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方式需制度变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以来，十几年过去了，现在重新提出，唯一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加快”两个字。这说明十几年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我们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中，几乎每年都在讲转变发展模式，却又年复一年地复制传统模式？原因到底在哪里？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上问题，对转变发展模式迫切性认识不足，重短期、轻长期，重GDP增长、轻可持续性；二是落实措施出现偏差，重政府、轻市场，重规划、轻企业和民众在市场中的创造力。

转变发展方式的障碍

传统增长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效益，对于这种模式，多年来社会上存在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这不是什么坏事。另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对于这样的结构性扭曲，有人认为我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偏下，投资基础设施有很大空间；同时，我国科技水平总体仍然比较落后，劳动力素质差，短期不能放弃低端出口品。这些认识对发展模式的转变构成了很大的障碍。

经济增长若由投资驱动，发展的重点必然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但这些资本密集型行业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而我国的服务业却长期落后。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业越是不足，越是要拉高GDP，拉动GDP就要靠高投资，但资本密集型项目上得越多，越是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依我之见，打破这种思路的办法不是“保八”，而是加快转变发展增长模式，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当我们的经济以服务业为主时，可能不需要8％的增长率，5％也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

发展的重点转向服务业，并不意味着放弃制造业，制造业需要升级换代，而升级换代靠的是研发、现代化的物流、资本和金融的操作，研发、物流、金融都是服务业。

至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出口导向，国内外形势已使我们低端的出口难以维持下去。在银行信用紧缩情况下，即使危机后，美欧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回到危机以前。这场危机所带来的波动，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而是深刻的结构性的。即使欧美国家经济完全恢复，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回到过去的水平，不要以为危机过后一切照常，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再加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指责中国人为压低土地资金和资源价格，连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对华贸易制裁的行列。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如果不加快向国内市场的转移，势必将我国经济暴露在日益增长的国际风险之下。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言，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较之外部环境，内部形势的变化给我国传统出口行业带来了更大压力。内部压力来自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使我们过去低成本的增长模式很难再持续下去。例如征地，老百姓意识到，政府把他的地拿去卖了多少钱，就应该付给我多少钱，政府征地的成本越来越高，征地越来越困难。过去企业可以不顾环境成本，而现在同样由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环境成本显性化。此外，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成本也在上涨。成本的上升使我国出口企业逐渐丧失了原有优势，作为传统增长方式的一大支柱，出口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们不能安于现状，更不能以增长模式转换的艰巨性、复杂性为借口，力图维持现状。

中国需要真正的制度变革

欲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单靠政策没有用，单靠中央号召没有用，真正需要的，是深刻的制度变革。没有体制上的重大突破，就难以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

我们以消费—投资失衡为例，说明体制改革对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传统的发展方式投资过重、消费过轻，现在外部需求疲软，国内产能过剩，由投资和出口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分析一下GDP构成，只剩下一条，就是消费。尽快提升居民消费，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无可选择之选。但当我们需要消费支持经济增长时，却发现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46％滑落到2008年的35％，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降低了10多个百分点。

这个数字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传统增长模式已经失去了目标。我们一直在为增长而增长，而不是为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增长，经济增长变成了目的本身。实际上，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服务于终极目标的手段，终极目标毫无疑问地应该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但我们多年强调GDP，已经养成了思维惯性，把手段当成了目标，结果是经济增长了，居民消费的比重却不断下降。换句话说，老百姓的相对生活水平在下降，在经济增长的蛋糕分配中，老百姓的消费份额越来越小。我们已经忘了经济增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造成消费不足的原因大概有四个。一是收入增长缓慢，尽管每年官方数字显示的收入增长速度与GDP大致相当，但这些数字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况？谁也无法确定。二是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人们不得不自己存钱，以备不测之需，这也是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的原因。三是房价暴涨，迫使老百姓不断增加储蓄，但存钱的速度怎么也跟不上房价的上涨。四是财富的积累向国有部门倾斜，而国有资产不能用于私人消费。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将增长的动力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就迎刃而解。

第一是减税，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第二是财政政策要从投资领域中退出，让更多财政支出用于充实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经济结构以及提升消费。第三是要增加土地供给，平抑房价。最后是资产的再分配，就是财富的分配向个人和家庭倾斜。

除这些政策外，城镇化是拉动需求的另一有效措施。城镇化一方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创造新的需求。我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是4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存在很大的发展潜力。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城镇化为依托，将需求拉动从投资和出口转到消费上来。

对于提高城镇化水平，仅发给农民城镇户口是不够的，要提供他们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教育和住房，为此就需要解除管制，开放在这些领域里的投资，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增加供给。作为促进消费的手段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城镇化需要我们跟着农民进城，而不是这样和那样的“下乡”，我们这几年的政策是不是把方向搞反了？需要重新检讨，与转变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政策应该是向前看的，着眼于将农民转变为市民，将小农经济转变为集约化经营的大农业。

提升消费，抑制投资，需要制度改革，因为投资过重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如GDP挂帅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人为压低土地价格、资金价格和能源价格，鼓励投资，鼓励上新项目。我们的税收以增值税为主，各级政府因此对投资乐此不疲，多多益善，企业赚不赚钱没关系，只要一开工，税收立即就有了。过度投资实际是一种制度病，单靠政府发文限制和严格审批解决不了问题，治标不治本，创造寻租机会而已，真正能够抑制过度投资的是综合性的制度改革。

首先就是要改变官员的考核体系，放弃考核GDP，改为民众满意度。启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真正的土地市场，让市场决定土地价格，让市场价格反映真实的土地成本。政府和国有企业应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投资活动，由市场决定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让企业和投资者自己去平衡投资风险和投资收益。

传统增长模式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服务业的落后。中国的服务业占GDP不到40％，这同样是体制和制度造成的。现有体制中危害最大的是政府管制，重要的服务业如交通运输，空运、海运等，基本上是国有为主体，电讯服务业国有，金融服务业国有，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行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提升中国经济素质和效益的服务业都处在政府严格管制之下，人为制造进入壁垒。政府要放松管制和解除管制，依靠市场和民众的力量，使我国服务业得到尽快的发展。

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困难重重的攻坚战，因为每项改革都涉及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在众多利益中最大的就是政府自己。改革会触动政府各个部门的利益，利益重新划分，困难可想而知。为了克服政府部门的阻力，国家不妨成立一个独立的、直属中央领导的，与各部门、地方政府没有关系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摆脱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利益集团的干扰。每个公民都可以对国家事务提出自己的建议，国家改革委员会广泛采纳各方意见，研究设计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体制改革方案。

如果有一天这个委员会能够成立或征召工作人员，本人愿意成为第一个报名者。

（2010年3月5日载于《财经网》，8月1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