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被选择

由此观之，名校大学生建构工作意义的“文化工具箱”是由多种竞争性的文化图式构成的，这些观念图式来源各异，对工作意义的定义千差万别，使大学生仿佛置身于一个多重意义框架的角力场。曾担任过北方大学本科生辅导员工作的浩凡告诉我：“我们管学生工作的老师经常说，‘年轻人的思想就是一片空地，你（学校教育）不进入的话，其他东西会进入’。”（浩凡，北方大学社科，河南籍，父母务农务工）这句话道破了不同图式及其背后的话语权力之间的多重性和竞争性。虽然绝大多数被访者对上述三种（甚至更多的）图式都相当熟悉，但正如斯威德勒所言：“人们所知道的文化比他们所使用的要多”p.277，大学生也会在适当的情形下调用自身工具箱中的元素去建构行动路线和自身的现实，以尽量维持自身行动的连贯性和意义感。在一个市场规则主导的大学生就业制度体系下，个人需要独立面对多种选择：求职，读研，出国，创业，每一条路上又需要进行许多选择，终究要凭借某种价值评估依据作为准绳，否则难免陷入纠结和混乱。正如梓桐所言：“你总得找个东西来做你的价值支撑，不然你的行动就会无意义，前一个行动、后一个行动连不成一条线，你说服不了自己，那样的人会过得很惶恐。”

那么，在择业过程中，大学生们究竟是如何运用自己文化工具箱里的图式资源的？根据被访者的叙述，大学生择业行动中的图式运用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形：“方向导引”和“结果合理化”。“方向导引”是指大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生活经历，在毕业之际已经形成对某些图式的鲜明认同和内化，因而在择业时自然知道该激活哪些图式，此时学生的决策方向往往力图保持与该图式的指向相一致；“结果合理化”是指大学生在毕业之时工具箱中的各类图式均保持在较低的内化水平，因而在择业关头未能主动调用任何图式来驱动选择，其出路结果通常是服从外部制度安排（如推免或征兵）或偶然性因素的结果，此时学生可能调用与该结果相符的某图式来合理化自己的择业结果。

根据访谈对受访者意义世界达成的整体性理解，我对每位被访者援引和认同各个图式的程度进行1—5范围内的赋分，从而在由上述三种图式组成的“意义地图”上标记出所有被访者的位置。根据受访者调用每个观念图式的程度得分，图3标识出所有受访者在该意义角力场上的大致位置。每个以B或S开头的个案编号代表一个受访者（B代表来自北方大学，S代表来自南方大学），其距离图中每个图式圈圆心的长度越短，表明对该图式激活程度越高。

图3　每位被访者在三种观念图式之间所处位置图示

在“方向导引”情形下，被激活的文化图式会直接左右择业决策，其决策结果往往与该图式有意义上的高度关联。由图2可知，在考虑工作意义问题时，单独援引一种观念图式的情况较为少见。例如，杏芳(S41)、美华(S42)和飞帆(S27)就几乎只调用了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图式。因为没有其他图式的干扰，他们在择业中少有纠结，直截了当地选择自己看来最能够让自己出人头地或照顾家庭的选项。杏芳选择先推免直研，研究生毕业后再去薪水丰厚的外资企业工作，以尽快减轻父母养育妹妹的经济负担；美华和飞帆则选择了回家乡当公务员，理由是离家近、能更好地顾及亲情。三人以履行家庭责任为第一要务，各自选择了能达成此用意的毕业出路。

不过，在图3中，大多数受访者处于靠近主轴A、B、C的某个位置，这说明多数被访者同时激活了该主轴两端的两个图式，并对第三种图式保持着有意无意的疏离。这意味着他们将面对主轴两端的图式之间的张力。有趣的是，被访者往往能够使用一些创造性的方式达成妥协，从而来维持意义和行动的连贯性。例如，他们会在决策中尽可能兼顾同时激活的两种图式，然后想办法去化解二者之间产生的张力。A轴上的益民(S35)和高翔(S36)都一方面希望去西部和基层贡献力量，但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回馈家庭，他们权衡之下最终选择了回家乡省份做选调生，“毕竟离父母比较近，待遇也不错，然后未来等各方面有一些积累了，希望有机会去中西部地区吧”（益民，南方大学社科，江苏籍，父母务工务农）。B轴上的梦瑶(S37)的梦想是去体验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帮父母还房贷。于是，她的择业决策成了次序分明的几步：先求职取得稳定收入，积累了资本再创业捞金，实现财务自由后再去环球体验。她最终选择入职沪上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希望入职五年后年薪可以达到50万，即使工作辛苦也在所不惜，“因为如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话，资本的积累就很少，我又要花更多时间工作，这样对我来说是无意义的”（梦瑶，南方大学社科，安徽籍，父母为个体户）。C轴上的田野(S3)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眼中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是投身于公共服务，然而考虑到他也梦想“35岁之前遍览世界各大洲”，他又很清楚公益事业不能满足他的物质需求：“这个社会但凡能养得起我的工作都很无聊，我跟你说实话。我认识有一批人进NGO的，我觉得他们做的工作比较有意义，他们是真的在改变一些东西，但他们收入非常低，养不活我。”因为旅行需要闲暇，他不愿意接受一份忙碌而高薪的工作。最终，他拒绝两家地产企业的高薪工作，签约某大型央企，原因是央企“不用拼命加班，假期多”。他认真地对笔者说：“等我玩够了，等我很棒的时候，我肯定会反过来去回馈社会的，这是一定的。我不需要奢华到在上海买两栋别墅，然后雇5个保姆天天给我打扫，我不需要这样的生活”（田野，南方大学社科，山东籍，父母为大学教授）。另一种化解张力的策略则是试图通过意义的再解释去模糊二者的界限。例如，梓桐(S15)抱着强烈的家国情怀选择了学术职业，而家人却希望他当官出人头地，于是他坚持选择了学术道路，却拿家人使用的图式去解释做学术的好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想问题的乐趣，不过我跟我父母讲的完全是另一套说辞，我就说我以后大不了回老家当个大学老师，不愁没有饭吃。”（梓桐，南方大学文科，云南籍，父母务农）

而在“结果合理化”的情形下，大学生未能主动调动起任何图式去选择择业方向，他们是多种可能性之间的游离者。例如牛铭(B14)、冰倩(S22)和禹海(B17)，他们在多种可能的选项之间举棋不定，最终往往出于偶然性或易得性接受一个权宜的结果，然后再调用特定的图式去给自己一个理由，去“合理化”这一结果。冰倩直到临近毕业也仍在纠结自己究竟想走哪条路，似乎每个选择都有一个相对的图式与其对抗：“我也想去国外看看，像其他同学那样，可是家里的经济不支持。我想找工作给家里挣钱，然后指导老师又严肃地提醒我，说你一定要做你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这样才是正确的思考方式，我就真的懵了！我也考虑过做学术，这是我的兴趣，但又怕我的实力撑不起自己的兴趣。”考研失败后，她硬着头皮选择了二战，她以培养学术兴趣为理由宽慰自己：“研究生阶段至少能跟老师好好做做研究，找到一个自己的研究兴趣。”牛铭的处境与冰倩差不多，只不过他成功地抓住了成绩这根“救命稻草”，走上了推免直升博士的道路。他坦言自己其实是“稀里糊涂就直博了”，对自己所学的经济学方向他也并不十分感兴趣，但当他谈起工作的意义时，很自然地援引了盛行于北方大学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提到自己做学术是为了“研究社会问题，为社会做贡献”。通过事后激活相应的图式，冰倩和牛铭为他们的权宜之策维持了些许价值感。

显然，两种情形中，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在前一种“方向导引”情形中，意义感如灯塔般驱动和指引了对出路的选择；而在后一种“结果合理化”情形中，意义感则仅仅起到对已经形成的出路结果进行事后解释的作用。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是，行动者对文化图式的运用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规律可循：不同成长背景出身的受访者似乎倾向于在择业中调用不同的图式，即各图式在不同亚群体的“工具箱”里的地位不同。由图3可见，受访者呈现出明显的代内分化：不同家庭背景的个案点在图中三个主轴上的分布很不均匀。为了进一步探索主轴之间的代内分化，我以被访者在三个图式上的得分相对大小，判别出每位被访者的主轴位置，并在表5中标识出每个主轴位置上的亚群体人数。

表5　受访者亚群体在不同主轴位置上的分布情况

由表5可知，来自内陆地区、农民/劳工家庭出身、选择了体制内就业的受访者多集中在主轴A，而来自沿海地区、富有/中产家庭出身、择业体制外就业者则多分布在主轴B。接近主轴C的占少数，但仍以沿海地区家境优越的大学生居多。本研究无意于论证家庭背景决定着个体运用文化的方式，不过特定的社会环境的确可能使身处其中的人更容易接触到并激活某些特定的图式，从而影响他们对文化工具的使用。诚然，上述浅显的观察还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但或许反映了当代名校大学生文化工具箱分化的某些特征：主轴A两端一者代表着“家”本位的传统文化，一者代表着“国”为先的集体主义精神，都是改革开放之前早已深入人心的文化图式，都将个体的意义纳入某一社会角色中；而主轴B和主轴C则均与改革开放之后才兴起的个体趣味/自我表达图式相联系，这说明作为“90后”新生代的大学生虽普遍熟识从父辈承袭而来的文化工具，但其中成长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优势群体，似乎能够更加自然和熟练地运用个体本位的文化图式去建构自己工作的意义。他们的文化工具箱所制造出的矛盾，不再是“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而是“自我趣味”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不同家境和地区的大学生所面对的意义感的纠结点可能存在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