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黑箱
教育社会学研究大体上分为两种看待学校教育的视角：一种将学校教育视为个人用来获取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优势性的拥有物(possession)，有人力资本概念中的“资本”之意味，强调其获得竞争优势、实现社会流动之工具性，因而这种视角下主要的研究问题是学生所获得教育的质量与数量如何与结构性的因素（如家庭背景、职业地位）相关联；另一种则将学校教育看作个人置身其中完成社会化的一个更富文化意涵的过程(process)，强调研究者必须关注学生在学校里经历的社会交往过程、同辈文化以及那些难以测量的变化——而不是将他们所受的教育简化为一个离散的变量取值。
第一种视角秉承了社会分层与地位获得的研究传统，建立在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理论以及统计技术的进步上，已经在北美成为了该领域的主流研究视角。自索罗金(Sorokin)首开社会流动研究的先河，这一研究传统孕育出的丰硕成果已经使得高等教育与个人社会地位之间联系的紧密性成为常识。这些研究操作化教育这一变量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计算“受教育年限”如、“受教育程度”如或“是否升学”如，将个人所受的教育抽象为一个数字或一种学历。追随这一研究传统的学者，将教育或作为预测变量或作为因变量，试图使用各类复杂的统计模型去测量家庭背景、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高等教育获得、职业获得和收入的预测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回报性贡献如。不过，这一研究传统逐渐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批评。首先，随着高等教育多种形式的扩张，教育年限普遍增长，因而目前测量教育年限和学历的意义变得越来越不清楚；并且，高等教育业态的多元化趋势实际上使得研究者越发难以将教育作为一个统一的、可量化的对象去理解。换句话说，高等教育扩招已经从量的角度大大降低了“纵向”的教育获得差异，却拉大了同一受教育水平中质的“横向”差异，而这必将对上述研究传统的测量方法提出挑战。更重要的是，即便对教育年限发展出更加精密的测量，这一派的研究仍然因将教育作为整体性的“黑箱”而受到批评——常将教育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去看它与别的现象（比如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很少关心教育过程本身发生了什么，因而也就难以理解其与这些现象的关系机制p.8。当然，也有例外者，例如教育获得的“威斯康辛模型”(Wisconsin Model of Aducational Attainment)就因将社会心理因素——教育期望、同辈社会网络纳入模型而对解释教育获得的机制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总的来说，定量方法在测量和分析逻辑上的局限性使得这类研究很大程度上忽视/简化了教育自身所包含的丰富面向。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社会学家Mitchell Stevens认为，在地位获得学派的视野下，高等教育“成为了如同财产一般匀质、可量化的结果，而那些极具文化性与过程性的、多样又难以测量的教育内容从他们的分析框架里消失了”p.102。
第二种视角——作为成长过程的学校教育——在教育的社会学研究中是一个较为晚近的传统，通常采用质性方法或混合方法，把学校教育概念化为一种如“育婴室”(incubator)般培育学生品质和能力的文化性/社会性过程。因为学校是学生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因而被视为一个相对于家庭和社会的独立环境，并且是除家庭以外第二大塑造学生社会化过程和自我认同的关键场所。这一派研究试图打开前述研究传统留下的教育“黑箱”，去细致观察学校教育的过程对学生的信念、能力和前景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这一脉络先以基础教育领域为盛，近年在高等教育领域勃兴。美国教育社会学者Jenny Stuber认为，这股研究潮流的兴起，或可归功于分层研究领域里三种理论进路的影响：首先是1970年代女权主义者对于将阶级概念操作化为职业地位的抗议，她们认为阶层的定位并不能等同于职业，而是一个多维度的生成过程，例如非职业女性的社会组织参与也应被考虑在内。其次是70年代分层研究发生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使得意义、反思性和符号重回社会学家视野，学者们意识到阶级并非简单意味着的收入、财富或职业，而是一个复杂的意义建构和符号排斥的过程。第三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及其追随者的影响，他们对于文化资本以及身体化的性情倾向如何助推社会不平等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洞见——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认知图式、文化修养、气质、谈吐等都会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为持有者谋取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在学校教育得享合法化的特权。
本研究在概念化高等教育的理论视角上采取第二种研究取向，即将上大学看作是学生在学校里经历社会化、建立自我认同与人生理想、选择生涯道路的关键过程。在本研究中，大学既是一个与家庭和社会相对分离的独特环境，又是在培育学生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行动者，也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的优/劣势形成过程。2008年，高等教育社会学领域的领军人物Mitchell L.Stevens,Elizabeth A.Armstrong和Richard Arum发表在《美国社会学年鉴》上的一篇综述呼吁更多研究去关心发生在“大学生活经历”(experiential core of college life)中的分层过程，将视野从正式教育环节转向更加分散化和多元化的课外生活。本研究回应了这一呼吁，通过聚焦大学生在校期间组织课内外生活的过程，尽可能去理解那些初入大学时看似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学生们如何在大学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各自对毕业出路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又是怎样将他们送上了各自的社会位置。当我们抛弃将高等教育简化为某个变量取值的思路，将目光投向五光十色的校园经历时，哪些重要的元素构成了通往毕业出路的大学过程呢？三种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