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期：迷茫时代的明白人
李鸿章活着的时候，脑袋上有两顶大帽子：汉奸、误国权臣。当时有人专门写了两副对联描写他，对此说得很明白。
第一副：“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杨三是当年北京城一个著名的丑角演员，大名杨鸣玉，因在家中排行老三，故称杨三，是徽班进京后由演唱徽调、昆腔衍变为京剧的十三位奠基人之一。杨三正好在《马关条约》签订（1895年4月17日）之前死了，所以老百姓就编了这么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对得特别工整——“杨三”对“李二”（李鸿章在家行二）；“已死”对“先生”；“无苏丑”对“是汉奸”。这就是一顶汉奸帽子。
第二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宰相合肥”指的是李鸿章，他是安徽合肥人，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其实就相当于宰相。所以上联是一语双关，意思是你们家倒是肥了，可老百姓家瘦啊；“司农常熟”指的是当时的军机大臣兼任户部尚书翁同龢，他是江苏常熟人，掌理着国家财政，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兼内政部长。清朝人雅称户部尚书为大司农，所以下联就是说，你们家有粮食吃，老百姓地里都是荒的。这副对联里说的两个人都是误国权臣。
客观地讲，真要把这两顶帽子给李鸿章是有点不公平的。
首先说汉奸，无非是因为《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李鸿章主持签订的，但他也是没办法。当年打甲午战争，他说不能打，可光绪皇帝却说，怎么不能打？跟英法打可能打不过，日本蕞尔小国有什么打不过的？打！结果打输了。再说，李鸿章也为这场败仗付出了政治上的代价——被拔去三眼花翎——革职了。
但慈禧太后还是不肯放过他。革职就完事儿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跟外国人谈判，尤其是跟日本人谈判，还得你李鸿章去，因为只有你有这能耐。所以李鸿章不得不又揣着一顶帽子——头等全权大臣，跑到日本去签《马关条约》。在日本期间他还遇了刺，带着一脸血就去了谈判现场，后来日本人因为此事不得不在谈判条件上稍做了让步。所以，能说他是汉奸吗？
关于《辛丑条约》，李鸿章就更冤了。当年慈禧太后带着端郡王载漪跟义和团在北京胡闹的时候，李鸿章在南方当两广总督，所以这件事和他根本没有关系。慈禧太后把这摊子弄得一塌糊涂之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去了，路上匆匆给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说：你快回来，把烂摊子给我收拾了。李鸿章当时已经将近80岁了，哆哆嗦嗦从广东赶到北京，在卖国条约上签了字，两个月之后，就忧愤而死。所以，能说他是汉奸吗？这公平吗？
再说误国，这其实主要归因于整个晚清的官僚和皇家系统。而李鸿章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反而是引导国家往近代化方向走的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所以说他误国就更不公平。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说，李鸿章1896年在俄国受贿了。当时俄国人为了签《中俄密约》（即《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给了李鸿章好大一笔钱——300万卢布。
但是这件事在历史学界是没有定论的，直到今天还存在大量的争论。因为所谓的李鸿章受贿，无非是俄国财政部存有一份文件，说当时为了签这个条约，沙皇拨了一笔300万卢布的基金，以李鸿章基金的名义存在了华俄道胜银行。至于这笔钱后来给没给李鸿章，就众说纷纭了，但是事件的关键当事人，也就是俄国当时的谈判代表维特伯爵，后来明确表示这个钱其实是没有给李鸿章的。所以李鸿章到底拿没拿钱这件事始终是一个悬案。
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
虽然在我们看来，李鸿章在当时绝对属于高富帅，但是在国际场合他就经常把底裤给露出来，留下了各种笑料。比如美国有一道菜，叫“李鸿章杂碎”。就是因为李鸿章吃鸡不用刀叉，直接拿手招呼，美国人也没办法，为了遵循外交礼仪只好学他也用手。后来美国人就干脆把西餐和中餐兑在一块，发明了这道“李鸿章杂碎”。
再讲几件李鸿章在俄国出丑的事。1896年，他到俄国彼得堡签《中俄密约》，首先要去跟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谈判。据维特伯爵记载，在客厅接待李鸿章时，问老爷子抽不抽烟。李鸿章说好，然后就发出了一声公马似的嚎叫：“上烟哪！”接着就跑出来几个中国人开始伺候他抽烟，有的擦火，有的捧烟斗。李鸿章什么都不用动，就动嘴。维特伯爵堂堂一个沙皇贵族哪儿见过这架势，当时就觉得李鸿章很粗鲁。
还有一件事儿，也能看出李鸿章的风格。法国驻北京公使叫施阿兰，是个法国贵族后裔，当时比较年轻，火气很大。恭亲王跟这个法国公子打交道的时候，特别头疼，结果李鸿章就主动请缨跟他打交道。他往那儿一坐，问道：“小孩儿，你几岁了？”李鸿章后来解释说，他知道西方人最忌讳别人问他岁数，所以故意这么问。然后接着说：“你不就是施阿兰吗？去年我在法国的时候，跟你爷爷谈了好半天呢。”据他自己记载，施阿兰当即就俯首帖耳，没了气焰。
关于这件事，我觉得李鸿章是在意淫。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我跟你爷爷同辈，那你就是我孙子。但法国人哪里讲这一套？所以这应该是李鸿章自己的幻想。但是，这确实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弱国在搞外交时，有时只能用点耍无赖、打痞子腔的方法，让别人至少接收到一个信号：我不怕你，我敢跟你胡来。
后来还有一件事，1896年李鸿章到俄国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庆典在霍登广场举行，当天发生了踩踏事件，导致两千多人死亡。见此情景，他就问维特伯爵：“这事儿你会报告给你们皇上吗？”维特说：“当然了，这么大的事，死了两千多人呢！”李鸿章说：“你傻呀，别说！我当年在当直隶总督的时候，那里发鼠疫死了好几万人，我就不说。我为什么要给皇上他老人家增加这种负担呢？皇上吃不好睡不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我给朝廷上奏折的时候，就说都好着呢。”他视维特伯爵为后生小子，然后倚老卖老地把中国官场这种欺上瞒下的事当作先进经验传授给人家了。
上面这几个故事绝对不是单纯为了黑李鸿章，我想说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中国是一艘孤独行进的航船，突然遇到西方的现代文明后，它是张皇失措的，你不能太苛求当时的人。
维特伯爵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还说了一段话：
我承认，李鸿章确实是一个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虽然他在他们国家受过很高的教育，很有文化，但是以欧洲人的视角来看，他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什么文化。
这段话是很有内涵的，他把对个人的评价直接上升到了文明的对比当中。就是说，你在你的文明系统中再怎么牛，跟现代化的文明一比，马上就土得掉渣了，就显得没文化、没受过教育了。这就是现代化端到中国人面前之后，我们这个民族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隔着100多年当然可以批评李鸿章，说他卖国、不懂事。他死了两个月后，梁启超写了著名的《李鸿章传》，里面有三句话：“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就是说李鸿章很有才能，但是可惜他的见识不够，而且他一生的遭遇、情境、境遇都很悲哀。
知识分子这么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同时代的人这么说，就缺少一份谅解。什么叫见识不够呢？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都是在具体的经验、传统、境遇当中，无论是悲也好、惜也好、敬也好，我们都只是作为局外人在旁观罢了。一旦我们置身到他的环境中，你遇到的全部是每一个时刻最具体的选择。
现在回头去看那段历史，知道当时只要改革、维新就能富强，当时谁不想富国强兵？可是眼前这一步，遇到的最具体的一个问题是，该怎么做？不是说造舰、造炮、建工厂，推动市场经济，国家就会马上繁荣起来的，具体负责的人有具体的难处。包括写《李鸿章传》的梁启超，后来在民国时期也当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却干得一塌糊涂。所以每一个具体情境里的人，都有他具体的难处。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寓言，叫《愚人船》。说有这么一种船，船舱是密闭的，所有驾驶的仪器、船台全部在这船舱里头。陌生人走到船舱里面之后眼前一团漆黑，只能慢慢摸索，他看不到外面，也接收不到任何信号。而甲板上有一帮人在喊：“哎呀，你往这边开，那边有礁石，不能往那边走！”这帮人喊破了嗓子，他也听不见，只能在船舱里干着急。突然，船似乎撞到了什么，剧烈地摇晃起来，他也很着急，想听听外面的人到底在喊什么，但是外面的声音隔着厚厚的甲板根本传不到船舱内。
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和李鸿章对话这种困境，李鸿章做出的选择，只能是基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们去苛求古人，无论是夸李鸿章还是骂李鸿章，其实都毫无意义。
就在这样一条愚人船上，就在这样一种前景不分明、现状很纠结的情况下，李鸿章是怎么做的，而他的做法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呢？这就要首先了解一下李鸿章其人。
用李鸿章自己的话讲，他这一生是“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1870年之前，他是读书、做官、带兵打仗，跟太平天国和捻军死磕。1870年的时候，他被调到天津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展开了持续2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实验，这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顶峰。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他被拔去三眼花翎，到北京投闲置散，当了一任闲散的京官，“落架的凤凰不如鸡”，这时候他既没权没钱又没威风。但是到风烛残年的时候，又回光返照了一把——慈禧把他派到广州当了一任两广总督。时间不长，又调回北京，签完《辛丑条约》两个月之后去世。这就是他一生最简短的介绍。
晚清有三个人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慈禧，一个是曾国藩，另一个就是李鸿章。特别凑巧的是，这三个人都属羊。所以后来革命党人就开始造谣：属羊的命苦。这个说法一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传。
但是，我们回头看，这三个属羊的确实命苦，三只羊拖着中华民族这辆破车，一步一步地、艰难地、毫无方向感地往前赶，能不难吗？更何况周边还有那么多反对的声音。而且只要你具体做事，就得承担具体的责任，反对的声音就会千奇百怪，花样百出。
举个例子，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混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但是每个人杀他的理由又不一样。有一派观点说，你是汉奸嘛，要不然你怎么畏战、避战、打败仗呢？肯定是日本天皇给了你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有。
另外一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当年给朝廷上表，说：“李鸿章可杀，这我同意，但是我的理由跟别人不一样——他明明知道打不过，为什么不说呢？即使说了也没大声说，应该死乞白赖、满地打滚地说；他如果伏阙沥血直陈，他如果以生死去力争，十之七八可回圣听。”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李鸿章应该抱着光绪皇帝的大腿说：“你就听老臣的吧，不听我就死给你看，不听我就要上吊、抹脖子，就碰死在你面前。”那样没准儿光绪皇帝就听了李鸿章的呢。
现在听着挺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觉得这对当事人太苛刻了吗？李鸿章作为臣子，能这么办吗？他已经跟朝廷说了打不过，不能打。但朝廷却说，下定决心了，非打不可。于是他就拼命去打。败了承担责任就好，陈宝箴站在一个局外人和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对他横加指责，这就没有道理了，太不公平！
这也提醒了我们这些人，不能用我们今天的是非标准去评判当年人的是非对错。所以要认识李鸿章，我们就要穿越到当时一人一时的具体情境中去。更好的方法不是讲是非对错，而是讲当时的对比，我们把几个当年的大牛人跟李鸿章搁在一块儿，来看看李鸿章今天能给我们提供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来拿一个人和他做对比，左宗棠。左宗棠此人不得了，湖湘大才子，他自己也不客气地说：“古时候有个诸葛亮，今天有个左宗棠，所以我是今亮。”他的功绩确实也很大，早期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后来又带兵收复了新疆，战功卓著。
但是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他一生都活在自己的辉煌历史和人情恩怨之中。比如说他西征的时候，就总跟曾国藩过不去。虽然曾国藩跟他有矛盾，但对他还是不错的，他给左宗棠办理后勤总是尽心尽力，而且把自己手下的湘军大将刘松山派给他用，还把整个部队都划给了他。但是左宗棠不管那一套，每天升帐之后，跟将领们说上三言两语就岔到骂曾国藩身上去了，搞得湘军将领面面相觑。
后来西征结束，新疆也收复了，北京的恭亲王一听，左宗棠是人才啊，天天看折子都说到他，把他弄到北京来得了，天天给咱们说说故事、出出主意，人家是当今的诸葛亮嘛，一定得放在朝廷里。最后就把他弄到北京当了军机大臣。
“请神容易送神难。”左宗棠每天往朝房里一坐，就开始吹嘘自己西征的战绩。有一次，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叫《筹议海防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建设现代化海军的第一份大型规划案。恭亲王拿出这道折子说，咱们议议吧。左宗棠拿来一看，说海防很重要，但塞防也很重要啊，想当年老夫在西征的时候……一说就是一整天。恭亲王也没办法，左宗棠岁数又大，又是大功臣，还是自己请来的，只能笑眯眯听着。听一天可以，可是他老人家竟然连续说了半个月。恭亲王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把折子收起来不议了。恭亲王想：咱惹不起他，把他外派出去当封疆大吏算了。所以就把左宗棠弄出了军机处，去当两江总督。
左宗棠到了总督任上依然如故，甭管来什么客人，三言两语之后他老人家就有本事把话题转到两件事上——第一，西征时我有多牛；第二，曾国藩有多坏。从早一直骂到晚，天色擦黑了，左宗棠的仆人就直接喊：老爷送客。可客人的事情还没办呢，所以第二天还得来，听他再骂一天。他的晚年基本上就是这么度过的，也可以说他晚年一直致力于跟曾国藩死磕的伟大事业之中。
曾国藩死的时候，他送去了一副挽联，上联还很谦虚：“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但这绝对不是真心话，因为曾国藩死了以后，他还在骂他。朝廷给曾国藩赐了一个谥号叫“文正”，他一听就急了：他叫“文正”，那我死了莫非要叫“武邪”不成？
左宗棠一生都在跟过往的恩怨较劲，这也算是人生悲剧吧。
反过来我们再来看李鸿章。李鸿章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他虽然有敌人，也有恩怨，但他从来不沉在里面难以自拔。比如说，他其实跟曾国藩之间也有一段恩怨。
李鸿章早年在安徽一带办团练，但是办得很失败，办了六年都没有什么成就，所以就入了曾国藩的幕府，给曾国藩起草一些奏折，办一些文案上的事。曾国藩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会摆一桌子菜，一直等到所有的幕僚聚齐了再动筷子。可李鸿章爱睡懒觉，所以经常不来，曾国藩就一遍一遍地派人去催，双方可能因此闹得有点儿不愉快。但这是小事，他俩真正的矛盾发生在曾国藩大营驻扎在安徽南部祁门的时候。当时李鸿章说，祁门这个地方是个绝地，四周都是山，一旦被围非常危险，不能驻在这个地方，但曾国藩不听，这是其中一个矛盾。
还有一个矛盾就是当时湘军有个将领叫李元度，在安徽南部当道台。他不听曾国藩的劝阻，非要出兵跟太平天国作战，最后大败而归，把徽州给丢了。曾国藩气得要死，扬言要上表弹劾他。当时的湘军将领都劝曾国藩：“都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了，偶尔犯个错你哪能这么干呢？”但曾国藩不听，一定要弹劾。李鸿章当时是他的幕僚，负责给他写奏折，就不肯写。曾国藩说：“你不写我写。”李鸿章说：“你写了我就不干了。”曾国藩说：“不干就不干，滚！”李鸿章真就走了。李鸿章走了之后，曾国藩才发现李鸿章说的是对的，祁门真的不能待。后来曾国藩出生入死，被湘军力救才突出重围，最后把总司令部设在安徽一个叫东流镇的地方，这才转危为安。
曾国藩缓过劲来后，就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去年你走的时候也没说不回来，我现在遇到很多难处，而且身体也不好，你就不能回来一下吗？李鸿章接到信之后，二话不说立即回到了曾国藩的大营，后来还跟曾国藩形成了师徒父子的关系。
曾国藩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替手就是接班人、继承人，他就找了李鸿章这么一个替手。这就是不往后看、向前看的一种人生观。
看完李鸿章的很多事迹，你会发现他身上的这个特征非常明显——从来不沉浸在过去的恩怨之中。这是第一个对比。
第二个对比人物也是一个大牛人，叫张之洞。张之洞是河北人，是一个词臣，文章写得非常好，跟慈禧太后的私交也很好。因为慈禧太后刚当上太后那一年，正好主管当年的科举，张之洞本来是二甲第一名，慈禧太后看了他的文章觉得写得好——其实慈禧太后认字不多，不知道她为什么就觉得好——就亲手把张之洞从二甲第一名点到了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所以慈禧太后和张之洞之间实际上有一点门生关系，这是很隐秘的亲密关系，是其他朝臣望尘莫及的。
张之洞比李鸿章小十几岁，他属于狂生。他第一次外放当地方官是到山西当巡抚，为此他写了一副对联：“身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就是说我经营八表去也，八表是指神州大地，一般只有帝王能用，可张之洞就敢这么说。
张之洞有一个堂兄叫张之万，有一次上朝的时候戴了两块挂表。有人就问：“你怎么戴了两块表啊？”张之万开玩笑说：“这远不如我堂弟，人家戴了八块表。”
这就是张之洞当年的形象，特别狂。后来他当上湖广总督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封疆大吏了，但是他一生行事都有这样的特征：大言不惭。他虽然没有左宗棠老往后看的毛病，但他往前看的时候，经常给自己设一个特别宏大的目标，至于能不能办得到，则不作考虑。所以晚清时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有三屠：岑春煊是屠官，经常弹劾别人，让别人的官做不成；袁世凯是屠民，因为他杀义和团的时候下手特别狠；而张之洞呢，屠钱，花钱如流水。
但张之洞有一个好处，不贪污，特别清廉。他当两广总督时，还在府衙后头开了一片菜园子，自己种田，自给自足。当时有很多人弹劾他，说他花钱无数，肯定是靡费贪污。朝廷就派了很多人去查张之洞，包括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后来发现他清廉得很。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讲过一句话，说其实清官有时候比贪官还可恨。贪官无非就是贪点钱，但他毕竟要找各种机会让钱生出来，他才能贪一点。但清官就不一样了，清官仗着自己不贪钱，就往往带着强大的道德正义感胡作非为。刘鹗说的其实就是张之洞。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办洋务，开办了一个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完全是在规划不明晰、路径不清楚、技术不成熟、市场不知道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这项目上马之后亏得是一塌糊涂，最后把汉阳铁厂救回来的还是李鸿章的一个小兄弟盛宣怀。
总而言之，张之洞就是这么一个人，一旦看到未来有什么好的前景，就贪婪无度，设一个巨大的目标让自己够不着。
与此同时，张之洞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对未来永远怀有一种小心谨慎的恐惧。当然，这也不能赖他，因为在当时那个风波险恶的官场里，谁都不得不如此。比如说戊戌变法的时候，张之洞作为局外人，表现就很让人齿冷。
他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投机机会，因为光绪皇帝上台了，只跟太后关系好不行，那是冷灶，还得跟皇上关系好才行，这是热灶，得赶紧烧，所以他干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把自己的门生杨锐派到北京，想尽办法送到了军机处四小章京。后来被杀的戊戌六君子中有一个人叫杨锐，就是此人。张之洞派杨锐过去目的是搞改革，这里面得有他的人。
第二，改革得支持，但怎么支持？他其实觉得康有为这帮人有点儿不靠谱，所以采取了一种绕弯策略。首先，他们不是要办什么会、印什么报纸吗？我可以捐钱，但是别写我的名字，我不入会。他永远在骑墙。
后来他感觉到维新变法的味儿有点儿不对了，于是赶紧写了一本书，叫《劝学篇》。张之洞的《劝学篇》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地位非常高，但是这本书诞生的动机就有点令人齿冷。
《劝学篇》总的意思是什么？维新是好的，但目的是为了维护纲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万一戊戌变法搞失败了，我在这里起的是中流砥柱的作用。
光绪皇帝一看，这个《劝学篇》写得真好，立即下令印行全国。据说在晚清这本书印行了两百万册，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这就是张之洞。后来还有一些事，包括庚子事变的时候他那种首鼠两端的态度；包括当时的早期革命力量——湖南人唐才常搞的自立军，其实这帮人大部分都是张之洞自己培养出来的，跟他有师生之谊。他也知道这帮人要造反，但他不杀也不抓，就搁在那儿。因为没准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北京让八国联军给弄死了，只要他手里还有这股势力，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说不定就是他张之洞呢。所以张之洞实际上是有一点儿投机心理的，在他得知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已经安全跑到西安，政局稳定了之后，立即把自立军唐才常这帮人围捕，然后全部杀掉。
当然，关于这几件事历史学界也有一些争论，我们暂且不提。张之洞确实是一个眼光很超拔的人，是能看到未来的人。但是你也会发现，当他面对未来的时候，是有两种心态的，第一种是贪婪，第二种是恐惧。
我们再回来对比李鸿章这个人，李鸿章从来没有什么伟大的规划，也从来不提什么伟大的设想。他搞洋务运动跟张之洞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巨大的动静，只是一步一步地往前拱，从来也不说我这个伟大的计划受到挫折之后我有多受伤，我一颗玻璃心碎一地。只要是他想干的事，他是有机会就往前拱一截，有机会就往前走一步。
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修铁路。其实早在1875年的时候，他就跟朝廷提过修铁路的事。朝廷当时是恭亲王当政，恭亲王也觉得挺好，但是说道：“（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复请其间为两宫言之”，恭亲王回答：“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意思是说你这想法挺好，但是谁来主持呢？谁主持不挨骂？而且太后都不敢支持你这事，还是算了吧。李鸿章说，算了就算了。这计划就歇了。
1880年，也就是五年后，他又提出来了。但这次他不是自己提，而是让他手下一个叫刘铭传的淮军将领提，此人绰号“刘大麻子”。刘大麻子原来是一个土匪，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候，将其收到旗下。刘铭传后来做了第一任台湾巡抚，也是晚清的一位名人。李鸿章跟刘铭传说，你反正没文化，粗人一个，你来提吧。刘大麻子就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说要修铁路。
慈禧太后看到这道折子后，就发下去给所有封疆大吏，让大家来决定能不能修。这里面就冒出了千奇百怪的声音，包括一些后来著名的洋务派都反对。慈禧太后看意见不能统一，就“著毋庸议”，意思是这事儿就算了吧。
但是李鸿章通过这件事闻到了一点政治风向：老太后不是很反对。老太后既然让大家商量，说白了就是站在我这头儿，试验大伙儿的反应。那好，我就偷偷摸摸上马。
他当时是直隶总督，唐山有煤矿，他就打算修一条唐胥铁路用来运煤。反对派、顽固派都说不能修铁路，说会震动陵寝，会抢夺旗人的土地，还会破坏老百姓家里的祖坟风水。
李鸿章就问大家怕什么，大家就说，火车呜呜呜叫人怕。李鸿章说：“我们不要火车头，就铺两条铁轨，让驴拉，这总行吧？”这样一来大家真就没什么意见了。所以1881年李鸿章就修了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虽然这段铁路不长，却是人类铁路史上的一个奇景。当时是一个英国的工程师主持修建的，还用一堆废旧材料拼出了一个火车头，叫“中国火箭号”，李鸿章还到上面主持了开工典礼。
后来又说不用火车头，要用驴拉。用驴拉其实很荒谬，再加上其他一些事件，李鸿章就拼命公关，所以几个月后重新装上了火车头，这个时候大家又接受了。其间李鸿章跑到宫里跟老太后说，法国人要孝敬你——在宫里给你修条铁路。慈禧太后很高兴，说这个东西可以试试。后来法国人就免费在故宫里面修了条铁路，也是没有火车头，要找太监拉，一共也没多长。
后来史学家分析，其实慈禧太后此举是做给封疆大吏看的，意思是既然你们反对，我也不明说我就支持修铁路，但是我让宫里修铁路。这样一来老太后的态度不是很明显吗？封疆大吏都是七窍玲珑心，当然都明白了，所以修铁路的阻力瞬间就变得很小了。
到了1884年的时候，清廷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分水岭，叫“甲申易枢”，就是恭亲王下台，醇亲王上位。醇亲王原来也是一个小愤青，反对一切西方事物。但上台之后当了家才知道柴米油盐不容易，就跟李鸿章搞到一起去了。李鸿章一看朝廷换人了，又跑去跟醇亲王左讲右讲修铁路这好那好。醇亲王很有兴趣，就支持他。
修铁路的规划案改了好多次，李鸿章一会儿说我们修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吧，一会儿又说要从北京修到关外。最后张之洞又出来捣乱，说咱们应该修北京到汉口的。你会发现，李鸿章随时都在变方案，从来没有什么激进的口号，但是一旦他发现哪儿松动了一点儿，立马就往前拱一点儿，叫“日拱一卒”。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推动着中国的进步。
张之洞沉浸在历史里，对未来充满了贪婪和恐惧；而李鸿章，既不跟历史叫板，也不跟未来较劲，他就活在当下。
这就是李鸿章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发。
让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得自由的，有两个牢笼：一个是对过去的贪恋；一个是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对它的贪婪。其实还有一个牢笼，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不同空间里的人际关系对你的自由意志的绑定。
对此我们也做一下对比，就是翁同龢和李鸿章。翁同龢在晚清的政治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清代皇室一直有一个传统：非常尊重帝师。只要你给皇帝当过老师，谁都得高看一眼，犯了错也会网开一面。翁同龢家是帝师世家，他爹翁心存就是帝师；而他自己不仅是个状元，而且是光绪、同治两任皇帝的老师。所以，这位皇上家的教书先生牛坏了。
但是翁同龢这个人一生被各种各样的官场关系纠缠着，比如说他跟李鸿章的关系就死活不好。
当年李鸿章还在给曾国藩当幕僚的时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犯了一件很大的事，所以曾国藩就弹劾他，这份底稿就是李鸿章写的。因为这件事，翁同龢恨了李鸿章一辈子。当然翁同龢恨李鸿章也不全是因为这个，还因为翁同龢是清流党人，清流党就是靠写字、骂人为生的一帮公知，而李鸿章是干实事的，所以翁同龢就跟他不对付。
而且清流党里面也分南派和北派，翁同龢属于南派，因为他是江苏人；北派以河北人李鸿藻为首。当时有个清流党人跟李鸿章关系特别好，后来还做了他的女婿，这个人就是张佩纶。张佩纶是北方人，所以跟李鸿藻关系好，结果翁同龢看着又不爽，因为在清流党里面不是一派的。所以他跟李鸿章之间的对头关系，真的是持续了一生。
其实李鸿章在政坛的行迹跟翁同龢之间并没有什么交集，双方也没有重大利益冲突，但翁同龢就是被这些人际关系绑定了。绑定之后，他做出了很多不理性的事情。
比如说他当时任户部尚书，管着钱袋子，北洋舰队要的任何东西，买枪、买弹药、换船，统统不批；甚至有两年，连一颗子弹钱都没有拨给北洋舰队。李鸿章也没办法，他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钱都是朝廷批下来的。
后来战败之后大家开始追究责任，翁同龢还说，你要是缺弹药，你就跟我说嘛。李鸿章说，我说了呀，天天打报告。翁同龢说，你要是真缺，你就要反复说嘛。
这就不讲理了，对吧？所以李鸿章在甲午战败之后气得要死，当面就跟翁同龢说，你们这帮人，小钱不愿花，就爱花大钱！其实哪是不愿花小钱呢，他就是要作弄你。
翁同龢甚至跟自己的一个小党羽，也是他的一个门生说，李鸿章搞北洋舰队搞了几十年了，哪天让他到战场上去试试，打败了咱们就有理由收拾他了。这叫什么话？这是一个正色立朝、为国家人民考虑的大臣该说的话吗？所以说，他就是一个官场巧宦。
翁同龢最后为什么被撵回家？现在很多历史学的解释其实都是错的——因为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是帝党；慈禧老太后是顽固派，看不惯他，所以要把他搞掉。其实根本就不是，是因为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前前后后的表现，让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包括恭亲王在内把他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恭亲王临死的时候，就跟光绪皇帝说，那个家伙不能用，是个坏蛋。恭亲王前脚一死，过了没几天，宫里就下令说，翁同龢你走人吧，开缺回籍。但你毕竟是帝师，我们朝廷对帝师也有优待的传统，也不折腾你了，你就回家吧。所以这件事在历史学上一直是被错误地解释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来翁同龢死的时候，当时的庆亲王奕劻替他请恤典，因为老大臣死了，又是帝师，总得拨点银子给治个丧，赏点什么吧。结果光绪皇帝带头反对，那时候他已经被囚禁于瀛台了，也没什么权力，就在朝堂上说我不干，然后历数他甲午战争前后的罪责。慈禧垂帘听政，在后头也不吱声，意思是我同意。所以，翁同龢差不多算是晚清重臣当中唯一一个没有犯罪却没有恤典的人。这就是他一生被官场思维绑架的后果。
翁同龢有一个发小，也是晚清的一个重臣、大学士，叫潘祖荫。潘祖荫曾说过，我们俩是总角之交，都是贵公子，翁同龢对我都好用巧妙，他迟早会败在好用巧妙之上。
既然是做对比，那李鸿章好不好用巧妙呢？当然也好，一个老官僚、老滑头，他能不好用巧妙吗？但是李鸿章有一条，他用巧妙，不是为人是为事。比如我要造铁路，我要造北洋舰队，我要去谈判一个什么具体成果，他是为这些事好用巧妙。不是说他不为自己考虑，他考虑的基础是一个具体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际关系。
举个例子，1898年距离庚子大乱，也就是义和团闹北京没多久，光绪皇帝刚刚百日新政失败，慈禧太后把他撵到一边儿去，自己又出来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有一次就跟李鸿章说，有人弹劾你，说你是康有为那一党的。李鸿章当时回答说，如果说搞新政就是康党，那我就是康党。他以为反正跟太后关系很好，所以也不在乎承认这事。但慈禧太后听了就很不爽，就想作弄他。
1898年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一边朝廷里面在闹，另一边民不聊生——夏秋季节山东段的黄河决口了，淹了几十个县。慈禧太后一看，机会来了，就对李鸿章说，你勘河去吧。勘河就是勘探黄河，看看怎么治理。
那时候李鸿章已经75岁了，不太能走了。他就上了一个折子，说我老了，岁数大了，精力都不够用了。这个折子写得非常短，前面引了圣旨，后面只有几句话，意思就是表明态度，你让我去我就去，但你最好别让我去。后来清廷给驳回了，就是要折腾他，甚至是惩罚他。
于是75岁的老人家秋末就从北京出发，一直到次年三月才回到北京，整整一个冬天行走了两千多里地，而且带着一帮外国顾问按照现代科学方法去勘探黄河，提出了一整套治理黄河的科学方法。
李鸿章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不跟你意气用事，不跟你生气，你让我去，我就说最好别让我去；你非得让我去，那我就去。而且一旦我去了，不管我多大岁数，我都会踏踏实实地把这件事干成。这就是李鸿章这一生最狠的地方。他不被任何所谓的周边关系所绑定，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事上。
看住当下，做现在该做的事情
一个人之所以会生出各种各样的妄念，通常都出自一个原因：纠缠于过去、未来、同时间的人际关系中。现在有很多在公司里打工的人觉得心里不爽，工资少，也没有前途。他们的很多想法其实都是妄念。
如果说你非要进大组织、考公务员、跟过去的组织较劲，就要吸取左宗棠的教训——因为你活在过去。如果你天天想着我要创业，我有一个什么想法要去拿风险投资，那你也许就是犯了张之洞的毛病。
晚清还有一副对联：“李鸿章张目而卧，张之洞闭目而奔。”什么意思？就是李鸿章躺在那儿眼睛都是睁着的，是个明白人；张之洞跑的时候都是闭着眼睛的，完全没有目标。所以，咱也不能贸然创业。
但有的人会说，那我就地搞搞办公室政治，靠巧妙往上奔行不行？李鸿章的故事会告诉你，也许这三条路都错了。
那不就没有路了吗？不就是绝路吗？错。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参会者全部是传统媒体转做新媒体的一些人，就是新建的那些部门的小编们、新总编们的一个会议。大家就跟我聊，说传统媒体转新媒体不怎么好弄啊，想跟《罗辑思维》学习吧，又觉得你们也没有什么可复制性。
我说对呀，他们就问：“那我们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给大家讲一个心法，叫临行喝妈一口奶。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去想未来会怎么样，就利用好你们现在的资源，做一件在现在这个岗位上最漂亮的事。你的所有注意力不能是张主任满意不满意，王总高兴不高兴，今天的KPI考核怎么样，这都是组织内的人际关系指标，不要去想这些。也不要去想自己原来的本事在未来能不能用，因为情况变了，新媒体、旧媒体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更不要去想，是不是不要在这儿干了，搞个什么项目创业去。
最好的方案就是学习李鸿章，看住当下，就从这一点出发，做现在该做的事情。
原来给人打工的时候，我就老跟别人讲，我自己做事有一个心法：所有的事都是做给现在老板用的，但同时也是做给下一个老板看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既是为现在的公司、单位作贡献，与此同时也是在打造我们的个人品牌，让下一个老板自然看到。这样也许是老板，也许是风险投资人，他们会找上门来，来利用我们这个本事。
把心放在现在、今天、此刻
其实李鸿章就是这么办的，而且李鸿章后来之所以在国际上声名浩荡，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行事作风。1896年李鸿章访问俄、德、荷、比、法、英、美诸国，他在全球受到的那种礼遇和高规格的接待，基本上就是国王的标准，尤其是在德国。
李鸿章最潇洒的是在美国。因为李鸿章长得也帅，一米八的大个子，仙风道骨，留着山羊胡，特别有东方老者的派头。美国人把战败国的李鸿章都快捧到天上去了。
当时很多广告都是用李鸿章做招牌，有一个麦乳精的广告，说李鸿章特爱吃我们的麦乳精，吃了之后牙口倍儿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当时纽约的新闻报还专门登了李鸿章的照片，说李鸿章从来不会错过我们周日的新闻报，这也是广告。甚至还有一些卖东方瓷器的人也公开打广告，说我是李鸿章的副官，等等，都是拿老头儿说事。
你说这是为什么？当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但是你想，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李鸿章办一件事办出了名——他的注意力在事上，所以西方人都知道，李鸿章是中国办洋务最棒的一个人，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看得最远、站得最高的一个人。品牌树起来了，整个市场都会认你。
所以在一个市场极其动荡的时代，我们是在一个组织内为现在的老板打工，还是利用现在老板的资源为整个市场制造一个高地，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们呢？这其实比贸然用一个妄想的计划出去创业更高明，也是比枯守在原组织内、希望得到现有组织认可更高明的做法。
《时代周刊》有一期封面文章叫《正念革命》（TheMindfulRevolution）。Mindful这个单词是全神贯注的意思。这是西方企业家群体里面正在兴起甚至已达到狂热的一种减压心法。
当然在心理学系统里，它是一种减压、禅修、玄想的方法。但实际上它就是告诉你，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你不要想前面，也不要想后头，你就把注意力放在当下。他们的很多修习方法都非常简单，比如我们都吃过葡萄干，但葡萄干是什么味道我们绝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都没有认认真真吃过一颗葡萄干。
你先坐在那儿打坐，静默，然后闭上眼睛，拿一颗葡萄干放在嘴里，用牙齿轻轻地挑破它的表皮，一点一点感受它的滋味。如果你这么吃葡萄干，或者吃任何东西，你就会发现你其实从来没有吃过葡萄干。这就是Mindful，即正念的力量。
其实关于正念我们也不用讲更多，就是一个“念”字。汉语里念字怎么写？上面一个今，下面一个心，什么叫正念？就是把心放在现在、今天、此刻。
为什么这套心法在这个时代愈加重要？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变化的惊涛骇浪之中，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100多年前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其实差不多，都是“愚人船”，我们在船舱里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也没有人隔着船舱告诉我们应该往哪里走，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蹚着往前试，往前走。
就像2013年9月诺基亚卖给微软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们的老总就讲了一句很让人心疼的话。他说我们其实也没犯什么错，但是不知道怎么就输了。
没错，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过去的经验没用了，对未来的预测基本都是瞎扯，基于原来人际关系获得的所有巧妙几乎也都失效了。那怎么办？在这里我们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案：学习李鸿章，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当下，不管过去，不管未来，不管周边，做当下最该做的事。
最后引用胡适先生写的一句诗：“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大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过河的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