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化”的瓶颈

经历剧变，世界经济经历了代价高昂的调整，触底之后渐趋稳定，在疗伤和喘息中，等待复苏的到来。中国经济则似乎具有抵抗地球引力的魔法，凭借着强大的动员资源的能力，政府一掷亿万，在凯恩斯主义的伴奏下，上演了传统增长模式的令人晕眩一幕：中国经济不仅避免了痛苦的调整，而且保住了增长8％的幸运数字。

这是华彩乐章的神奇续曲，还是杜鹃啼血般的终场谢幕？

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在2010年极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外部经济即使走出衰退，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可能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不是常规的商业景气循环，而是深刻的结构改变，复苏并不意味着回归原有均衡，而是在更低的水平上实现新的均衡。在新的均衡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世界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靠借债维持繁荣，正在进行的“去杠杆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的消费习惯，中国将面对一个萎缩了的世界市场。

展望2010年，更无理由对传统增长模式感到乐观。政府部门已开出了长长的名单，列出产能过剩的行业，包括钢铁、水泥、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有色金属、电力、煤炭、造纸、皮革、印染、造船、化肥等。人们不禁要问，还有什么行业产能不过剩呢？连基础设施也出现了明显的供大于求的迹象。政府可以在明年大规模举债，也可以继续督促银行放贷，但制约投资增长的瓶颈因素不是资金，而是能够产生效益的投资项目。

如果出口与投资疲软，到哪里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五年前做了一项研究，对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GDP增长进行回归分析，试图找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各省的财政开支与它们的GDP增长无关，政府花钱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从实证上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效用。决定各省GDP增长的是民营化（民营部门产出/总产出）、城镇化（城镇人口/总人口）和全球化（出口/GDP），简称“三化”。作为一个大致的统计规律，某省的“三化”指标越高，该省的GDP增长就越快。

“三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不必动用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简短的历史回顾即可说明这一点。

民营化始于1978年，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包产到户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为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奠定了基础。到了上世纪80年代，城镇个体经济萌生，民营化迈出新的一步。城乡经济的民营化突破了僵硬的计划体制的束缚，为个人致富开辟了虽然有限但毕竟是崭新的空间，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经济活动积极性。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包括开办企业、尝试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改善经营管理、研究与开发以及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勤奋工作，民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和积累着财富。

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了城镇化的过程。城镇经济比农业有着更高的效率，城镇就业人员因此获得比农民更高的收入，高收入又带来更多的需求和更大的市场，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民营化和城镇化交互作用，形成了良性循环。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资源的优化配置超越了国界，在供应能力急剧增加而国内市场渐趋饱和之际，国际市场的开拓正逢其时，推迟了过剩产能的调整，延长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实际上，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不只是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销售市场，外资的引进和早年经济特区的建立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当时还不知市场为何物的民众和政府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观察和体验市场经济，并逐步学会了用市场替代政府进行资源的配置。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三化”取得长足进步，民营经济的产出从几乎为零增加到接近GDP的一半，城镇化指标从18％上升到46％，进出口总额则从GDP的10％大幅提升到60％左右。尽管如此，中国的“三化”水平仍然较低，暂且不论欧美，与东亚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虽然中国进出口总额对GDP之比已超过日本，但考虑到日本企业的大规模海外投资，进出口并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而且中国的这个指标也还低于韩国的80％—90％。至于城镇化指标，日本是66％，韩国为81％。差距最大的当属民营化，除了公用事业，日、韩两国基本上没有国营企业。

“三化”的差距就是经济增长的潜力，如果能够提高“三化”的程度，中国经济不仅将保持增长的动力，而且结构也会更加合理，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推动“三化”。正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不改革现有体制就无法突破的瓶颈。

“三化”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于自下而上的渐进道路。改革的初始萌芽来自于基层和民间自发探索，例如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镇的私营个体户，而非政府的有意识设计。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及时发现民间的制度创新，并将这些创新总结提高为政策和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然而，“福兮，祸之所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渐行渐远，尽管民间的制度创新依然不断涌现，政府对改革的兴趣却日见衰退。过去的改革推广者，今天更多地由利益驱动，凡涉及自身利益，改革就寸步难行。不仅如此，规则的制定者还利用无人可及的特殊地位，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上的利益博弈，规则的设计以政府部门的利益为中心，公众利益沦为堂皇而虚伪的说辞，在“加强监管”、“有序竞争”、“规范市场”、“标准化”等旗号背后，隐藏着部门利益的强烈冲动，甚至整治色情低俗也成了不同部门争夺寻租权的战场。当裁判员下场踢球时，胜负在开局前就已决定。

“国进”之处必有“民退”，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挟政策和资金的优势，在钢铁、煤炭、民航、房地产等行业中大力扩张，民营企业则退让回避，或者主动改造自己，引入国资，以求生存。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执行了拉动内需的政策，10万亿元的贷款和数万亿元的财政资金大部分流入了国有部门，强化了“国进民退”的趋势。持续了30年的民营化则基本陷于停顿，虽有保证民营经济平等待遇的各种文件，在现实中却是口惠而实不至。这是可以理解的，平等意味着国有部门特权的丧失，平等的政策因此命里注定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城镇化也碰上难以逾越的障碍——高得离奇的房价，房子贵到了连城镇工薪阶层都买不起，遑论进城的农民工！他们不得不将妻小老人留在农村，自己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中，春节前后潮水般地往来于城乡之间，成为永久的流动人口。发给农民工城市户口是必要的，但这远远不够，要想产生城镇化的效应，农民必须在城里定居，需要解决他们的医疗、子女教育以及最重要的住房问题。

凡商品太贵，一定是供应短缺所致，房子的供应由土地决定，高房价的背后是土地供应的不足。目前中国土地一级市场由政府垄断，作为理性经济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当然是卖地收入的最大化，而不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在政绩和寻租的驱动下，地方财政开支不断增加，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每当房价下跌时，地方政府总要出手托市。中国地产业存在着诸多问题，追本溯源，都和政府的土地利益有关。

政府与民争地，则城镇化遇阻；政府与民争利，则民营化受挫。规则制定者参与利益博弈，不仅破坏社会公平，而且使经济增长潜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要想继续推进民营化和城镇化，就必须改变政府的利益机制。

改变政府的利益机制，除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别无他路。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同时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问题是清晰的，解决方案也已给出，缺的只是勇气和魄力。

（2010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