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从踏入复旦校园开始算，这个研究问题已困扰了我十年有余了。犹记得2009年的9月，妈妈送我千里来沪进行新生报到又简单安顿之后，那一天我在复旦的正校门口与她作别。没有很多话，我和妈妈的道别一如往常那样故作轻松，干脆利落。我站在偌大陌生校园前边，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再也禁不住复杂的心绪，失声向着她喊道：“妈妈，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学的！”泪水溢出了眼眶。我知道接下来的路全要靠自己了。我想对妈妈许下一些承诺，可我实际上压根不知道接下来要学的是什么、怎样学，以及学了能做什么用。毕竟，就在几天前，我还没亲眼见过名牌大学教授的样子，还没坐过地铁。

我信誓旦旦的背后，是被耀眼的新同学衬托出的心虚和自卑，再加上被层出不穷的看不懂的安排（例如在线选课、书院制等）冲击后的惶惑与恐惧。开学后的头一个月，我都在失魂落魄中流泪度日。每每独步校园，看着身旁一个个看起来从容自信、似乎都在快马加鞭的同学，我感到自己是个异类，不配与他们为伍。我不仅一无所长，还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关于大一，很多记忆都已失去，唯独记得我一点也听不懂徐珂老师在“社会学导论”课上的旁征博引。而这门课名声在外、好评如潮的事实，更让我确认了自己的差劲。三年的大学时光里，我所做的所有努力，无非是从各个方面试图赶上我想象当中的“同学”。然而到了大四，终于有机会被选送出境交流的我，才蓦然发现自己马上就要面临毕业出路的抉择。站在香港中文大学依山傍水的校园里，看着自己拉拉杂杂的简历，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实：我好像无路可走了。我考虑过打工度假，也考虑过冒险求职，最后是在周怡老师的邮件鼓励下，决定试试学术研究的路。我申请了延毕一年，为自己浅薄的学术积累夯实基础。在这一年中，我停止了乱打乱撞，开始沉下心来思考研究的事。从我的所学和所见中，我逐渐意识到，我在大学所经历的这一切周折和迷茫，并非奇异的个例，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源于我的社会出身和局限的见识。那么，社会出身的影响究竟是如何延续到大学阶段的？我一直以来相信的奋斗精神难道只是泡影？我于是一头扎进了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开始探究家庭背景对大学生的影响。

这一年也意外地迎来了幸运的光顾：徐珂老师知道我对研究教育感兴趣，便在这个暑假把我推荐给时任复旦高教所所长的熊老师做研究助理，由此结下了与熊老师的师生缘。在硕士一年级期间，我不断回望自己的大学经历，反思自己投身学术的动机，还是感到迷茫和困惑。我忽然想到：不如索性以这种出路的迷茫为题，去研究一番其他同学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那时寒门学子的话题还不像现在这样时兴，但我想至少能对自己的困惑带来启发。在熊老师慷慨的资助下，我完成了在南方大学和北方大学的38个访谈。这是我第一次主导一个质性研究，我的假设在起初也很清楚：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可能对出路选择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然而，在进行访谈的一年多里，我深切经历了质性研究者不得不承受的巨大的模糊感和不确定性。最困难的阶段当属2015年1月，在北方大学做访谈的日子。每每访谈结束后，我话别被访者，孤零零地瑟缩在北方大学巨大的校园里，总也找不着路。北国的寒风刺骨地刮过全身，我的脑子在这风中却比头发更加凌乱。当时，我已经在南方大学完成了将近一半的访谈，满心觉得已经发现了家庭背景和职业价值偏好之间的某种直接的联系。之所以在导师的建议下选择北方大学再访谈一部分，只是为了验证我的发现。可是，在北方大学的几乎每一个访谈都令我绝望——被访的同学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真诚，可是他们的情况为什么和我的预设就是不一样？好不容易有点眉目的框架，又一次轰然倒塌。我恨不得立即回去，就当从没来过，可是旋即又对这种掩耳盗铃的愚蠢想法更加懊恼了。

回到学校，我立即跟熊老师抱怨我所遭遇的挫折。谁料他哈哈一笑，款款说道：“解释不了也是一种发现哟！想想为啥解释不了？”我心中长叹一声，面上做了个鬼脸。此后将近整一年的时间，我又在南方大学做了不少访谈，关注了不少两所学校里有名的微信公众号，看了无数两校学生的知乎帖子，时常注意观察两所学校里学生所使用的话语和分享的常识。然而，眼看着晚一年开题的同学们都进入写作阶段了，我的论文框架仍是一片废墟。从2016年的11月开始，我几乎觉得从千姿百态的现实生活里抽象出概念和理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一度想放弃对定性资料的分析，换做一篇量化文章，这样至少比较安全，不会动不动就框架碎裂。

一个山重水复的故事总有一个柳暗花明的结尾。2016年12月，当我怀着不多的勇气再次踏上前往北方大学的列车，我不知道此去又会遇到什么。天气仍然那样寒冷，我对此行必将遭受的困苦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然而几个访谈之后却发现，之前的那种屏障感和隔膜感竟鬼也似的消失了！我终于感觉到南方大学和北方大学的被访者有了共同之处——虽然这是个再不能显而易见的发现。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研究究竟能产出什么结论毫无把握。要贯通理论与被访者的现实、被访者的现实与可能的结论、可能的结论与我自己的预设……每一个环节都经历了来回反复的更改。我决定不去操弄资料，而是坚持要产出一个适用于所有被访者现实的结论。当我终日坐在图书馆里，细细咂摸访谈记录和笔记，开始分清楚哪些是被访人的信念、哪些是自己的偏见、哪些是理论的偏见时，终于发现布迪厄理论的解释力还在那儿，只不过不是按我所想象的那样。家庭背景与选择偏好之间的联系看样子很难建立，而有一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去主动作选择，却是最鲜明的区别。又一轮理论抽象过程艰难启程了。奇妙的是，在旁听一位同学的预答辩时，“自我主导”(self-authority)四个字悄然跃入脑海，正是我正苦苦描述却不能形容的意思！虽然这是一个着眼点极为微观的心理学理论，与我想说的仍然不同。但我却已经受到启发，想到去对“目标掌控”与“直觉依赖”两种实践模式进行类型化，再回头看访谈资料，发现简直每个个案都是对这一类型化再贴切不过的注解，理论构建的基石由是始成。于是将原先的思路推倒重来，信马由缰10日余，硕士论文初稿终于完成了，正是本书第二、三、四章的主体内容。

这篇论文获得了论文答辩主席唐安国老师的表扬，我也颇为得意。但当熊老师认真建议我出版成书时，我又生出了不少惶恐与担忧。主要的顾虑在于，这篇论文批判多于建设，而且受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强烈影响，论文大体上还是讲了一个再生产的故事。我开始担心，这样的一本书能给那些最有需要的读者什么真正有帮助的东西，也决定再多做一番仔细的反思和必要的修正。那时我正在香港大学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导师白杰瑞教授和张丽芳教授颇为宽容，没有干涉我这些看起来“不务正业”的投入。

2017年和2018年暑假，借着牛新春老师邀请的契机，我又在南方大学开展了两轮针对农村学生和贫困专项学生的访谈。在这轮访谈中，我接触到了更多具有典型性的“直觉依赖者”，激发了更强烈的共情。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位大四学妹噙着泪水的倾诉：“我从小的时候，我奶奶就一直跟我说，你以后要好好念书，要有出息。但是当我真的上了好大学了，对我这样一个入学前连电脑都不会玩的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有出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出息。”我蓦然意识到，她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宣判，而是静水流深的支持。我暗下决心，这本书要为和我一样经历过文化障碍的学子而写，不能只瓦解热望而不传递勇气。我开始学着扭转眼光，从关注他们的失败，转向寻思他们的成功与满意。这样想来，“直觉依赖模式”与“目标掌控模式”的区分就过于简单化了。“直觉依赖者”中也有对自己的出路比较满意的，比如选调生、读研读博等等。文化社会学的理论为我提供了价值信念驱动力的视角，也开始意识到先前的思路因为过于被舶来的理论所主导，而并未“看到”当代中国塑造毕业出路机会结构的独特现实——由政治轨道和市场轨道构成的二元精英职业路径。循着这些思路，我又对价值信念与职业优势的获得进行了探讨，遂构成了本书的第五章。除此以外，在访谈中我还意识到，诸如二元精英路径、大学生出路选项这样的“学者常识”，对寒门学子来说其实往往是知识盲区，因而专门增补第一章，算是对大学场域规则的简介。

当然，本研究的一些局限性使得本书的结论和建议都仍然值得进一步推敲。首先，并不是对每个个案都做到了跟踪研究，因为访谈时间安排的关系，有些个案在访谈时已经落实了去处；其次，篇幅所限，也深感在质性资料的运用上还尚未得心应手，因而在分析过程中并非对每一个个案都进行了描述，而是选典型个案重点描写；还有，本研究憾而未将资料的潜力更大程度上发挥出来，出于论文写作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未能纳入大学之间、性别之间的比较分析；还有，本研究在个案选择上范围较小（只选择成绩排名在前50%的学生），可能导致理论的外部效度降低。一个可能的处理方案是配合大样本的调查研究，使用量化手段去检视本书提出的两类实践模式是否有实证上的区分度。对本书进行了初步概念化的“文化障碍”概念，可以开发用来进行量化测量的量表，以获得更翔实的结论。另外，对寒门学子应对文化障碍的过程的理解仍然比较粗浅。这些缺憾为我的博士论文指明了方向。

回顾来路，心头唯有感激。我感激这馈赠给新手的、一波三折的质性研究过程，孕育了我短暂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果子。虽然还显得青涩，却滋养了我的生命，让我与那个迷惘的自己达成和解。正是那些曾死死攫住我的困难，常常将我推向自己认知世界的边缘，提醒我看到那些熟视无睹的预设和偏见，使我的心灵更加开阔。倘若这个初熟的果子能带给那些和我一样经历过文化障碍的学子些许慰藉和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

2021年9月30日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