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难在触动政府利益

中国发展模式确实到了迫切需要变革的地步

在实践中，往往需要遭遇较大危机，才是终止传统发展模式的时机。否则，我们还会依照原有惯性继续走下去。中国强势政府的发展模式搞增长可以，搞创新不灵。中国经济在现有模式下的增长潜力还能有多少？还能走多长时间？说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现有的体制搞创新不行，而创新是所有亚洲发展模式碰到的最大问题。日本经济缺乏创新能力，韩国经济缺乏创新能力，最后都是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难在转变政府利益格局

创新不行，经济增长乏力就靠印钞票。最典型的就是日本人。拼命印钞票制造资产泡沫来维持经济增长，但到上世纪的1989年，泡沫破灭。中国不一定即刻发生像日本1989年泡沫大破灭的事情。但是中国产生小泡沫、中泡沫是有可能的。所以，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官方到学界已有共识。问题是怎么转化？这个题目我们谈了几十年，原因就在于我们现有体制成为阻力和障碍，如果不做改变，发展模式转换不了。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第二，政府对整个经济全方位管制，而且管制有越来越严的趋势。第三，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要素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管制，再加上政府对资源配置非常强的影响力，我们的要素市场极度扭曲，价值和信号也是扭曲的。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

那么，改变体制的难度在哪里？难在利益格局。在这些体制下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3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已形成，从公民社会的发展看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象，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而不能是过去的铁板一块，全国一盘棋。但是，不健康的是什么呢？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和中央保持一致，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而社会又没有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博弈的结果往往由政府来裁决，而不是按照所有利益集团所同意的、事先确定的规则来裁决博弈结果，这是不健康的。第二，在形式众多的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谁都可以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他是裁判员，是吹哨的，他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

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碰到了障碍和阻力，因为转变体制要触动政府自己的利益。涉及到政府利益，单靠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用处，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上，包括十七大的报告，总书记都提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讲得很具体：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市分开等，但目前的趋势是非但没有分开，而是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政企结合越来越紧密，政资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政府和市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变成了一个利益主体。

目前这种半市场、半政府管制、半干预的模式对政府的利益集团来说是最优格局。通过对经济的管制可以造出很多“租”来，先造“租”，然后通过市场交易去寻租。用各种名目管制，例如“有序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甚至“标准化”等等都作为进行管制的理由。其实，管制说白了就是先造租，造完了以后再来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关键是如何面对政府“寻租”

我认为，政府的经济利益没有必要去回避，它是很现实的存在。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假装没看见，假设政府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应该假设政府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利用公权力寻租，然后再谈如何找到解决办法。

十七大的报告中所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认为还是有很大改革空间的，比如说放松和解除政府对要素市场的管制，过去我们也做过，如放松市场管制，取消各种各样的审批制度等，只有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制度，解除政府对各种要素市场管制，市场才能正常发展，而要素市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土地市场。另外，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这都可以做，我们曾经做过“抓大放小”，但现在的困难是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人不愿意放。

等待危机倒逼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思路不太对；但是，假设政府应该退出经济，不应该在市场中谋利益，应该严守职责的假设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对传统增长模式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就不会像日本在经济上陷入衰退。我们的发展潜力尚在。但问题是半政府、半市场的结构已经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阻碍也许不会出现全面的大危机，但小危机会不断出现。比如，房价问题，中国已经绕不过去。近期，中国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泡沫破灭后的整个国家经济20年萧条，但一些中小危机还是会给我们局部的改革形成压力和面临困境。

学术界要完成三大任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有三个任务需要完成。

第一，要研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现在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很多政府不应该做的事，打着各种各样的名目都在干。比如，学术界自己造出一个公益性概念，而政府机构也都打着公益性名号来干预经济。但实际上，公益性在经济学中根本没有定义，翻遍全世界教科书也找不出公益性的定义是什么。再从定义出发来论证，凡是带有公益性的事就让政府来干，那吃饭是最大的公益，为什么政府不管？学术界很糟糕，非但没有研究市场与政府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反而把边界搞得愈加混乱不堪。

第二，要批判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对中国极其有害，不仅在宏观经济上非常有害，而且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是非常大的障碍。

第三，重塑社会价值。现在，中国人的社会观念非常混乱，社会价值的重塑也需要学术界来完成。将来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传统那一套已经不行了，我们上小学时所接受的教育，今天已经不信，怎么办？信谁？信儒学？似乎中国目前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靠这两条作为精神支撑的。

（2010年4月12日载于《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