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文化社会学的洞见——价值信念的作用

要获得满意的出路，尽早设立目标、并理性地组织准备策略殊为关键。这已经获得了不少理论和经验研究所证实。目标(goals)，即一种认知层面对于我们想要取得或完成之对象的表象建构，既为行动指引了方向，又为行动提供了动力来源。特别对于大学生而言，对自己所要取得的成就树立目标反映出他们下一步希望作出努力或展现出色的方向，也将影响到他们在组织具体行动时的心态和策略。选择树立合宜的目标并能够有效地自我管理、并恰当地组织行动策略实现这一目标，被认为是一种可后天习得的重要智能或非认知能力。

问题是，大学生的生涯目标究竟是从何而来，又如何影响了毕业出路的选择？在社会学家眼中，目标并非一种独立于外在环境的、个体的自由选择。Roberts提出决策并不是由个体决定的，而是由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所面临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决定的，而机会结构是由工业组织、政策和社会阶层等因素共同塑造的。在使用理性选择视角理解学生的目标和选择行为时，社会学家将人们不同的选择看作是不同人在理性地衡量自身能力、成本和收益之后的差异化结果。由此而来的一个共识是，学生的阶层背景对他们对风险和收益的衡量产生着重要影响。其中最有影响力者为Breen和Goldthorpe提出的理性行动理论(rational action theory,RAT)，透过对升学决策的理性计算框架，揭示了家庭背景在教育选择中显示出的次属效应(second effects)。然而，如何既避免将理性目标的树立理解为原子化个人的自由选择，又避免落入结构决定论的窠臼呢？Hodkinson和Sparkes结合布迪厄“习性”(habitus)与“场域”(field)理论的启发，提出了个体目标选择的修正模型，即(a)承认理性选择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个体选择，但这种选择深受决策者的习性影响；(b)场域中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会影响决策者与场域中其他人的互动；(c)决策受到人生历程中一些难以预料的转折点和路径的影响。他们对大学生职业选择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决策基于他们自身已经了解的信息，而这些信息自然是有偏颇的，因而决策与学生的家庭背景、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在文化社会学家看来，生涯选择者不尽然是理性选择框架下所假设的“工具人”。即使多数人通过理性计算追求世俗成功，仍有人不遵循这样的工具性效用计算模式，而在选择中遵循其他的价值观或无意识，并且这种“特殊情况”在人群中可能并非随机分布的。无论如何，工具理性之下的效用计算模式远不能概括生涯选择的全部合理性。韦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已经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很有必要引入一种基于非工具性的效用计算模式的行动理性。理性选择理论家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在晚年的著作中提出，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硬伤在于将人类行为禁锢在了工具性行动上。思想、信念、情感、价值、信仰，行为模式等，这些内在化的人类思想生活，和利益一样对于理解人类行动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将分析框架从工具理性拓展到价值信念的必要性清晰可见。

那么，价值信念在生涯选择行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这一问题触及了文化社会学领域的一个经典争论——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行动的。回答此问的一个经典范式肇始于韦伯，认为理想、信仰、价值观通过塑造动机(motivation)来驱动人类行为。韦伯的著作暗示：行动对于行动者的意义或者说行动者赋予行动的必要理由，应该被视为行动的原因。这里的理由可以是为了达成一个既定目标，也可以是非目的-手段的考虑（比如从价值观念上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好的”）。换句话说，文化通过定义“人们想要什么”来塑造行动。这个观点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继承，他提出行动者的自愿选择受制于客观条件、并被手段和目的的规范所支配，正是在互动中作为共享符号系统的“文化传统”(cultural tradition)提供了“个体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取向中做出选择的尺度或标准”p.7。由此看来，固然行动者在追求目的实现的行动或许是理性的，但因为信奉或认同某种规范和价值才有了行动目的，行动者的动机恰恰是由文化来塑造的。

而以斯威德勒(Ann Swidler)为代表的当代范式则认为，文化与行动并非紧密衔接的因与果，而可能是脱钩的，人们对事物抱有的观念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连贯地解释他们的行动。与其说文化为人提供了愿望、偏好或动机，不如说文化是一些松散的、甚至可能互相矛盾的风格、技能或习惯，如同一个“工具箱”(tool-kit)供人理性地选取和利用，帮助他们理解周遭的事物，为他们在实践情景下采取行动策略提供正当性(justification)。在这种视角下，行动不是由价值观导向的目的所决定的，更大程度上文化是一种可以被“使用”的能力(competence)，使人可以在不同的情景下灵活地选取行动路线。她发展出“稳定生活状态”和“不稳定生活状态”两个模型，在前者中文化为人们组织多种可能的行动提供正当性理由，而在后者中多种强有力的外部观念对行动可能有直接的控制，但其长期影响有赖于哪种观念在竞争中得以生存。文化与行动之间成了一种松散的“弱耦合”，文化作为动机对行动的驱动力被很大程度上抽去了，变成了理性人用以实现一个事先确定的目的(predetermined ends)而建构行动策略的工具或资源。不过，这个事先确定的目的又是从何而来呢？斯维德勒似乎认为这受到能力的限制，“人们最终会去追求与其文化能力胜任范围内的目的”(p.277)，但并未作详尽解释。总之，一个灵活熟练、审时度势的“文化运用者”(users of culture)在这一视角下影影绰绰，似乎在与工具理性和理性选择假设遥相呼应。

目前，“工具箱”范式已经在许多议题上成为主流框架，但争论并未平息。来自认知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实证依据表明，文化作为动机驱动行动的作用是存在的，并提出文化图式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其内化程度依其深浅程度不同而存在多种层次。2009年，Stephen Vaisey在《美国社会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撰文，试图调和这两种范式：两种范式实际上都存在，但不在同一个意识层次发挥作用。Vaisey援引吉登斯和布迪厄的观点说明，“工具箱”范式的问题在于假定了文化与行动的关联必然在意识层面进行。事实上，动机或习性完全可能是无意识的，而认知科学早已发现人类的认知包含两个过程——其一为有意识的、较慢的处理过程，可以对认知对象进行解释、计算和表现；其二为快速、多情况下无意识的自动反应过程，是个人深层认知层面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难以被临时操控(p.1683)。而人对于文化图式的认知内化程度有深浅之分，个人可以在前一个浅层内化层面利用文化工具为自己辩护，而处在深层内化层面的文化对个人的情感、理性和行动图式有着强烈的驱动力p.1685-1686。

由此观之，关于价值信念与行动之关联的两种理论路径——价值观驱动范式和文化“工具箱”范式，其实有论无争，甚至互相补充：价值观驱动范式的解释重点在于人的行动目的是如何确立的，而“工具箱”范式强调了人如何像使用工具那样使用文化去达到预先确立的目的。抑或说，文化-行动的二元路径模型，连同斯维德勒对于两个文化时期的区分提醒我们意识到，价值理念的影响固然在人类行动的全过程都存在，不过在毕业出路获得的具体语境下，文化在学生的生涯决策中发挥什么角色，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要素：(1)学生的行动目的生成状态——内化的价值观念是否帮助学生树立了自洽的、明晰的行动目的；(2)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使用文化“工具箱”的能力。这一理解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思路。

基于上述三种理论脉络，本研究尝试将“大学过程”(college process)概念化为“学生在就读大学的经历中树立生涯目标、获得毕业出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参照大学内外的多种价值观念，建立起区分好恶、高低的象征边界(symbolic boundary)，对出路选择形成自己的价值权重系统，从而作出对毕业出路的选择”。在上述三种理论洞见的启发下，本研究建构了一个“大学过程”的概念框架，由“资本化过程”(capitalizing process)、“投入过程”(engagement process)和“价值选择过程”(valuation process)组成：“资本化过程”来源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指家庭赋予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在大学场域里被转化为竞争优势或劣势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学生的社会出身对他们的文化资本及习性的模塑；“投入过程”来源于汀托和Kuh的投入/融入理论，指学生主动投入到大学的各类教育性实践活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学生入校后发挥能动性的努力；而“价值选择过程”则来源于文化社会学中关于文化与行动之关联的两种理论路径——价值观驱动范式和文化“工具箱”范式，指大学生为自己的毕业出路树立价值目标，从而对自身的毕业去向作出选择的过程。由此，“大学过程”这一概念既考虑了结构性位置对行动者的制约，又兼顾了行动者发挥能动性的可能，为本研究从过程角度理解出路获得机制提供了统领性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