世看看，大伙儿都骂他呢，这本诗集你也拿上回家吧。

钱名世案是比较有戏剧性的，当然也有比较残酷的，比如说汪景祺案。汪景祺其实就是一个文人，原来随着年羹尧西征的时候，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读书堂西征随笔》。文人一旦没底线起来，拍马屁可就是强项，汪景祺在这本小册子里面称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把年羹尧搞死之后，就很不爽，既然你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人，那宰了吧。宰了也不过瘾怎么办？枭首示众，而且这颗头不准摘，一直在菜市口挂了10年。

雍正的逻辑，就是如果爱，我就用全部力气爱你到死。如果恨，那么此前的爱都不算数，我要用全部力气把你作践到死。这就是雍正的人际关系处理策略。

我总是在想，如果雍正爷能活到今天，听完了所有当代中国的流行歌曲，他一定会喜欢上一首歌，叫《明明白白我的心》：“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被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雍正爷确实对很多人掏心掏肺地爱过，但是他一旦发现自己的爱得不到回报，他就抓狂，就用各种戏剧化的、残暴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方式进行报复。当然，在中国古代帝王当中，像雍正爷这种性格、这种处事方式的，也仅此一例。

当代中国人不也是生活在这样一种人际关系当中，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爱的吗？

美国有一个学者曾经说，中国人提倡的这个“仁”字，从结构上看，它左边是一个人，右边是一个二。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二人世界当中，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要么是师生，要么是父子，要么就是同学，他们总是在两人关系中生活，从而丧失了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和人格空间。

前不久，我们《罗辑思维》组织了一帮铁杆会员小伙伴，由我陪着去了一趟斐济，其中有一段船上的路程，大概一个小时。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一话题，我们十几个人就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

中国很多为人子女的，尤其是“80后”“90后”，经常会有一种痛苦，就是父母逼婚，结婚之后又逼着生孩子。我们觉得这是自己的独立空间，可父母偏偏要干涉进来，怎么办呢？如果你不答应，父母就说心脏病要犯了，晚年不幸福，白养你了，很痛苦，云云。

在这样的压力下，很多人就选择了躲避，或者是妥协，或者是混日子、往后拖，等等。

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我个人的意见，我说如果是我，我就绝不妥协。这件事情我的答案是两条，第一条，这是我的事，与你无关，请不要跨过这道门槛，来干涉我的私事。

很多小伙伴听了就说：“这怎么是你的私事呢？父母可不觉得是你的私事，我妈到现在还经常跟我说，你就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的骨头渣子都是我的。”

确实，父母都会这样想问题，他们就是要干涉，怎么办呢？难道任由他们痛苦吗？作为一个孝顺儿女，我们于心何忍呢？

别急，我还有第二条。我既然是你们的儿子，你们因为我的事感觉到痛苦，这是你们的事。我作为儿子，应该帮你们。比如陪你们聊天，帮你们缓解一下痛苦；我还可以出钱让你们去旅游；我甚至可以组织一个老年合唱团，让你们高兴高兴。但是对不起，第一条永远生效，这是我的私事，请你们不要干涉。

当然，船上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总而言之，大家渐渐觉得，这是一个伦理难题。这有什么难的呢？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想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两年有这么一个娱乐新闻，有一个女孩叫杨丽娟，跑到香港一定要见刘德华。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一个粉丝对自己的偶像无限崇拜，由此生出无限的爱慕：我就是要嫁给他，就是要他娶我。我已经对他这么好，他怎么可以不出来见我一面，或者把我娶回家去？

当年刘德华一定得娶这位杨丽娟女士吗？大家都觉得不必。刘德华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杨丽娟再要说，你如果不出来见我，我就死给你看。那么刘德华应该怎么说呢？不管刘德华用什么样的公关语言，把这件事情诠释得高大上和绝对正确，我想他心里一定是那句话：你死，与我何干？

当然，如果我是刘德华，作为一个善良的人，我会尽可能地劝告杨丽娟女士不要死，我甚至可以报警。但是如果她真要死，那是她的事；她要嫁给我，要看我同意不同意，这就是我的事了。这两件事情泾渭分明。

为什么在陌生人之间我们可以同意这个“你死你就去死”的逻辑，而在父子之间、母子之间，我们就要放弃这个持守的边界，让别人侵入我们的私生活呢？

胡适先生对于父子关系有过这样一个表述：“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征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们糊里糊涂地替社会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坏习惯，做一个短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恩典吗？”

这就是将近100年前的中国自由主义大师对父子关系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良性的理解。

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应该用感恩的思维去善待他人，这就是孝道。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的孝道都有一个前提：父母十月怀胎不容易，把你养大更不容易，你要回报父母。乌鸦尚知反哺，你怎么能不知道感恩呢？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的伦理体系当中，往往不再讲好像很古老的“孝子”，我们讲感恩。

但请仔细分析，这成何道理？你对我好，我就一定要对你好吗？而且一定要用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和足够的分量来对你好吗？如果是这样，大家的独立人格又存在于哪里呢？

雍正爷的起点是爱，这其实并没有错，爱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情感啊，它应该纯洁，应该永立不败才对。但是当爱以一种绑架的姿态出现，当“我爱你，所以你必须爱我”这套逻辑一旦成立的时候，爱就成为了毒素。而这种逻辑一旦在社会伦理空间当中推展开来，你会发现，很多伦理的纠结就出现了。

举两个例子。中国公共汽车上往往会有一种道德，年轻人应该给老人让座。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社会新闻，老人上车之后耀武扬威：“我老了，你们都该给我让座。”如果别人不起来，他们上去就要动手打人。这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别人让不让座是他的事，你有什么权利去干涉呢？难道你老了，就可以侵入他人的私人空间吗？

还有人在网上发帖子，最后附上一句：不转就不是中国人。你的道理是你的道理，你自己去持守就好了，为什么说我不转就不是中国人呢？

可见，道德的起点都是美好的，但是它用于绑架他人的时候，带来的就是一种社会乱象。

所以，《罗辑思维》一直在讲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负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不好。

很多人都在问：“什么是自由主义的人生观？”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两句话。第一句，我们绝不去强制他人；第二句，我们尽可能地不让他人来强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我们在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和人格空间的前提下，尽可能对他人释放善意。

理解“爱”这个词，我还是最喜欢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说过的那句话：“我爱你，关你什么事？”这才是自由主义的爱情观。

有人可能又会说：“我们这代人现在面对的具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的父母不懂你讲的自由主义那一套，他们就是要干涉我们，我们难道要让他们伤心吗？”

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在中华民族的整个文化传承当中，也许要去扮演一个坚定的角色，一方面，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善意去抵挡我们的父母；另一方面，放过我们的孩子，坚决地斩断那根从远古一直到今天、用爱的名义去绑架他人的链条。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能够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