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的新潮理念：为个体趣味/自我表达而工作

为追求有趣体验、表达自我的个性而工作，是访谈中浮现出的第三种制造工作价值感的观念图式。这种图式中所建构起的是一个“人生体验者”的意向，致力于追求有趣又新奇的体验以满足自身想要体验更多的欲望，而工作则仅仅被视作为这些体验奠定条件的手段。与前两种图式相比，第三种图式更加前卫，更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特征，也最令他们的父辈感到陌生。该图式在访谈资料中共涉及编码参考点44个，有29位被访者在访谈中主动提及自己工作的目的至少部分在于此，其中15人将其作为定义自己工作意义的最重要方面。在这套话语中，工作既不是仅仅为了守护家庭责任，也不是为社会大众创造价值，而是收窄到自我和个体领域——为了满足自己的趣味和愿望。与前两个图式里镶嵌在社会规范中的行动者不同，为个体趣味/自我表达而工作的人只以自己的偏好和兴趣为准绳。他们对就业去向的选择，认为工作自身的内容和价值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它能否尽快得到尽可能多的金钱，使其在财务上和时间上获得双重自由，从而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而这些“做自己想做的事”，通常是极其个人化的愿望和趣味，比如收藏、旅行、创作、开店，甚至是流浪。

“我希望这份工作能给我所期待的生活，就是一切有意思的事情，我都能有足够的资本去尝试。人活着说白了就是为了体验。赚更多的钱，无非是为了追求体验别人所体验不到的东西。因为其实说实话，有意思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你干了这个，又会觉得那个更有意思。”（钦凯，南方大学理科，上海籍，父亲为私营企业主，母亲为国企工程师）

钦凯的话表达出一种鲜明的自娱观念，认为工作的目的、甚至人生的终极价值就在于无止境地追求一种趣味，让自己体验更多有意思的事物。必须承认，当今社会，这种对自娱的渴望，通常需要强烈地依赖商品市场才能达成。而生长在市场化年代的“90后”，对琳琅满目的消费市场和商品广告从不陌生，早已自觉形成强烈的消费者角色认同。对钦凯来说，用钱购买趣味是天经地义的，而“不差钱”的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仍需要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是因为趣味常常迭代转换，而这需要很多钱和闲暇来支撑。他坦率地告诉笔者：“很多奇奇怪怪的爱好是很烧钱的，比如说我自己喜欢养鱼，去乡下包池子，然后去日本买鱼。……我在养鱼上花的钱够买一辆奥迪了。”

对追求个体趣味的大学生来说，消费实现了工作的全部意义。正如鲍曼所言：“寻求自我认同、获得社会中的一席之地，过一种被视作有意义的生活，都需要每天在消费市场中实现。”p.68消费市场不断更新迭代的商品，使他们心中永远存在下一个想体验的兴趣目标。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描绘了这种由市场制造出的源源不绝的自娱愿望：“某种对烹饪、文化、科学、宗教、性欲等等的普遍好奇由此苏醒。……一种被扩散了的牵挂挑动起来的普遍好奇——这便是‘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娱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性。”p.72-73在对市场上各种各样“有趣”事物的追求中，工作、财富、甚至闲暇的首要意义，就是能让消费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双重“解放”，从而获得更多的消费自由。

经纬通过工作想达成的愿望是年轻时就完成环球旅行，晓刚想去外太空，庆溪想当一名作家，天宇的目标是成为专长诸多的“斜杠青年”，宇鑫的愿望是去从事人类学研究，梦瑶想去不同国家体验生活，思同则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去流浪，去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虽然他们的终极目标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择业逻辑却惊人地相似，都想首先通过高薪工作实现“财务自由”，再用钱去置换闲暇。晓刚在访谈中直白地表达了这种“花钱买时间”的思路：“第一件事就是财务自由，就是说我可以赚到足够多的钱，然后就不用再攒钱了，就可以用这些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晓刚，南方大学社科，浙江籍，父母为小业主）不过，至于究竟多少钱算得上财务自由，自我趣味与社会角色如何兼顾等问题，又引起了他们或多或少的纠结。

从被访者的相关论述中不难发现，上述三种观念图式（在最典型的情况下）各自出于不同的社会制度组织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名校的大学生日常接触最多的三个话语制造者——家庭、大学和市场——平行地生产出三种不同的意义阐释逻辑，为名校大学生看待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提供了竞争性的图式资源。这或许彰显了“90后”文化工具箱的某种时代特征：一方面在温和渐进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完整地掌握前辈群体的传统家国观念，另一方面又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中同时习得新潮的自我概念和个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