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宫的出口

迷宫在出口方面的设置——即大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正是前文所述及的历史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纵观各个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报告，可以发现迷宫出口的设置具有稳定的一致性：学生的毕业出路基本分为最主要的三条，即出国留学、国内读研和求职（即签约就业）。当然，还存在一些诸如灵活就业、自主创业、暂缓就业等小众选择，不过上述三种选择通常占据了高校毕业生去向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对出口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三个出口坐落在迷宫尽头的不同方位，会将探索者带去不同的天地，并且不同出口对筹码的设置和兑换率也不同：

出国留学意味着申请者参与到全球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去。如前文所述，成功获得境外优质大学录取的前提是，申请者既拥有优秀的学业记录，又有合格的托福、雅思、GRE等外语考试成绩，还熟悉国外高校的专业排名、项目设置，且能按自身职业生涯规划找准定位并按要求准备申请材料。在用资历兑换录取通知的环节中，漂亮的学分绩点与外语成绩、给招生委员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个人陈述和令人满意的英文写作通常是最重要的获胜筹码。另外还包含一些间接和隐性的要求，例如申请材料一般包含数位学术界资深人士的机密推荐信。这意味着学生不仅需要有良好的学业记录，还需要和多位教授建立比较个人化的良好关系，最好有参与学术研究项目的实践经历和境外大学的交流学习经历，并且有能力支付国外生活的开支。

国内升学则细分为两种渠道：一是通过推荐免试的方式直升研究生，二是考研。现行的推荐免试制度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国家为增加研究生的优质生源、加大拔尖人才培养力度而推出的一项政策举措。在该政策下，有推免资格的高校组织院系选拔并推荐优秀本科学生成为推荐免试生，而获得推荐名额的学生则毋须参加全国研究生考试，只参加招生单位组织的复试。作为一个惯例，院系分配推免名额的最重要的依据通常是学业成绩。相对而言，推免读研是最不需要学生在短期内专门准备的一个选项，因为所依据的学分绩点是由学生从大一到大三期间每学期的成绩汇总而成的结果。由于推免生的生源质量得到高校的普遍认可，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获得录取的概率很大。所以不难理解，推免直研已经成为研究型大学里许多学生国内升学的首选，也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升学需求。据范皑皑和杨钋课题组针对北京市高校的调查，985院校的本科生推免直研的比例可达40%以上。相比之下，通过考研来获得读研机会的风险和难度则大得多。要获得成功，不仅初试的单科成绩和总成绩要全部通过目标学校划定的分数线，还需要在差额录取的复试中有好的表现。由于研究生入学初试是选拔性考试，报考人数多、淘汰率高，况且名校分配给考研录取的名额一般也偏少，更是加大了获得录取的难度。因此，考研通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专门准备所考科目的知识，花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者并不鲜见。为提高分数，学生还可能需要花钱参加考研相关的培训，甚至到目标学校旁听课程。同时，学生还需要具备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为应对考研失败的风险而做好多手准备。

求职对学生的要求与升学大相径庭。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应聘者，求职者需要满足用人单位对雇员的期待。学业表现仅仅是次重要的参考性要求，起关键作用的条件包括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有实习实践经历、良好的业务水平、对行业有深入的理解，并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等等。如果家里拥有社会关系，有机会通过熟人推荐去应聘，则成功概率更大。对于体制内的用人单位而言，例如省市直机关选调生的遴选，党员身份和学生干部经历则是重要的条件。

总而言之，对于高年级的大学生来说，无论有没有清晰的目标，毕业出路都是一道难以回避的选择题。早做选择者将赢得优势。因为几条主要的毕业出路要求学生所做的准备各不相同，学生要想在毕业时获得满意的出路，往往需要从大三上学期甚至更早开始选定目标并着手准备。多手准备需要消耗很多精力，而完全没有准备的学生则会在毕业关头陷入被动。范皑皑和杨钋调查发现，除去一部分因锁定推免无需准备的学生，在声望越好的学校里，学生越倾向于选定一条出路去准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生，越倾向于早做准备；而准备目标越明确者，职业成熟度越高。牛新春和郑雅君通过对某重点大学一届本科生历时三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大学生生涯定向的发展轨迹从大二暑期就开始发生分化——大二暑期之后，生涯定向清晰度高的学生对高影响力活动的投入呈现出愈发明确的方向性。

如果进一步把眼光放长远，去看迷宫出口外的道路延伸向何处，就会发现大学生需要选择的还不止于走哪个出口。在某种意义上，升学仍可看作为职业做准备的预备过程，绝大多数人未来毕业后终究会走上工作岗位，在社会的职业地位结构上占据某个位置。那么，学生在职业（预期）路径上又有什么选择呢？林南和边燕杰在90年代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逻辑——以国家权力的控制力为核心由中心至边缘，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单位体制资源对个人的生活机会发挥着实实在在的影响。因此，与做什么工作、挣多少钱相比，去什么部门的单位更能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掌握着组织生产、管理和资源分配的核心权力，是地位最高、待遇最好的部门，而私营经济则是地位最低、体制福利最少的部门。不过，伴随着我国逐步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非国有经济部门从1996年起已经超过国有经济份额。后来关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研究认为，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在城市形成了两个并行的劳动力市场。两个市场中的工资定价机制有所不同：国有经济部门的工资标准、工资定级和增长幅度仍然是由传统的体制决定的，用人单位无法改变，且增幅缓慢，但往往在货币工资外辅之以实物福利和保障服务，比如优惠的住房、医疗、教育等；而新生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工资定价则是一种市场行为，根据市场和劳动力的供给需求情况决定，因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决定工资定价的重要条件。近年的研究表明，薪资丰厚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高校毕业生的热门之选。当然，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高校毕业生对非国有部门的偏好或许会发生变化，但总体的二元格局料将长期存在。

上述关于我国就业体制中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与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提出的著名理论模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二元精英职业路径不谋而合。魏昂德与同事基于事件史分析方法发现，政治管理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是中国职业流动机制中的两条分立的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先决条件，而党员身份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先决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而郑辉和李路路研究发现，中国的精英群体在代际之间并非保持着二元路径的分立传递，他们的子女在两类路径之间实现着自由交换。简言之，政治忠诚和高等教育是分别对应着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两条精英职业路径的两块敲门砖，这两类精英的下一代不一定会传承上一代的精英职业路径。因而，对于手持国内顶尖学府毕业文凭的学生而言，无论家境如何，他们既拥有非国有经济部门需求的人力资本，又是党组织发展潜在成员的关键对象，因而有机会进入任何一条职业路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做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择。

至此，我们已经大致勾勒出了名校游戏规则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制度因素的根源，也切实地塑造着大学生身在其中的某种矛盾性的体验。如同一个迷宫一样，名校生活精彩得令人炫目，也令人困惑。当寒门学子拼尽全力，带着改变命运的信念来到这里，却可能发现人的全面发展、解决社会问题和高深的学术追求才是被津津乐道的主题；当他们认为好好学习才是学生的职责，却可能一进门就迷失在形形色色的学生组织和社会活动中；当他们默认上了好大学就能有好工作，却可能发现大学的生活内容很少和就业市场发生直接的联系；当他们想象来到名校就可以摆脱应试枷锁、自由发展了，却可能最终发现这里无非是另一片地形更为复杂的赛场……无论经历过多少茫然与困顿，到了毕业关头，学子们终究需要摊开自己手中的筹码，去某个出口处换取将学业成就转换成职业地位的资格。只有那些顺利获得更高兑换价值的人，才更可能换得高职业地位。

由此观之，大学四年不啻是一场回报丰厚但挑战度极高的探险之旅，其内容繁复、规则复杂，需要参赛者对此有透彻的领悟，尽早决定自己将要去哪一个出口兑换筹码，并适时调整好前往的路线。正如本章开头布迪厄的那段论述，这样看似平等的“游戏规则”，实则暗含着一些特别的要求，因而对于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可能意味着天差地别的难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来自优势家庭的学生更早地意识到职业准备对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并且倾向于在毕业前两年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开始将职业生涯规划付诸行动”，范皑皑和杨钋老师注意到了不同阶层学生在调研数据中显示出的差别(p.99)。差距更集中地反映在毕业之际。不少量化研究已经确认，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去向上也存在明显的分化。弱势家庭出身的学生比优势家庭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就业而非升学，然而弱势家庭学生的就业结果却又不及家境优势的同学。闵尊涛、陈云松和王修晓基于某重点大学十年的学生调研数据所做的研究，更是说明在影响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因素中，家庭背景的解释力比个体学业表现重要得多；过去十年中，大学生的深造机会分配仍然体现为一种社会再生产逻辑。

问题是，作为生涯发展条件最薄弱的群体，弱势家境学生为何反而更无心做职业准备呢？不同家境学生在毕业去向上的差距，又是如何在上大学的过程中被一步步拉开的？我着手这些问题的思路，是去了解不同家境的大学生穿越迷宫的过程，以此来理解他们在迷宫出口处或好或坏的处境，究竟是何以被造就的。下一章将具体地阐述本研究的理论思路与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