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 - (宋)洪兴祖
前言
徐志啸
先秦时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楚辞,乃是继《诗经》之后,崛起于战国时代的具有浓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诗歌。它承继了《诗经》之馀绪,融合了南方楚地文化特色,独创一体,别具一格,以其浪漫奇绝之形态,闪耀着不朽的光辉,泽被了后世百代诗坛和文坛。
“楚辞”之名称,西汉初期已有流传,至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诗歌作品合为一集,编集定名,自此始有了作为诗歌总集的《楚辞》。对此,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有谓:“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楚辞》之所以姓“楚”,不光是因为屈原、宋玉等人系出身楚地的楚人,更因为其诗歌“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翼骚序》)。正由于这些诗歌作品大量运用了楚地的民歌样式和楚方言声韵,载录了楚风土物产,具备了浓厚的楚地和楚民族的色彩,因而构成了独特的语言和文学风格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体裁,在《诗经》四言诗格局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的楚辞体(也称骚体)诗歌样式,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楚辞》的主要代表作者——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个人作品传世的伟大诗人。他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奋斗,矢志不渝,百折不挠,表现了一位封建士大夫爱国爱民的高尚气节与人格。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对他的生平传略作了历史的记载。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代楚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40年,卒于公元前278年,历楚国怀王与顷襄王二朝。他出身望族,“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辅佐楚怀王,颇受信任,任左徒官,入则图议国事,出则应对诸侯,制定宪令,改革楚政,力主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实现楚国一统天下的大业,然却不幸遭朝廷奸臣谗言离间,被去职流放,复起复落,终于未能重返故都。但他壮心不泯,初衷不改,悲愤至极,最终投身江河,以身殉理想。为表述自己的理想抱负和向君主表示忠心,抒发满腔的爱国激情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屈原写下了一系列的诗歌作品——《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这些诗歌,是屈原心声的真实吐露,是他毕生经历的历史再现,也是他人格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们艺术地展示了这位历史伟人的崇高形象;这些诗歌,创立了独特的诗体形式,融《诗经》、楚地民歌、先秦诸子散文和神话传说于一炉,在充分吸收楚地民间文化和文学形式的基础上作大胆创新,开创了中国诗歌历史的新纪元。尤其是《离骚》一诗,语言奇美,想象奇特,构思奇绝,融历史、神话、传说于一体,塑造了高大伟岸的主人公形象,展现了浪漫主义风格色彩,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篇空前绝后的绝唱。
对于屈原传世作品的真伪,历来是学界争议的焦点。据司马迁《史记》所载,《离骚》、《天问》、《招魂》及《哀郢》应该属于可信之作,到刘向父子编著《七略》及班固撰《汉书·艺文志》,载录屈原作品25篇,究竟具体应该是哪25篇,历代学者的见解产生了分歧。依据现存最早的著录屈原与楚辞作品的集子——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25篇屈原作品是:《离骚》(原书题为《离骚经》),《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招魂》,《大招》,《远游》,《卜居》,《渔父》。但是这些诗篇中,有些曾被怀疑,如《九章》中的部分作品,以及《大招》、《远游》、《卜居》、《渔父》等,为此,历代学者各执己见,聚讼不已。由于缺乏确凿的资料,对这一争论难以下准确的判断,历来一般还是以《汉书·艺文志》的篇数为据。《楚辞》集子中收录的诗歌作品,除屈原作品外,还有宋玉的《九辩》,此外,王逸及其后的历代注本中,还收录了包括疑为唐勒、景差的作品,以及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等人的拟骚作品。从王逸《楚辞章句》载录可以知道,古代流传载录《楚辞》的本子还有《释文》,其所录楚辞作品之篇序与王逸的本子有所不一,此尚待加以考证,以辨识真伪。
标志屈原作为伟大诗人成就、风格、人格、精神的最集中的代表作是抒情长诗《离骚》。这部诗篇乃“金相玉质,百世无匹”,“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它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篇罕见的杰出诗章,奠定了屈原作为伟大诗人的基石。全诗长达三百七十多句、二千四百多字,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叙事性抒情长诗。上半部以诗篇主人公(女性身份)自叙身世开首,包括世系、生辰、命名,表明她具有先天的内美,但还不够,她还要努力修身。诗篇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将大量楚地出产的香花美草作形象比喻和象征,继之展开叙述,从回顾楚国历史到返回眼前现实,塑造了一位洁身自好的圣洁女子,以自身的不断修身养性,渴望展示抱负,试图博取君主的欢心和信任——目的乃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却不料引来了朝廷一帮奸臣小人们的无耻诽谤和谗言,他们挑拨了君臣关系。严酷的现实容不了她,迫使她不得不离开朝廷;下半部主人公没能听从好心人的劝告,执意不变立场,于是乎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请求占卜、降神后,为寻求理想境界开始离开现实世界(上半部的女性身份到下半部时变为了男性身份),到天国寻找理想女性伴侣,然却三求女而不得,矛盾痛苦,感叹不已,虽再次天国神游,仍无济于事,最后只能无功而返。内心深挚的恋乡之情最终决定了悲剧的命运,理想难以实现,国人又不理解,结果只有以身殉理想——“从彭咸之所居”,谱写了历史和人生的壮丽篇章。这是一首诗人发自肺腑的心灵之歌,是诗人心声的绝唱。它以深邃的内涵、丰富的想象、惊人的辞采、炽热的心怀,向世人和后代展示了一位伟大哲人的胸怀、智慧、理想和追求。
集中体现屈原奇特想象的,除了《离骚》诗外,还有一气问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的发问体诗篇《天问》。这首诗只有问题,没有回答,基本四言一句,四句一节,每节一韵,偶亦杂以多言。整首诗浑然一体,井然有序,围绕天体起源,人类肇始和夏、商、周、秦、楚历史,大致按人类兴亡和历史演变的顺序发问,其间糅杂了大量的上古时代历史和神话传说,寄寓了诗人的天体观、人生观和历史观。全诗的中心主题异常鲜明突出——这是一首以发问形式写下的人间兴亡史诗,全诗集中了历史兴亡的故事,先问天地开辟、人类起源,侧重于“兴”;后问人间历史——自夏、商、周至秦、楚,突出何故由“兴”而“亡”。全诗表现了诗人对传统的大胆怀疑、对真理的勇敢探索和愤世嫉俗的真挚感情。
《九歌》是一组富有原始风味的浪漫诗歌,它系作者根据楚地民间祭神的原始《九歌》改编加工而成。诗中将天神、地神、人鬼融为一体,祭祀、歌舞、唱词浑然合一,其本质原意乃上古楚民祈雨、祈农业丰收,并与性爱、生育繁殖相结合,求人类和农作物生长繁殖的艺术之歌。九篇中,《东皇太一》所祭神最尊贵,全诗气氛既庄严肃穆又热烈欢快,祭品陈设、音乐歌舞,一切为了迎接神的安康降临;《云中君》祭云神,云被拟人化了,从中寄寓了人们对云雨之神的祈祷与企盼;《湘君》、《湘夫人》虽各为一篇,其实可合二为一,它们都是湘水之神,双方都因等候对方不至而忐忑不安,其缠绵之情,表现了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大司命》是司人寿夭之神,描写人们以虔诚的心情祈求司命之神能给人带来延年益寿;《少司命》为司子嗣之神,它主管人间的生育,人们自然对它恭敬有加,全诗情感色彩浓厚;《东君》祭祀太阳,诗篇如颂辞般热烈隆重、色彩光艳,充满了对太阳的无限崇敬和衷心礼赞;《河伯》描写河伯神的恋爱,河伯即黄河之神,诗篇洋溢着不欢而别的悲感,全诗文笔婉丽清新、刻画细腻;《山鬼》塑造了一位神态、外貌均生动可爱的山鬼形象,它对公子的痴情被表现得惟妙惟肖,令人怦然心动。《国殇》在《九歌》组诗中别具一格,它是一首气壮山河的悲壮战歌,惊天地、泣鬼神,极其真实地凸现了楚国将士为楚国出生入死、英勇奋战的大无畏气概,表达出诗人对楚国将士的深挚之爱;最后一篇《礼魂》可谓《国殇》的副歌,两首诗可合为一观,它所“礼”的乃是为国阵亡的楚国将士之“魂”,从“长无绝兮终古”句中足见作者深爱楚国楚民的真挚情感。
《九章》虽说尚难断定其全部作品的真伪,但其中大部分篇章还是可以确认为是屈原本人的作品,尤其《涉江》、《哀郢》、《怀沙》、《橘颂》等篇,真实记录了屈原的身世经历,抒发了他的真挚情感,为后世读者塑造了一位高大伟岸的主人公形象,丰富了屈原的真实品格和感人精神,可称是《离骚》上半部诗篇生动具体的展开。《九章》的命名并不出于屈原之手,它是整理编定者刘向后加的。在没有更确凿可靠资料的条件下,我们权且按《汉书·艺文志》所录,认为《九章》九篇均为屈原的作品,如此,则九篇诗章所写,可谓各有侧重:《惜诵》——全诗表述诗人的忠贞与清白,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此乃终生奉行的做人准则;《涉江》——活画出了一位高洁不屈的诗人形象,他戴高冠,佩长剑,行吟徘徊于泽畔,决不愿变己之心志以从俗;《哀郢》——表达诗人对楚国郢都失陷的哀痛,诗中交织了诗人对楚国山水的热爱、伤感和对奸党小人的痛恨之情;《抽思》——表述怀王改变态度后诗人的实际心态,怀王的言而无信,致使诗人烦闷忧愁始终笼罩心头,难以排解;《怀沙》——是诗人临死前向世人告白心境的绝命辞,他庄严宣告,决心以死捍卫自己的理想,用生命换回高洁的人格节操;《思美人》——这里的美人,喻指楚怀王,诗篇表达诗人对君主的忠诚,永远不改初衷;《惜往日》——始终表述诗人宁死不移志的誓言,而对君王的昏庸,此篇中则有了足够的认识;《橘颂》——通篇运用了比兴手法,描画橘的物态、形象,颂橘乃为了颂扬人的崇高形象与高贵品质,诗篇前半说橘,将橘人格化,颂橘乃自比,后半说人,将人物化,自颂以喻橘,全篇物我合一、浑然一体,乃咏物篇的佳作;《悲回风》——用自然界的秋冬景象烘托诗人的忧郁与深沉,全篇回环往复的情绪表述很好地传递了诗人低回忧郁的真实情感。
《招魂》和《大招》两篇堪称姐妹篇,两诗均以招魂形式展开。这是采用了南方楚地民间流行的人死后招魂的方式,表现作者对已故君主的召唤和希冀。对这两首诗的所招对象,历来争议较大。笔者以为,应以招楚怀王的亡魂为合理,诗篇表达的是作者对君主亡故的哀痛和追怀,这是屈原忠君情怀的集中体现。至于为何招两次,这与当时楚地的民俗有关,他们有人死后分为大殓、小殓之习俗(详可参《礼记》所载),而这大小殓的区分,正是两次招魂的表现。两首诗以铺陈的方式,从东、南、西、北、天、地方位角度,将山川地理、饮食起居、宫廷建筑、娱乐歌舞等予以详尽描述铺展,极尽排比铺陈之能事,显示了招魂诗文体奇特、想象大胆、结构对称、词藻堆砌的特色,在《楚辞》诸篇中堪称独树一帜。
《卜居》和《渔父》两篇类似今人所称散文诗的形式。它们通篇是对话,开创了后世赋作品中答问的体式,其参差的句式和简单的故事性,使之在楚辞作品中别具一格,而诗篇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无疑丰满了诗人屈原的形象。
至于《远游》,历来人们争议颇多,认为它与司马相如《大人赋》相似,有人疑为仿袭之作。全诗内容与《离骚》下半部极为相似,展示了主人公离开尘世后上天国遨游,试图寻找理想去处的情节,诗中表现的道家思想色彩较之《离骚》更为浓烈,但艺术上与《离骚》相比似逊色多了。为此,《远游》究为何人何时而作,至今尚无定论。
《楚辞》中的作品,我们应该重视的,除了屈原作品外,还有被后代誉为悲秋诗人鼻祖的宋玉。传说宋玉是屈原的学生,但今已不可考,我们仅知《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赋16篇,其中有传世杰作《九辩》,这是无可置疑的。刘勰《文心雕龙》将他与屈原并称,可见对他评价之高。宋玉留给后世的《九辩》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出身低微、官职不高的贫寒之士。《九辩》诗抒发了他自己的身世遭遇,诗中对悲秋的吟唱,可谓千古绝唱,对后世的士大夫影响很大,文学史自此有了悲秋诗人之说,宋玉乃始创者。
《楚辞》问世以后,自汉代开始,便有了模拟仿效之风,尤其两汉时代,拟骚诗盛行,一时蔚成风气,其中较有代表性并被收入《楚辞》注本的主要是:贾谊《惜誓》(或称《吊屈原赋》,各本不一)、淮南小山《招隐士》、庄忌《哀时命》,以及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这些诗篇大多从哀怜同情屈原身世际遇出发,抒发个人的内心情感,有的结合了自己的身世遭遇,感喟社会历史和人生的不测。一般来说,这些诗篇虽然内容情感乃至艺术表现均无法与屈原作品相比,但它们毕竟有意模仿屈原作品的艺术风格,其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多少还有可取之处,故而文学史也能记下一笔。
从汉代开始,研究屈原和注释《楚辞》作品渐成风气——从西汉司马迁、扬雄到东汉班固、王逸,都对屈原和《楚辞》或撰写传略、或评论其人、或注释其作品,但他们在认识观点上有所不一,有的甚至完全对立。如王逸与班固,对屈原的评价褒贬完全不一,王逸《楚辞章句》高度肯定屈原,且该书乃历史上第一部全面注释《楚辞》的标志性著作,而班固虽然承认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却对屈原其人的人格品行予以贬抑。概括地看,《楚辞》学在二千多年的学术史上曾出现过四次高潮:两汉、南宋、清代及现代(“五四”迄今),其代表性著作为: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朝齐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南宋朱熹《楚辞集注》、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补王逸《章句》)、明代汪瑗《楚辞集解》、清代王夫之《楚辞通释》、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和戴震《屈原赋注》,到现代,则有梁启超、闻一多、郭沐若、游国恩、姜亮夫、陈子展、林庚、汤炳正等著名学者将传统学术与现代意识相结合,问世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推动了楚辞研究向纵深方向的拓展。
校点说明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等人加上自己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共十六篇,定名为《楚辞》。至东汉,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并加以注释,是为《楚辞章句》十七卷。可惜,《楚辞章句》到今天并没有单独的古本传世,至多只有一些明翻宋刻本,也就是说在宋代还尚未失传。
宋代洪兴祖便以《楚辞章句》为蓝本,做了《楚辞补注》。其书在体例上将原注与自己的补注截然分开,相应诗句的注语之后,以“补曰”作为分隔,加入补注,于是人们也多将《楚辞补注》中所保留的内容视为《楚辞章句》的一个间接版本。但是,书中“补注”之前的注语中也不尽是王逸的注,比如大量引用的《文选》五臣注和《释文》等,都显然不是东汉时期的王逸所能看到的。
洪兴祖(1090—1155),字庆善,号练塘,镇江丹阳(今江苏丹阳)人,自幼勤学,曾任太常博士,有多重著作传世,其中最著名者,就是《楚辞补注》。这部著作在王逸《章句》的基础上,对旧注逐条梳理,间有不少名物考据与辨正,是后来《楚辞》的最佳注释本之一。同时,洪兴祖作为南宋时期的饱学之士,在研究《楚辞》的过程中势必徵引大量的古籍,其中有一些已经散佚的著作的内容,更多的是所引文句与今本有所不同的,这更使《楚辞补注》的价值超越了《楚辞》研究本身,而在目录学、校勘学方面别有功用。
尽管在《楚辞》研究史上,《楚辞补注》是历代公认的优秀著作,但它不是唯一的。稍晚的朱熹也曾著有《楚辞集注》,在质量和深度上与《楚辞补注》不相上下,然而由于朱熹在理学上的影响,后来的学人读《楚辞》便有意无意地多选用《集注》。所以时至今日,《楚辞集注》不仅有宋本存世,元明以下多有各种刊本,而《楚辞补注》则宋本仅见于书目,元代未见有刊本,而明本的数量也远远少于《集注》。
然而由于《楚辞补注》特有的价值,明代以下也有一些好的版本流传下来,明清之际,有两种较好的翻宋刻本,一种是毛氏汲古阁清初翻刻的,另一种是明代中期的产物,它们大抵就是现在我们所见的各种《楚辞补注》的两个祖本。相比之下,汲古阁本的流传较广,问世以后翻刻者较多,如《四库全书》、《惜阴轩丛书》等所收者都是这一支的流传,清代到民国时据之翻印的单行本也很多,其中以金陵书局翻刻本为最优。1983年中华书局排印本也是以此为底本的。至于另一种明翻宋本,则主要是靠《四部丛刊》初编而广为传播。
此次校点整理,我们选择并非最早但校勘较优的《惜阴轩丛书》本作为底本,参校以《四部丛刊》初编本、同治刻本及四库全书本,以横排简体的形式印行。然而王逸和洪兴祖都是古人,他们的注语中有些内容无法全部用简化字,比如《离骚》中“恐脩名之不立”,洪注有“脩,與‘修’同,古书通用”,如果全部改为简体字通用的“修”就不可理喻了。还有注中多用反切表音,反切字中“於”这样的多音字也不宜简化为“于”。所以书中依据文义需要,适当保留了一些繁体字。另外,底本还有少量明显的错字,如《离骚》“纫秋兰以为佩”洪注引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泽兰广而长节,节中亦”,这个“亦”应该是“赤”,类似问题都处理为“泽兰广而长节,节中(亦)〔赤〕”的形式,使读者可以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对校订情况有基本了解。
这是第一篇卷一 离骚经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