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初体验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同一片校园里，不同家境的学生对名校环境的体验和感受千差万别。很大程度上，学生在大学前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进入大学之后感觉熟悉或者陌生、自在还是紧张、失望还是仰望。彦超高中毕业于北京市某著名大学的附属中学，和北方大学位于同一个行政区。加之自己的父亲就在大学工作，北方大学的一切对他而言是如此熟悉，以至于谈到适应大学环境的话题时，他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我适应得很快。因为其实大学环境和高中环境非常地接近。就是那种周围同学比较厉害，什么特长的都有。虽然他们特长未必一样吧，但是这方面是类似的。”从福建考来北方大学的友斌也颇有同感，他出身于国企工程师家庭，习惯用“还好”来形容自己对北方大学的适应过程：“跟想象中差不多，我来之前就做好心理准备了，估计这些同学都很厉害，果然来了都很厉害。适应还好，知道自己的实力在入学时排在中等，果然我来了以后第一次考试我就是排在中间，正好在中间，很符合我的预期，我就觉得没什么。”国凡从小生长在上海，父母均为高校教师，他从小在南方大学的附属学校读书，考入南方大学毫不意外。当他提起来到南方大学某文科系就读的感受时，一股“嫌弃”之情溢于言表：“对系不太满意，进去以后也不太满意。我觉得里面的人都太古董了，姑娘都长那么丑，然后男的又长得很奇怪，又很自傲，氛围实在是太垃圾了”。因为不喜欢该系的氛围，国凡后来转系到新闻学院，但听起来新闻学院仍然不能令他满意：“当初一直给我们介绍新闻的美好前景，可是谁也不会告诉你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我发现就是新闻学教育的问题，学生从来没有任何职业规划。新闻学院很坑爹。”对于从小生长在深圳商人家庭的宇鑫来说，南方大学令人失望之处在于硬件设施和住宿条件：“刚来的时候是非常嫌弃的，我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哪里都不行。基础设施和条件实在太差，跟深圳实在没法比，特别是因为还要跟高中同学有很多联系，他们有很多去香港，就落差很大”。总之，对家境优越的大学生而言，大学是一个认知上较为熟悉、心理上有亲近感，甚至社会交往上也有些许联系的环境，入学后的适应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与他们原本的习性并无明显的冲突。即或他们在大学中有不适应之处，他们也往往将这种不适归咎于大学，而不是自身。况且，即或不甚满意，他们还是能够迅速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为自己赢得先机。
当大城市的中产子女对大学校园投来稀松平常、甚至是挑剔或嫌弃的目光时，来自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同学可能是第一次踏出家乡的省份、第一次踏进大学的校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造访过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更不用说见识过这些地方有名的大学。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孤身一人来城市里读书，好奇、陌生、胆怯、自卑等这些词汇都不足以概括习性错置(habitus dislocation)带来的冲击——Reay等人称之为“精英休克”(“the shock of the elite”p.1110)。身处于名校当中，身边围绕着家境丰裕、见多识广的高阶层同学，作为少数群体的低阶层学生往往感到与周遭环境差距巨大，原先的习性不再能驾驭新的精英场域，而新场域所要求的习性和文化技能他们又不具备，因此他们只能单凭对大学仅有的片面的知识、直觉和先前的习惯来行事——也就是上文提出的“直觉依赖模式”。习性与场域之间的不匹配对他们适应大学环境制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障碍。首先是对周遭社会环境的差距感与疏离感，感觉自己仿佛“走错了地方”。如布迪厄所言，习性如果突兀地进入一个与自身不配合的场域，会产生一种如同鱼离了水的感觉。出身寒微的大学生往往发觉自己的外貌、穿着、口音、姿态、生活习惯等诸多原本习以为常的特征与名校里“默认”的风格迥然不同。他们既难以理解新环境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又感到自己是新环境中的异类。原有的自我认同和自尊心被动摇，个体陷入自卑感与羞耻感当中，故而无从谈起理性的自我认识和生涯规划。本研究中家境劣势的被访者们，在进入大学之后普遍经历过一个自信心被松动乃至瓦解的阶段。这是一段艰难的自我调整过程，长则数年，短则一两个学期，严重者甚至对自己的能力和身份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
昌盛生长于甘肃省的一个偏僻农村，通过贫困专项计划被南方大学某社科专业录取。当他接到录取通知时，以种地为业的父母甚至没听过南方大学的名字，只怪他为什么没被省内的兰州大学录取。昌盛坐在我对面，平静又不失尴尬地吐露了大一刚入学时的困窘心境：
“来了之后就发现，现实已经远远地偏离了我的预期。这种差异就非常的……怎么形容呢？就是相当于我从中国大西北最偏的一个小山村来到中国最繁华的国际化的大都市里面，那这种落差你知道，很多东西我都是没有见识过的。我都是第一次去尝试，所以很多时候感觉自己非常的土。大一刚来的时候可能还不注意这些，但是慢慢地发现其实和周围的人是有非常大差距的，而且这差距不是你努力就可以赶得上的。他们的经历，包括他们的一些旅游或者求学的经历对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我身边的同学都出过国对吧，那我在高考前我连省都没有出过，感觉差距非常大。大二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低迷的状态，可以说稍微有点抑郁。每次出门我都会有一种恐惧，就是害怕与其他人交流，更不愿意跟其他人谈起我自己，然后感觉别人看我时候的眼神是不对的，我感觉他们可能是在嘲笑我。”
当昌盛发觉自己与其他同学的差距已经大到努力也无法弥补的时候，他开始嫌弃自己，并陷入了长达一年的轻度抑郁状态。他拒绝社交，也不去上课，终日躺在床上有气无力，浑浑噩噩。他没有勇气面对这种差距，虽然置身校园，心里却感觉自己并不属于这里：
“那时候就两重折磨，心里的空虚是一种，另一种就是感觉自己与环境的这种格格不入，这种差异也是一种折磨。那段时间我到底做过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就回想起来一个场景：就是我躺在我的床上，然后看着窗外。因为我是住在三楼，能看到外面。窗帘是半掩着的，然后外面阳光很好，但是我不愿意出去，我就听到外面人声很嘈杂，很热闹，但是我感觉我和外面是隔绝的。”
尽管并非所有低阶层被访者都经历过像昌盛这样痛苦的体验，但昌盛的体验的确有一定的普遍性。根据布迪厄的理论，进入名校的寒门学子往往需要不断地调和自身与精英大学场域之间的矛盾，需要维持与旧有场域的联系，又要发展新的倾向以适应新环境，故而容易产生一种“习性分裂”的体验(a habitus divided against itself)p.511。自我认同的撕裂和对自信心的打击使得他们不再清楚自己是谁，更不用说树立目标，去定义自己想成为谁。更重要的是，寒门学子在名校中受到冲击的不仅是情感层面的效能感和自信心，折损率更高的是他们对场域游戏规则的了解和行动策略方面的准备。由于失去了一种对场域的熟悉和自身的“位置感”，又欠缺大学场域默认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他们很容易陷入一种茫然无措的境地。与擅长使用策略的中产阶级学生相比，出身于工农家庭的被访者在安排大学生活和毕业出路时普遍缺乏策略性和计划性，决策时所凭借的信息有时也并不准确，全凭直觉和外部机遇随时调整，导致他们容易在懵懵懂懂之间错失机遇。例如，鹏程在大一时不知从哪听说保研名额只有10%，就放弃了保研，结果到大三才发现名额不少；余涛和一帆也在大一时受到了“60分万岁”的误导，导致成绩排名靠后，因而被分流到弱势专业或错失保研机会。在一片茫然中，“直觉依赖者”们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难怪他们在组织安排大学生活方面，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主动性和确定感：
“从上海站那边一下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跟我所熟悉的环境已经完全脱离了，就是找不到方向了，我爸也是。然后坐上大巴去学校，一路看有高架，各种各样的啊，我觉得以前都是一些电视里面能看到的，当自己真正去接触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原来世界已经变成这样了’，当时就有些恐惧。就像我们县城，再厉害也就是房屋高一点，但是现在看到这些高架已经完全超过我的想象了。学校很大，熟悉环境就大概花了半年时间。然后就觉得落差感很大，好像一时迷失了自己。对，我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是在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而且就是完全打破了以前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上课这件事情你自己还要去选课、抢课，然后自己去找教室上课，然后老师们永远不要再喊起立、坐下这种，上完课就走了，你有问题也找不着他。”（益民，南方大学管理学类，安徽农村学生，父亲为供电工人，母亲在家）
“学长学姐开学的时候迎新一下，说我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问一下他们，但是也提不出啥问题。选课也不知道该怎么选，就是看着那一本《培养方案》，很迷茫。不是说看不懂，就是很迷茫那种感觉。”（余涛，南方大学医学类，云南农村学生，父母务农）
“当时很多东西需要在网上操作地选课，还有什么比如交费啊什么的全都是要在网上进行，它其实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不知道该怎么操作。而且就是你知道在这里，很少有人，不，没有人会问这种问题！（苦笑）就很搞笑！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有自卑。然后没有一个可以给我真正一些建议的人，整个上海我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熟悉的学长学姐。我们高中老师一直鼓励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到了大学你就清闲了’。我就是怀着这样的预期来的。然后，我来到这里，大学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应该要做什么，我需要做什么，我不知道。”（琳琴，南方大学社科类，甘肃农村学生，父母务工务农）
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优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性情倾向和文化能力始终能够满足学校场域的规则和要求，因而他们一入校即会体会到一种舒适感，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被培养起来的自主性、自我反思能力和目标意识也得以较好地彰显。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低阶层大学生的习性好不容易适应了基础教育阶段严苛的应试环境，却又在大学阶段遭遇了一个脱离了考试主义的规则更复杂、更隐蔽的场域，入学以后不得不经历一个痛苦的适应期，他们在情感层面和行动层面承受双重的茫然无着感，加之基础教育经历又多强调苦学而不强调生涯目标的选择，他们在大学里起航的状态和家境优越的学生迥然不同。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方位，前路一片模糊，只好如履薄冰地凭着感觉行事，对自己迈出的每一步都忐忑不安。
本章试图剖析家庭教育经济背景转化为学生在大学里的初始优/劣势的过程。大一新生在进入精英大学之始，就带着社会出身和基础教育经历的烙印。通过区分“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两种组织大学生活的模式，本章将这种烙印的差异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顺着这一理论思路，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两类学生从跨入高等教育的第一步——选择专业志愿开始，其行动逻辑已经出现了鲜明的区别。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Armstrong)和汉密尔顿(Laura T.Hamilton)提出，中下阶层的学生上大学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以实现向上流动。但本研究却表明，即便中下阶层的学生的确抱着向上流动的期待来到大学，他们事实上对“向上流动如何发生”知之甚少。特别是在树立具体目标（如毕业出路）而非抽象目标（如改变命运）方面，低阶层学生缺乏必要的态度倾向和知识，这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他们高效地组织大学生活的难度。“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努力向它迈进”，或者至少“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先给自己铺一条最宽的路”，这种意识，在经纬这样的目标掌控者看来再简单不过，却并非对所有新生都是常识。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个体能力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关乎所属阶层和社群的思维习惯、视野和见识的区别，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事实。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只强调能力和表现差距的研究在解释大学生毕业出路分化上存在的局限性。
布迪厄常常用一个游戏的比喻来阐明习性、资本和场域三个概念在教育不平等中的关系p.98-100p.66-69。倘若把学校教育比作一场具有竞争性的游戏，场域是参与者的行动所指向的社会世界，也确定着这场游戏的规则；资本就是确定行动者在游戏中成败机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习性则是指在场域中处于特定位置的行动者对游戏抱有的一套倾向系统，或说他“对游戏的感觉”。在本研究中，置身名校的各阶层大学生们就好比是在参与一场迷宫探险的游戏。场域就是如同迷宫一样有着复杂游戏规则的精英大学，学业、学术科研、学生工作、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出国交流、入党、科创比赛……迷宫里的各关比拼堪称“过五关斩六将”的升级打怪游戏，关底对决则通往另几个不同的游戏场——求职或是升学。资本就是大学生用以获取通关优势的各种资源。习性依社会出身分化为两类玩家对游戏的不同感觉：同样是面对地形复杂的迷宫探险，“目标掌控者”是持有迷宫的地形图入场的——他们洞察了这套游戏的规则，对各关取胜之道深谙于心，于是他们不会单单关注某一关的胜负，而是直奔自己设定的关底对决，不惜动用技巧、装备、利用游戏规则来尽可能减省在中途所要花费的精力，甚至常常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这套游戏规则本身；而“直觉依赖者”们则从未见过迷宫的全貌——他们常常忘我地专注于每一关的竞争，没有意识到事先设定关底对决才是整个游戏的取胜之道，按部就班地走着。他们勤勤恳恳地遵循游戏规则，面对每一关的挑战都心怀忐忑或力不从心，更不知道下一关又将面临什么任务。很明显，目标掌控者更容易早日通达关底，获得他们想要的职业；而直觉依赖者对关底对决毫无预设，哪怕前几关表现还不错，也更可能在关底手忙脚乱。
当然，社会出身仅仅奠定了新生在大学中起航的初始状态。虽然习性的结构性力量强大，但尚不足以决定个人最终的职业去向。高等教育过程本身也是学生获得个人成长的过程。一部分学生也能在此过程中实现从直觉依赖者到目标掌控者的转变。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大学经历是如何将两类玩家送上“关底对决”。
雅君：“那转化率又是什么？”
钦凯：“就是你不可能有所有东西的知识储备，很多时候就是他发一个资料你看一下，然后你经过快速学习，给他的回应让他觉得你是专业的，这就是那种及时转化率。”
钦凯告诉我，他的化学专业背景对于申请咨询和金融类的职位并无优势，他之所以能拿到比较好的入职机会，主要是因为他个人比较擅长“演绎”。他有着健身、养鱼等诸多兴趣爱好，平日结交的多是较他年长不少的商界精英，交际圈的拓展使得他视野开阔，在面试中的表现更加从容：“很多时候其实你硬实力过的时候，他们给你一个高端的地方面试，高端的人出现，你很惶恐。但对我来说，比你更高级的人我也见过，那我就不惶恐。并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由内而外透出来的”。而托福接近满分的外语水准，和他一贯自信的“有趣”特质，让他在表达上也更容易获得优势，并且在他看来这种能力是在他日积月累的社会交往中逐步锻造的：“当你说话比较有意思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跟你聊天；当你转化率特别高的时候，很容易话语权又到你这儿来。别人的注意力慢慢往你身上走，多和人聊天是有增益效果的”。他最后放弃了年薪超过30万的某顶级咨询公司的入职机会，选择了一家更为小众的外资酿酒企业，“因为不想那么忙，连健身的时间都没有”。
有太多和经纬、钦凯的经历一样精彩的故事，限于篇幅无法一一道来。我们从他们的故事里看到，大学里的学业和社会性投入是如何有力地促进了“目标掌控者”对职业出路的探索，增进他们在前景上的优势，抑或是帮助他们将劣势转换成优势。不理解“目标掌控者”的人对他们有一个常见的误解，认为他们太过强调达成行动的目的性和策略性，从某个角度看似乎很急功近利。其实并不尽如此，如果我们把“功利”定义为“花费尽可能少的代价达成短期目的”的话，“目标掌控者”优等生的确重视目标的达成，却不一定在所有任务上都企图花费最少的代价，而且他们的目标也可能是长期的。泽斌在回应这种“功利”评价的时候主动辨析了二者的区别：“比如说我找工作，那么我要实习，那么每一份实习，如果我只是为了凑（简历上的）经历，这是一种功利性的想法。但是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目的是工作，那你就不应该把实习当作一种你刷简历的方式。所以我所指的这个目的其实不是那种功利，是你要对自己负责，你在决定了做某事的话就是你不能就什么都不想，你要为它做好准备！所以如果你要去工作的话，当然要有本科文凭，但其实在上课这件事情上投入很多就没有必要。”
我们从泽斌的话里可以对“目标掌控者”的道德感有所认识。他们中的不少人向我表达过：“有目标地组织你的大学生活”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任的表现。在目标所指向的领域，他们同样鄙视短期功利化的行为，也强调要在自己选定的目标方向认真努力；反之，对于那些并非他们目的、又必须去做的任务，他们则接受一定程度地使用策略去省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在自己的目标方向进行投入。“有的人你看他成绩平平，那是因为他的重点就不在学习上”，“目标掌控者”大概都会同意晓刚的这句话。即使中途经历挫折与诱惑，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地向自己真正的目标迈进，勇敢地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是“目标掌控者”认同的道德价值观，也常常是他们与“跟着感觉走，走到哪算哪”的“直觉依赖者”划立象征边界的标记。“我一直都在慢慢地往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靠近，哪怕读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我也在不断朝那个方向调整。但可能很多人，他既然已经学了这个，不知不觉自己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这时候突然扭转自己，他肯定会感觉痛苦。但是你要坚持那个目标，就是要承受这些痛苦。”泽斌神色坦荡地说道。这番话的精髓与经纬的意思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毕业选择的关头，泽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推研资格，接受了他自己颇为满意的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工作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