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 - (宋)洪兴祖

前言

徐志啸

先秦时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楚辞,乃是继《诗经》之后,崛起于战国时代的具有浓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诗歌。它承继了《诗经》之馀绪,融合了南方楚地文化特色,独创一体,别具一格,以其浪漫奇绝之形态,闪耀着不朽的光辉,泽被了后世百代诗坛和文坛。

“楚辞”之名称,西汉初期已有流传,至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诗歌作品合为一集,编集定名,自此始有了作为诗歌总集的《楚辞》。对此,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有谓:“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楚辞》之所以姓“楚”,不光是因为屈原、宋玉等人系出身楚地的楚人,更因为其诗歌“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翼骚序》)。正由于这些诗歌作品大量运用了楚地的民歌样式和楚方言声韵,载录了楚风土物产,具备了浓厚的楚地和楚民族的色彩,因而构成了独特的语言和文学风格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体裁,在《诗经》四言诗格局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的楚辞体(也称骚体)诗歌样式,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楚辞》的主要代表作者——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个人作品传世的伟大诗人。他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奋斗,矢志不渝,百折不挠,表现了一位封建士大夫爱国爱民的高尚气节与人格。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对他的生平传略作了历史的记载。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代楚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40年,卒于公元前278年,历楚国怀王与顷襄王二朝。他出身望族,“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辅佐楚怀王,颇受信任,任左徒官,入则图议国事,出则应对诸侯,制定宪令,改革楚政,力主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实现楚国一统天下的大业,然却不幸遭朝廷奸臣谗言离间,被去职流放,复起复落,终于未能重返故都。但他壮心不泯,初衷不改,悲愤至极,最终投身江河,以身殉理想。为表述自己的理想抱负和向君主表示忠心,抒发满腔的爱国激情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屈原写下了一系列的诗歌作品——《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这些诗歌,是屈原心声的真实吐露,是他毕生经历的历史再现,也是他人格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们艺术地展示了这位历史伟人的崇高形象;这些诗歌,创立了独特的诗体形式,融《诗经》、楚地民歌、先秦诸子散文和神话传说于一炉,在充分吸收楚地民间文化和文学形式的基础上作大胆创新,开创了中国诗歌历史的新纪元。尤其是《离骚》一诗,语言奇美,想象奇特,构思奇绝,融历史、神话、传说于一体,塑造了高大伟岸的主人公形象,展现了浪漫主义风格色彩,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篇空前绝后的绝唱。

对于屈原传世作品的真伪,历来是学界争议的焦点。据司马迁《史记》所载,《离骚》、《天问》、《招魂》及《哀郢》应该属于可信之作,到刘向父子编著《七略》及班固撰《汉书·艺文志》,载录屈原作品25篇,究竟具体应该是哪25篇,历代学者的见解产生了分歧。依据现存最早的著录屈原与楚辞作品的集子——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25篇屈原作品是:《离骚》(原书题为《离骚经》),《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招魂》,《大招》,《远游》,《卜居》,《渔父》。但是这些诗篇中,有些曾被怀疑,如《九章》中的部分作品,以及《大招》、《远游》、《卜居》、《渔父》等,为此,历代学者各执己见,聚讼不已。由于缺乏确凿的资料,对这一争论难以下准确的判断,历来一般还是以《汉书·艺文志》的篇数为据。《楚辞》集子中收录的诗歌作品,除屈原作品外,还有宋玉的《九辩》,此外,王逸及其后的历代注本中,还收录了包括疑为唐勒、景差的作品,以及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等人的拟骚作品。从王逸《楚辞章句》载录可以知道,古代流传载录《楚辞》的本子还有《释文》,其所录楚辞作品之篇序与王逸的本子有所不一,此尚待加以考证,以辨识真伪。

标志屈原作为伟大诗人成就、风格、人格、精神的最集中的代表作是抒情长诗《离骚》。这部诗篇乃“金相玉质,百世无匹”,“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它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篇罕见的杰出诗章,奠定了屈原作为伟大诗人的基石。全诗长达三百七十多句、二千四百多字,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叙事性抒情长诗。上半部以诗篇主人公(女性身份)自叙身世开首,包括世系、生辰、命名,表明她具有先天的内美,但还不够,她还要努力修身。诗篇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将大量楚地出产的香花美草作形象比喻和象征,继之展开叙述,从回顾楚国历史到返回眼前现实,塑造了一位洁身自好的圣洁女子,以自身的不断修身养性,渴望展示抱负,试图博取君主的欢心和信任——目的乃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却不料引来了朝廷一帮奸臣小人们的无耻诽谤和谗言,他们挑拨了君臣关系。严酷的现实容不了她,迫使她不得不离开朝廷;下半部主人公没能听从好心人的劝告,执意不变立场,于是乎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请求占卜、降神后,为寻求理想境界开始离开现实世界(上半部的女性身份到下半部时变为了男性身份),到天国寻找理想女性伴侣,然却三求女而不得,矛盾痛苦,感叹不已,虽再次天国神游,仍无济于事,最后只能无功而返。内心深挚的恋乡之情最终决定了悲剧的命运,理想难以实现,国人又不理解,结果只有以身殉理想——“从彭咸之所居”,谱写了历史和人生的壮丽篇章。这是一首诗人发自肺腑的心灵之歌,是诗人心声的绝唱。它以深邃的内涵、丰富的想象、惊人的辞采、炽热的心怀,向世人和后代展示了一位伟大哲人的胸怀、智慧、理想和追求。

集中体现屈原奇特想象的,除了《离骚》诗外,还有一气问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的发问体诗篇《天问》。这首诗只有问题,没有回答,基本四言一句,四句一节,每节一韵,偶亦杂以多言。整首诗浑然一体,井然有序,围绕天体起源,人类肇始和夏、商、周、秦、楚历史,大致按人类兴亡和历史演变的顺序发问,其间糅杂了大量的上古时代历史和神话传说,寄寓了诗人的天体观、人生观和历史观。全诗的中心主题异常鲜明突出——这是一首以发问形式写下的人间兴亡史诗,全诗集中了历史兴亡的故事,先问天地开辟、人类起源,侧重于“兴”;后问人间历史——自夏、商、周至秦、楚,突出何故由“兴”而“亡”。全诗表现了诗人对传统的大胆怀疑、对真理的勇敢探索和愤世嫉俗的真挚感情。

《九歌》是一组富有原始风味的浪漫诗歌,它系作者根据楚地民间祭神的原始《九歌》改编加工而成。诗中将天神、地神、人鬼融为一体,祭祀、歌舞、唱词浑然合一,其本质原意乃上古楚民祈雨、祈农业丰收,并与性爱、生育繁殖相结合,求人类和农作物生长繁殖的艺术之歌。九篇中,《东皇太一》所祭神最尊贵,全诗气氛既庄严肃穆又热烈欢快,祭品陈设、音乐歌舞,一切为了迎接神的安康降临;《云中君》祭云神,云被拟人化了,从中寄寓了人们对云雨之神的祈祷与企盼;《湘君》、《湘夫人》虽各为一篇,其实可合二为一,它们都是湘水之神,双方都因等候对方不至而忐忑不安,其缠绵之情,表现了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大司命》是司人寿夭之神,描写人们以虔诚的心情祈求司命之神能给人带来延年益寿;《少司命》为司子嗣之神,它主管人间的生育,人们自然对它恭敬有加,全诗情感色彩浓厚;《东君》祭祀太阳,诗篇如颂辞般热烈隆重、色彩光艳,充满了对太阳的无限崇敬和衷心礼赞;《河伯》描写河伯神的恋爱,河伯即黄河之神,诗篇洋溢着不欢而别的悲感,全诗文笔婉丽清新、刻画细腻;《山鬼》塑造了一位神态、外貌均生动可爱的山鬼形象,它对公子的痴情被表现得惟妙惟肖,令人怦然心动。《国殇》在《九歌》组诗中别具一格,它是一首气壮山河的悲壮战歌,惊天地、泣鬼神,极其真实地凸现了楚国将士为楚国出生入死、英勇奋战的大无畏气概,表达出诗人对楚国将士的深挚之爱;最后一篇《礼魂》可谓《国殇》的副歌,两首诗可合为一观,它所“礼”的乃是为国阵亡的楚国将士之“魂”,从“长无绝兮终古”句中足见作者深爱楚国楚民的真挚情感。

《九章》虽说尚难断定其全部作品的真伪,但其中大部分篇章还是可以确认为是屈原本人的作品,尤其《涉江》、《哀郢》、《怀沙》、《橘颂》等篇,真实记录了屈原的身世经历,抒发了他的真挚情感,为后世读者塑造了一位高大伟岸的主人公形象,丰富了屈原的真实品格和感人精神,可称是《离骚》上半部诗篇生动具体的展开。《九章》的命名并不出于屈原之手,它是整理编定者刘向后加的。在没有更确凿可靠资料的条件下,我们权且按《汉书·艺文志》所录,认为《九章》九篇均为屈原的作品,如此,则九篇诗章所写,可谓各有侧重:《惜诵》——全诗表述诗人的忠贞与清白,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此乃终生奉行的做人准则;《涉江》——活画出了一位高洁不屈的诗人形象,他戴高冠,佩长剑,行吟徘徊于泽畔,决不愿变己之心志以从俗;《哀郢》——表达诗人对楚国郢都失陷的哀痛,诗中交织了诗人对楚国山水的热爱、伤感和对奸党小人的痛恨之情;《抽思》——表述怀王改变态度后诗人的实际心态,怀王的言而无信,致使诗人烦闷忧愁始终笼罩心头,难以排解;《怀沙》——是诗人临死前向世人告白心境的绝命辞,他庄严宣告,决心以死捍卫自己的理想,用生命换回高洁的人格节操;《思美人》——这里的美人,喻指楚怀王,诗篇表达诗人对君主的忠诚,永远不改初衷;《惜往日》——始终表述诗人宁死不移志的誓言,而对君王的昏庸,此篇中则有了足够的认识;《橘颂》——通篇运用了比兴手法,描画橘的物态、形象,颂橘乃为了颂扬人的崇高形象与高贵品质,诗篇前半说橘,将橘人格化,颂橘乃自比,后半说人,将人物化,自颂以喻橘,全篇物我合一、浑然一体,乃咏物篇的佳作;《悲回风》——用自然界的秋冬景象烘托诗人的忧郁与深沉,全篇回环往复的情绪表述很好地传递了诗人低回忧郁的真实情感。

《招魂》和《大招》两篇堪称姐妹篇,两诗均以招魂形式展开。这是采用了南方楚地民间流行的人死后招魂的方式,表现作者对已故君主的召唤和希冀。对这两首诗的所招对象,历来争议较大。笔者以为,应以招楚怀王的亡魂为合理,诗篇表达的是作者对君主亡故的哀痛和追怀,这是屈原忠君情怀的集中体现。至于为何招两次,这与当时楚地的民俗有关,他们有人死后分为大殓、小殓之习俗(详可参《礼记》所载),而这大小殓的区分,正是两次招魂的表现。两首诗以铺陈的方式,从东、南、西、北、天、地方位角度,将山川地理、饮食起居、宫廷建筑、娱乐歌舞等予以详尽描述铺展,极尽排比铺陈之能事,显示了招魂诗文体奇特、想象大胆、结构对称、词藻堆砌的特色,在《楚辞》诸篇中堪称独树一帜。

《卜居》和《渔父》两篇类似今人所称散文诗的形式。它们通篇是对话,开创了后世赋作品中答问的体式,其参差的句式和简单的故事性,使之在楚辞作品中别具一格,而诗篇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无疑丰满了诗人屈原的形象。

至于《远游》,历来人们争议颇多,认为它与司马相如《大人赋》相似,有人疑为仿袭之作。全诗内容与《离骚》下半部极为相似,展示了主人公离开尘世后上天国遨游,试图寻找理想去处的情节,诗中表现的道家思想色彩较之《离骚》更为浓烈,但艺术上与《离骚》相比似逊色多了。为此,《远游》究为何人何时而作,至今尚无定论。

《楚辞》中的作品,我们应该重视的,除了屈原作品外,还有被后代誉为悲秋诗人鼻祖的宋玉。传说宋玉是屈原的学生,但今已不可考,我们仅知《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赋16篇,其中有传世杰作《九辩》,这是无可置疑的。刘勰《文心雕龙》将他与屈原并称,可见对他评价之高。宋玉留给后世的《九辩》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出身低微、官职不高的贫寒之士。《九辩》诗抒发了他自己的身世遭遇,诗中对悲秋的吟唱,可谓千古绝唱,对后世的士大夫影响很大,文学史自此有了悲秋诗人之说,宋玉乃始创者。

《楚辞》问世以后,自汉代开始,便有了模拟仿效之风,尤其两汉时代,拟骚诗盛行,一时蔚成风气,其中较有代表性并被收入《楚辞》注本的主要是:贾谊《惜誓》(或称《吊屈原赋》,各本不一)、淮南小山《招隐士》、庄忌《哀时命》,以及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这些诗篇大多从哀怜同情屈原身世际遇出发,抒发个人的内心情感,有的结合了自己的身世遭遇,感喟社会历史和人生的不测。一般来说,这些诗篇虽然内容情感乃至艺术表现均无法与屈原作品相比,但它们毕竟有意模仿屈原作品的艺术风格,其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多少还有可取之处,故而文学史也能记下一笔。

从汉代开始,研究屈原和注释《楚辞》作品渐成风气——从西汉司马迁、扬雄到东汉班固、王逸,都对屈原和《楚辞》或撰写传略、或评论其人、或注释其作品,但他们在认识观点上有所不一,有的甚至完全对立。如王逸与班固,对屈原的评价褒贬完全不一,王逸《楚辞章句》高度肯定屈原,且该书乃历史上第一部全面注释《楚辞》的标志性著作,而班固虽然承认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却对屈原其人的人格品行予以贬抑。概括地看,《楚辞》学在二千多年的学术史上曾出现过四次高潮:两汉、南宋、清代及现代(“五四”迄今),其代表性著作为: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朝齐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南宋朱熹《楚辞集注》、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补王逸《章句》)、明代汪瑗《楚辞集解》、清代王夫之《楚辞通释》、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和戴震《屈原赋注》,到现代,则有梁启超、闻一多、郭沐若、游国恩、姜亮夫、陈子展、林庚、汤炳正等著名学者将传统学术与现代意识相结合,问世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推动了楚辞研究向纵深方向的拓展。

校点说明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等人加上自己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共十六篇,定名为《楚辞》。至东汉,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并加以注释,是为《楚辞章句》十七卷。可惜,《楚辞章句》到今天并没有单独的古本传世,至多只有一些明翻宋刻本,也就是说在宋代还尚未失传。

宋代洪兴祖便以《楚辞章句》为蓝本,做了《楚辞补注》。其书在体例上将原注与自己的补注截然分开,相应诗句的注语之后,以“补曰”作为分隔,加入补注,于是人们也多将《楚辞补注》中所保留的内容视为《楚辞章句》的一个间接版本。但是,书中“补注”之前的注语中也不尽是王逸的注,比如大量引用的《文选》五臣注和《释文》等,都显然不是东汉时期的王逸所能看到的。

洪兴祖(1090—1155),字庆善,号练塘,镇江丹阳(今江苏丹阳)人,自幼勤学,曾任太常博士,有多重著作传世,其中最著名者,就是《楚辞补注》。这部著作在王逸《章句》的基础上,对旧注逐条梳理,间有不少名物考据与辨正,是后来《楚辞》的最佳注释本之一。同时,洪兴祖作为南宋时期的饱学之士,在研究《楚辞》的过程中势必徵引大量的古籍,其中有一些已经散佚的著作的内容,更多的是所引文句与今本有所不同的,这更使《楚辞补注》的价值超越了《楚辞》研究本身,而在目录学、校勘学方面别有功用。

尽管在《楚辞》研究史上,《楚辞补注》是历代公认的优秀著作,但它不是唯一的。稍晚的朱熹也曾著有《楚辞集注》,在质量和深度上与《楚辞补注》不相上下,然而由于朱熹在理学上的影响,后来的学人读《楚辞》便有意无意地多选用《集注》。所以时至今日,《楚辞集注》不仅有宋本存世,元明以下多有各种刊本,而《楚辞补注》则宋本仅见于书目,元代未见有刊本,而明本的数量也远远少于《集注》。

然而由于《楚辞补注》特有的价值,明代以下也有一些好的版本流传下来,明清之际,有两种较好的翻宋刻本,一种是毛氏汲古阁清初翻刻的,另一种是明代中期的产物,它们大抵就是现在我们所见的各种《楚辞补注》的两个祖本。相比之下,汲古阁本的流传较广,问世以后翻刻者较多,如《四库全书》、《惜阴轩丛书》等所收者都是这一支的流传,清代到民国时据之翻印的单行本也很多,其中以金陵书局翻刻本为最优。1983年中华书局排印本也是以此为底本的。至于另一种明翻宋本,则主要是靠《四部丛刊》初编而广为传播。

此次校点整理,我们选择并非最早但校勘较优的《惜阴轩丛书》本作为底本,参校以《四部丛刊》初编本、同治刻本及四库全书本,以横排简体的形式印行。然而王逸和洪兴祖都是古人,他们的注语中有些内容无法全部用简化字,比如《离骚》中“恐脩名之不立”,洪注有“脩,與‘修’同,古书通用”,如果全部改为简体字通用的“修”就不可理喻了。还有注中多用反切表音,反切字中“於”这样的多音字也不宜简化为“于”。所以书中依据文义需要,适当保留了一些繁体字。另外,底本还有少量明显的错字,如《离骚》“纫秋兰以为佩”洪注引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泽兰广而长节,节中亦”,这个“亦”应该是“赤”,类似问题都处理为“泽兰广而长节,节中(亦)〔赤〕”的形式,使读者可以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对校订情况有基本了解。

卷一 离骚经章句

卷二 九歌章句

卷三 天问章句

卷四 九章章句

卷五 远游章句

卷六 卜居章句

卷七 渔父章句

卷八 九辩章句

卷九 招魂章句

卷十 大招章句

卷十一 惜誓章句

卷十二 招隐士章句

卷十三 七谏章句

卷十四 哀时命章句

卷十五 九怀章句

卷十六 九叹章句

卷十七 九思章句


这是第一篇卷一 离骚经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