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连接与分化：技术会消解城市吗？
曾经看过一段视频，在日本，人们用全息影像技术让邓丽君在舞台上“复活”了，她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的世界，很多现场观众为之落泪。
100多年来，人类的信息技术水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电话、电报，到今天的微信语音和视频电话，还有网上视频会议，甚至全息影像技术也已经实现了。于是，有人惊呼，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使得见面的需求有所下降，城市的集聚可能因此而显得不重要了。真的会这样吗？
不能否认，信息技术的确取代了一部分人和人见面的活动。网购和快递行业的快速发展，的确使得实体店业绩有所下降。美团业务的增长，也的确同时伴随着一些餐厅生意变差。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很多线下活动都转向了线上，包括教育、文化、娱乐。这些现象，我们每个人都有体会，但这真的是事情的全部吗？恐怕不是。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我们的思维出现了什么盲区：
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梅拉比安（Albert Mehrabian）曾提出“7%-38%-55%定律”：当人们进行面对面沟通的时候，会使用到几个主要的沟通元素——用词、声调，还有肢体语言。所谓的“7%-38%-55%定律”，指的就是这三项元素在沟通中所起作用的占比，用词占7%，声调占38%，肢体语言占得最多，是55%。其中，与语言有关的信息不到一半。
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企业复工延迟，人们突然有机会对线上办公做了一场大规模实验。
线上办公优点不少，比如不受地点和时间限制、节省通勤时间、自由度高，等等。如果是线上直播的讲座，就更神奇了，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同时在线，这一点，线下的场景无论如何做不到。
但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线上办公无法完全取代线下办公。因为线上办公相较于线下办公至少存在四大短板：互动性差、不易监督、缺少“随机见面”的机会、失去社会交往。
首先，从互动形式上来看，线上“多对多”交流的效果较差。线上的互动中，“一对多”比较容易实现，直播的讲座就是这样。但如果开一个二三十人的、有比较多互动和讨论的会议，就容易出现混乱了。像大学里的教学，课堂上很多人交叉发言，热烈讨论，这种气氛很难在线上实现。
疫情期间，商学院有MBA学生提出，在家上网课，学院应该要退学费。如果你真的相信线上教育可以取代线下教育，那么，在家上网课，让学生省下了去学校上学的时间成本，享受了这些“便捷”的教育服务，学生应该向学院多交钱才对啊！
同样的道理，线下办公时，不同的小伙伴在办公位之间随便走动，需要多人讨论的时候，就开个小会。而在线上，需要处理一件事，得给不同的人打电话，或召集多人在线上同时开会，同样难以随时插话，也难有肢体语言。
2020年8月30日，网易财经报道了一则新闻，背景是平安资管与所调研的企业乐歌股份在进行视频会议时产生了一些误会。乐歌股份董事长发文表示，视频会议会导致沟通中人文要素不足。比如无法面对面，无法握手。尤其在对方关闭视频的情况下，无法看到对方面部表情反馈，容易造成情感交流的缺失，以至于造成误解。
其次，线上活动需要将任务交代得非常清楚，所有的业绩都以任务导向，并且以业务完成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评价。但对于一些并不容易描述清楚的任务，线上开展就比较难了，而线下互动和监督可以给予员工随时随地的创新压力和工作压力。在线教育也是一个道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生在家上体育网课，就出现体育老师在屏幕里做操，孩子躺在床上看的滑稽现象。线上开会也有类似问题，非常容易开小差，不瞒读者，我自己就经常走神。
随机见面同样是线上办公难以实现的，但它又是线下办公促进交流的重要环节。举例来说，在办公室工作累了可以去茶歇间喝口茶，碰到另一个人，就和他聊几分钟。这种见面几乎是随机发生的，而这种随机的见面，对于高科技性质的企业和大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让不同的人之间产生了知识的随机组合。
而社会交往更能体现线下办公的必要性。社会交往可以增进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和信任，这在促进组织内协调和合作中是非常重要的，它还可以产生很多联合创新的机会。
位于上海的“造就”是一家专业做文化产品的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他们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线下的。疫情暴发之后，他们不得不把活动转到线上。有趣的是，虽然“造就”大幅度增加了线上的产品，但随着疫情的过去，原来在线上办公的小伙伴们，都回到了线下的办公室。他们告诉我，线上办公期间，大家看上去都非常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电话协调各种事务造成的效率大幅度下降导致的。
线下活动（包括办公）的重要性，意味着人口密度对于城市仍然是重要的。
人们总是比较容易看到线上活动对于线下活动的替代，却容易忽略线上活动和线下活动也有互补的一面。
比如说，网购的确取代了实体店，但是网购越多越需要线下的快递小哥，而快递小哥的工作仍然是充当连接服务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面对面活动的桥梁。网上招聘网站的确取代了递交简历的邮政活动，但是最后还是无法取代面试——而且面试对象筛选的范围更大了。
在学术界，的确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借助网上的互动来实现跨城市甚至跨国界的合作，有些时候甚至论文都写完了，不同的作者都没有见过面。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作者，还是希望能够面对面来把一些问题讨论得更清楚。在概率意义上，我们的合作者更多的还是生活在一个城市，甚至工作在同一所学校。经济学界早有研究说明，一个专利拥有者会更多地引用距离自己近的人的成果。(4)
互联网公司的产品方便了大家，但互联网大厂分布在哪些城市？你会发现，基本上都在大城市。比如北京有百度、抖音、快手、滴滴、京东、新浪、美团等，杭州有阿里巴巴、网易，深圳有腾讯，上海有B站、喜马拉雅FM、饿了么、携程和大众点评。大公司需要人才，留住人才又需要好的医院、好的学校、好的生活环境以及公共设施。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大公司自己就需要大量线下的互动来交流信息和促进创新。
对了，说到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以及它跟线上活动的互补性，还要提到直播带货，有头部主播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讲了这么一个细节，“你可能会看到我有段时间没有直播，我去了欧洲，去了泰国或者什么地方，其实那个时候我不是去旅游的。我是去跟一线品牌见面，我去跟他们聊天。我要聊什么？他们在做产品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什么？我要吸取这方面的经验”。
此外，很多活动表面上看是线上的，但它本身就依赖于线下的规模经济，在大城市和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更容易发展起来。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互联网还在强化大城市和人口密度的优势。这里，我们不妨分享一些来自新商业模式的观察。
提起“盒马鲜生”，估计各位都不陌生，特别是在大城市工作的朋友们，不管是在商场购物，还是在地铁出口、办公区域附近，甚至是在手机里，可能都买过“盒马鲜生”的东西，享受着“盒马”的“生鲜”。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满足线上、线下买菜“新刚需”的零售市场，成了为数不多逆势增长的新经济，“盒马鲜生”借机腾飞。有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10月21日，“盒马鲜生”全国开店总计321家店，覆盖16个省、24个城市，基本都是一线大城市以及新一线城市。在10月份的前21天里，盒马开了6家门店。数据又显示，“盒马”的选址大部分在人口集聚的住宅区域、大型购物商场以及人群高流动的地铁口、商务写字楼等。
那么，在这些已被互联网联结起来的城市，“盒马鲜生”的商业逻辑是什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前置到消费者面前的大型仓库，它在不同的需求上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不管是海鲜、蔬菜、蛋糕还是酒水饮料，应有尽有。在消费者看来，盒马的商品品类满足了消费人群更多样的需求。但为了实现这一点，盒马必须借助人口密度，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让每个品类获得足够大的需求规模。人口的集聚让邻近盒马的消费者有了更多的商品选择，同时也让“盒马鲜生”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布局——商品多也不用担心库存。
互联网还推动衍生了线上购买模式。饿了么骑手能够在短时间内帮你把线上下单的商品送到家或者工作区域。对于线上购物的消费者来说，互联网节约了时间成本，大大提升了生活的便利性。
那么骑手代购的便利性是什么带来的呢？仍然是“人口集聚”。在高密度的城市街区，骑手每单的配送距离以及用时更短，消费者既不需要长时间等待，也不需要支付因距离远所产生的高额配送费。配送费是什么，就是你点外卖后骑手送货到你手上的通勤成本，它转化为了骑手的收入。高密度的人口集聚能让骑手减少通勤成本，让外卖在更短时间内送到消费者手上。举个例子，在上海中心城区，2公里距离的外卖配送费是4元，而在安徽某小县城，同样距离的配送费是8元。同时，在高密度的街区，骑手可以同时接几单，然后优化路线，在一个小区里就能送很多户，减少了每单的平均通勤成本，提高了个人收入。这就是人口集聚带来的好的连环效应。
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好处在城市内、城乡间和地区间都有体现。在上海叫外卖，出了外环很多餐馆就不提供外卖服务了。如果生活在农村，就更加别想有人把中饭帮你送上门。长三角地区被戏称为“包邮区”，其实也是因为网店借助于规模经济可以分摊快递的成本，从而可以用包邮来作为一种吸引客户的手段。
大城市较高的人口密度还产生了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不需要太大的地理范围内，就有足够多的商家，而且商品的品类足够多，仅仅通过骑手代购就能够足不出户地获得多样性的选择。多样性主要和人口密度有关，当然也和人流量有关。大城市（特别是地铁口附近）人流众多，带来了更丰富的商品需求，能够支撑多样化的商品供给。但是小城市和大城市的郊区就恰恰没有这个人口集聚效应，小城市的住宅、校园、写字楼等分布太分散，人口密度较低，人流小，在较小的地理范围内无法满足多样化的商品需求。
上海近年还产生了一种数字化赋能的新商业模式，作为“早餐工程”的一部分。企业运用大数据分析，发掘早餐用户数据价值。同时，政府大力推动早餐售卖终端数字化，推动“网订柜（店）取”。也就是说，消费者可以在地铁上就下单，然后出了地铁站，在附近商家，或者提货柜提取早餐。据调查，盒马、百联等企业都拓展了网订柜（店）取服务，BK24、农工商、必胜客等也开通了网订柜（店）取功能；第三方电商平台企业铺设智能取餐柜，覆盖数千家早餐商铺及品牌，实现早餐到家和到店服务。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也是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特别是地铁站口）容易实现。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互联网城市”的发展下，小城市刮起了一股“社区买菜”风，这是不是可以弥补小城市的不足呢？社区买菜，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微信群等平台将同一个社区有买菜需求的人群聚在一起，大家“团购”买菜。小城市的买菜和大城市的买菜，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提升买菜的便利，但两者却有很大的不同。小城市总体来讲人口密度较低，在较小的地理范围内，难以配套足够丰富的商品品类，于是，社区算是体现了“小规模”人口集聚效应，产生了“社区买菜”这个互联网产品。但是菜的保质期短，如果菜的品种多的话，就需要更多人口来分摊成本，社区远远达不到这个人口规模，所以小城市的“社区买菜”供货品种不会太多。
而大城市的买菜则不同，在社区周围不远的地方便有足够丰富的商品品类，包括前面已经提到的类似“盒马鲜生”这样的商家。因此，只需要通过美团的配送资源，在“菜大全”这样的APP下单，就可以享受市场新鲜蔬菜30分钟到家的服务。在大城市，“社区买菜”这种团购模式虽然也在发展，但就没有那么强的优势了。你看，同样的线上买菜，在大城市发展起来的，是基于多样性和个性化需求的模式；而在中小城市，“社区买菜”是用社区人口加总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可仍然难以满足多样性和个性化的需求。
也许你会说，现在信息技术都已经可以帮助农民卖农产品了。一点不错，信息技术可以帮农村发展农业，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让更多的人在农村长住下去，因为信息技术没有改变这本书前面所说到的一个道理：在很大程度上，农村地区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总量是有限的，农业GDP在国家GDP总量中所占的份额是逐年下降的。
网络甚至会强化城市的优势，而不是相反。我曾经在贵州调研，当地的“返乡青年”希望通过网络电商把当地的农产品卖出去。有没有用呢？有。但是，总的来说，电商所起到的作用更多是把外面的东西卖进农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城市生产的产品是有规模经济效应的，成本已经压到最低，价格优势明显，现在，网店又可以进一步拓展市场，商品当然就可以大举进入农村了。而农村的产品呢？虽然也可以借助于网络来销售，但如果没有规模化的生产，成本还是降不下来，除非卖的农产品非常有特色，让人们对价格不敏感。
网购的确方便了农村和小城市的居民，但也正因如此，大城市周围的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市场。同样道理，快手上的直播带货，可以让新疆的消费者跟得上沿海地区的时尚，互联网似乎抹平了全国各地的消费差异，而站在生产者的角度来说，恰恰是直播带货拓展了浙江服装厂的销售范围。消费者和生产者实现了“双赢”。
电商时代，抹平了消费，集聚了生产。
进一步的，对于那些可以借助于线上服务来实现的消费，如果的确实现了线上对线下的替代，那么人们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空间更多地用于线上无法取代的线下活动。比如说，如果买衣服在网上就可以做到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看电影了。所以，服装店确实生意冷清了，但影剧院和咖啡馆却火了。甚至书店在冷清了多年之后，又火起来了。不同的是，现在的书店已经不只是卖书，而是同时卖咖啡和文创产品。
同样道理，如果真的有更多的活动可以线上完成，线下活动减少，道路就更通畅，出行的成本就下降了，不能被线上替代的线下活动就会相应增加。美团的朋友告诉我，近年来开通在线预约功能的KTV、密室、足浴、酒吧、健身中心、轰趴馆、私人影院等商户的比例快速上升。这些都是无法被线上取代的消费，但利用线上预约的方式，实现了更高效的供求匹配。
我顺便给做服务业的朋友提点建议。如果快递可以让城市中心的一部分餐馆消亡的话，这仅仅说明外卖让人们觉得没有必要花时间去餐馆里吃东西，但是，餐馆作为朋友见面的地方，这个功能是外卖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餐馆的装潢、就餐的环境和服务，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长沙，有一家一度“一天接待3万人，还有1万没吃上”的爆红餐厅“超级文和友”，这是一间被刻意设计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社区的餐厅，它用几十万件建筑旧物和老家具，打造了一家“超级怀旧游乐园”，然后再在其中汇集当地老字号的餐饮增加多样性。但这个模式可否复制到其他城市，还需检验。同样道理，一些商场的实体店如果被网购所替代，那么商场的功能就应该更加注重向体验经济转变。人们是没有办法通过线上服务来体验陶艺馆的手工制作的，也没有办法在网上体会攀岩活动。线下书店的生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被网购取代了，但是坐在书店里边喝咖啡边翻翻书的文艺青年体验却是线上无法取代的。
我了解过一家健身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健身房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有些健身教练转向线上指导学员。但疫情控制住之后，去健身房健身的人反而更多了，因为人们更重视健康了。
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在其著作《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ty）里讲过这样一句话：网络空间里的交流将永远无法与分享一顿美食、一个微笑或一个亲吻相提并论。
我还关注到“电子竞技”。按照道理来说，电竞是电子游戏比赛达到“竞技”层面的体育项目，而电子游戏是完全可以在网上完成的，在哪儿玩、在哪儿比赛，不是一样吗？如果你这样想，又错了。现在中国最大的电竞中心是上海。顶尖的电竞赛事，都是在线下办的，然后，再通过各种媒体进行转播。线下比赛现场的“赛事经济”和其他体育赛事并没有太大区别，同样是广告商赞助，同样会拉动餐饮、旅游和文化产业。
起初，英雄联盟赛事举办地位于江苏太仓，之后迁回了上海。为了方便选手往来比赛现场，有相当多参与比赛的俱乐部都将基地安置在了上海。随着联赛规模逐年扩大，相关产业的生态体系也日渐完善。除了战队和主办方以外，越来越多的媒体、赛事执行、直播、电商等围绕着电竞赛事的合作伙伴与内容供应商加入进来，上海成为整个行业最大的资源人才集散地。根据《2019年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有接近半数的知名俱乐部在上海落地，三成的大型电竞赛事在上海举办，中国电竞80%以上的公司、俱乐部、明星都集中在上海。(5)那上海的优势在哪里？还是规模经济产生的集聚效应。
另外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事实是，信息技术虽然取代了一部分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信息技术以及应用的发展本身是需要集聚的，而这恰恰是因为技术人员是依赖与别人面对面交流来产生创新的。创新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本身就是城市功能的重要体现。创新的集中，就会带来其他面对面服务的需求，包括服务和公共服务的消费。
一些头部的直播带货主播，往往把工作室设在市中心，除了因为前面已经提到的他们需要有一个团队共同工作之外，还因为他们需要接近足够多的商品品类，以使直播间可以保持商品多样性和新鲜感。那么哪里有足够多的商品品类呢？大城市，而且是市中心，武汉的汉正街已经成为直播带货的网红基地，就有这个逻辑。
由于以上所有原因，信息科技的进步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大城市的消解。相反，直到现在，正如我在第二章里就讲到的，人口还在继续向大城市集中。这个过程不仅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在发达国家，哪怕是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各国，人口也还在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6)
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城市正在出现这样的局面：线上连接，线下分化。
分化，有时也是分工。在我看来，线上新经济的发展，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拓展了市场交易的范围，深化了分工。
而城市相比于农村，大城市相比于小城市，前者更能在互联网所形成的多样性和市场范围的相互强化中获益。多样性使得线上交易的范围扩大，反过来，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又深化分工，强化了多样性。
经济学里古老的斯密定理说的是，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会不断提高。我看到的正是一个当代的“线上的斯密定理”。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篇幅来讲信息技术。其实，信息技术只是很多技术的一种，大量的技术发展是旨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其中，城市内部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本身就在通过技术加以解决。这些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果就是城市的生活质量将进一步提高，并使城市的规模能够进一步扩张。类似的技术不胜枚举，包括我们前面说到的造高楼的技术——现在一些大楼的地基都深入地下100米。城市的供水技术本身也在不断地提高，其中包括水的循环利用，也包括海水淡化的技术。
在这场新技术革命改变城市生活的进程中，信息技术的角色尤为重要。为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正被用于城市的信息化建设，“智慧城市”概念由此诞生，正成为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互联网会瓦解大城市吗？不会，它反而成就了“互联网城市”。以近年来流行的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还有知识社会环境下逐步孕育的城市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两大驱动力。
“互联网城市”就是运用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等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各项资源，从而对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实现对城市的智能化管理，以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解决交通拥堵，消除安全隐患，最终实现城市和谐且高效的持续发展。恰恰是因为大城市的“大”，为大数据等新技术提供了更多数据来源和应用场景。
互联网的运用仍然依赖城市的人口密度，并且正在帮大城市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技术和商业的结合，正在重塑大城市的生活方式。
所以，互联网会瓦解大城市吗？不会。互联网也不会瓦解人口密度，除非它是个怪兽，专门在大城市搞破坏。
很多人担心，新技术的变化，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现是不是可以取代一般劳动力，以使得城市并不需要那么多人口。实际上，被机器替代的劳动力大量出现在可编码的常规岗位(routine job)，制造业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机器替代人工的情况。
在服务业里，也有一些岗位是能够被机器所取代的，这些岗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可编码。比如说大数据可以代替比较初级的律师和医生来形成判案或者治病的方案，甚至大数据可以用来写一般的音乐和诗歌。但是对于个性化的、精细的服务，机器仍然不能取代人工，比如说餐馆里的服务员没有被完全取代，看护老人的护工更加难以被取代，对于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手术也不能完全依赖于人工智能和机器。
甚至在一些例子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普通劳动力是互补的，反而催生了大量的岗位。比如说，滴滴这样的公司就创造了大量网约车司机的岗位。(7)同样，也是因为信息技术，快递业务和送餐小哥成了新兴职业。哪怕对于一些非常传统的服务业，比如说家政服务，数字化都可以为其赋能。上海有一个叫“悦管家”的企业，就是通过手机APP线上预约和大数据的算法，来就近匹配家政服务的需求和供给，使得一个家政服务员可以一天服务四家人，月收入可以达到8 000元。
不仅如此，恰恰因为一些传统的职业被取代掉了，大量劳动力能够被有创意的企业雇用，一些新兴的职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来提供原来并不存在的市场化服务。这里我仅举一个例子。运营“无印良品”的日本企业“株式会社良品计画”，为响应顾客的家居需求，提出强化店员的服务能力。这项拓宽无印良品服务范围的创意，包括结合室内设计提供收纳方法建议等。在产品上也不仅限于无印良品的产品，还有与公司无直接关系的换灯泡、清理百叶窗、安装画框等。而这样的精细化、专业化服务，通常只有在大城市里才有规模经济效应。
在上面这些例子里，每一种技术都会让城市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而不是相反。而每一种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努力，都给了城市进一步长大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
在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大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比重远远高于小城市，即使就业岗位被机器人替代，恐怕也是小城市制造业里的就业被替代得更多。
新冠肺炎疫情曾让人们以为大城市的路走错了。其实不会。疫情的确暴露出了大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疫情结束之后，大城市会采取补短板的措施，那些不补短板的大城市会失去机遇，而补了短板之后，大城市只会变得更强大。
真正有可能使城市或者大城市走向消解的因素可能有两点。第一，人性变了，人不需要与朋友和亲人交往了，而只需要和机器人打交道。这一点不太可能，即使人们真的只需要和机器打交道了，一个孤立的人，也不太可能完全依靠机器来解决自己生活的所有问题，人和人之间还是不能距离太远。相反，近年来“情绪消费”成为都市年轻人消费的新热点，例如萌宠互动馆、轰趴馆、发泄吧、健心坊、极限运动体验馆等。
所以，真正使得城市或者大城市走向消解的因素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交通技术极速进步。我曾经在前面请读者做过一个思想实验，那就是当从北京出发到上海可以零成本地只花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如果这一天到来了，城市恐怕就真的变得不重要了。但是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