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的分化
上文已清晰表明，当我们真正走入行动者的意义世界，就发现他们对自身未来的谋划诚然是带有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其实远不限于对工具性利益的算计，意义感和价值信念同样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可以说，行动者所构建的价值信念是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前置环节，因为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目的-手段行动决定了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价值信念指引了目标的树立。所以，本章力图抓住这个价值认知环节在被访者的生涯定向过程中浮现出的某种规律，以更加透彻地理解大学生毕业出路的产生机制。
如果说前文对于“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区分建立了家庭背景和工具理性行动能力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则试图将价值理性的作用也纳入在解释框架里，即学生内化了什么样的价值信念，这些文化图式能否帮助学生树立起清晰的行动目的。通过对目的-手段行动力和价值信念驱动力的综合，本研究在“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二分类基础上得出了一个2×2的四分类模型，用以解释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获得毕业出路的四种机制：
如图4所示，四个类别分布在由两个轴组成的象限里。大体上，纵轴代表工具理性驱使之下利用手段达成目标的目的-手段行动力。“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的主要分野即是在此。正如前两章已经说明的，自如使用文化工具去达成目标的能力与社会出身有着系统性的关联，因而纵轴同时也带有家庭背景的意涵。横轴代表价值信念对生涯选择的驱动力，前文表明学生的行动目标受信念的影响程度是有差异的，浅层内化或相互冲突的价值图式可能不会带来一个明确的目的，而深层内化的价值图式就会构成选择生涯目标的真实动机。
图4 大学生出路产生机制的四分类
在纵轴的上方，使用“目标掌控模式”的行动者依价值信念驱动力的不同而分为两种类型：“机会主义者”和“自主驱动者”。在典型情况下，二者均来自优势家庭背景，同样深谙大学与劳动力市场的游戏规则，也习惯于围绕生涯目标来组织学业与社会性投入，但二者在价值信念上有着关键的区别：“机会主义者”虽然也有很强的目标意识，却没有深入地内化一个逻辑自洽的价值图式，其目标很大程序上是工具性的，而非指向一个对行动者有意义的理想信念。因而“机会主义者”常将生涯目标定位在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工具性利益（钱、权力）的职业上。而“自主驱动者”则有一个自主树立的有意义感的生涯理想，虽然他们也很擅长使用策略去做好生涯准备，但他们的选择偏好却不像“机会主义者”那样容易预见，而是取决于他们的意义感设定。
在纵轴的下方，使用“直觉依赖模式”的行动者依价值信念驱动力的不同也分为两种类型：“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在典型情形下，二者均来自劣势的家庭背景，同样面临目标失焦和策略不足的文化障碍。但二者因为意义感驱动力的不同，也有着关键的区别：“价值归顺者”虽然也缺乏目标意识，却相对比较顺服学校提供的正式教育，因而在校园环境的熏陶中内化了学校所传输的理想信念（详见上文提到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并且出于该理想选择了相应的出路。由于“价值归顺者”的价值信念深受学校教育影响，因而在选择上倾向于跟随同学的普遍选择和进入体制系统（例如公务员、国企）。而“迷失无从者”则因为游离于各种价值取向之间而往往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举棋不定，最终陷入被动局面。在毕业出路的获得上，“迷失无从者”处于最不利地位，而“价值归顺者”获得了学校和体制的赞助，“机会主义者”为自己博取了能力范围内尽可能高待遇的职业，“自主驱动者”则往往能够实现自主设定的职业或升学目标。可以想见，“自主驱动者”目标通常具有相当高的门槛和精英性质，与无路可走的“迷失无从者”可谓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