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学子能做什么？
寒门学子如何突破文化障碍，是我目前正在研究的议题，尚未得出体系化的结论。此处根据我目前的研究进展和感悟略提几点，权当抛砖引玉，与读者讨论。要走出文化障碍带来的低迷状态，首先可以从转变对自己处境的认知开始。正如本研究被访者的体验，不少寒门学子对入校后可能面临的文化障碍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遇到困难后又将问题归结于自身，由此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因而突破障碍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困境并非自身的能力或性格缺陷所引起，而是像本书所展现的那样，是个有规律可循的社会事实。虽然看似是个人的体验，却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是正常的，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的。换句话说，其实身边有这些不适感的同学大有人在。因而，不必对身处这种困境感到羞耻和自责。并且要意识到，支持像自己一样的学生度过适应困难，是大学本来应尽的责任。虽然寒门学子总不习惯于向辅导员、学院老师等关键人员求助，但错过这个理所当然的帮助来源实为大憾。
要在认知上做好突破文化障碍的准备，还需要向自己强化一个信念：我愿意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挑战我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接受（至少是有反思性地拒绝）那些总是不假思索就拒绝的观念和事物。因为习性总是不自知、不自觉地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行动者无需刻意思考和判断就自动知道该如何行动。习性作用下的实践常常是前反思性的、是倾向于维护旧有习性的。因此，当寒门学子来到新的名校场域，总是会无意识地拒斥所接触到的新的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正如书中运用“直觉依赖模式”而不自知的同学，明知道其他策略更有利，却常常轻易从自己的道德体系出发，对此嗤之以鼻。当然，寒门学子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要有所反思和甄别，亦步亦趋大可不必，但全盘拒斥也不可取。即便是拒斥，也要经过反思程序再决定拒绝。对于那些自己看不惯又好似很有功效的做法，可以首先自己反思自己看不惯的缘由是否站得住脚，而后仔细思索一番令该做法有功效的机制是否合理，然后再决定是否批判性地接受这一做法。
突破文化障碍的第三个要点，是对新场域文化及“游戏规则”的广泛了解和学习。初始的“文化脱嵌”感并不可怕，当寒门学子浸淫在名校的新环境，他们有很多机会去见识其他人习以为常的那些观念和做法。寒门学子要做的，除了在认知上松动自身不假反思的旧观念和旧做法，还要积极为自己创造多元化的社交机会，去尽可能广泛地接触新观念和新做法。在这方面，增加社会性投入和突破单一化的社交圈子非常重要。要尽量避免仅仅在老乡和高中同学群体里寻求社交支持的倾向，也要着意和更广泛的人群、特别是与自己背景不同的同学沟通交流。在遇到文化适应障碍的初期，寒门学子可能会感到与背景熟悉的同学交往更能舒缓压力、建立安全感和归属感。随着新朋友圈子的建立，“文化脱嵌”障碍逐渐瓦解，就是时候勇敢地结交其他与自己不同背景的朋友了。在与不同背景的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可以留心观察和思考那些令自己感到难以理解的观念与做法，并带着坦诚和尊重与他们交流。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增进与师长的非正式交往。教授和师兄师姐并非如同想象当中的那样难以接近，他们更清楚大学的游戏规则，也能为后来者提供切身的帮助和建议。事实上，大学已经在促进师生互动方面实施了许多举措，例如让新生有机会进入课题组的学术启航计划、教授读书会等。不要错过这些交往和学习机会。假以真心与时日，相信会获益良多。
在逐步做好准备拥抱新社交圈子和场域文化的同时，还要注意衔接好旧有的社交关系和原本对自我的认识，从而缓解习性的裂化带来的撕裂感。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向上攀登的蜕变之路上仍保持原先自我的延伸性，而非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唯有将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在一起，寒门学子才能实现文化身份上的主动整合，而不用落入文化自杀还是文化固守的两难境地。综合本研究中被访者的经验与叙事心理学的洞见，我认为再创作自己的人生故事可能是一个有用的途径。丹·麦克亚当斯(Dan P.McAdams)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一书中指出，人们通过创作自己的个人神话(personal myth)来理解自身。通过将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通过故事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意义的、令人信服的整体，人们得以获得自我认同的连贯性和一致性。面对“文化迷失”带来的困境，寒门学子不妨尝试用笔写下或向他人叙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在写作或讲述过程中，特别注意挖掘自己在经历多个成长阶段后也从不曾改变的特质，或者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愿望或信念，以提升自身故事的连贯性。一位被访者告诉我，尽管自己发生了许多未曾料到的变化，但当他在大三逐渐意识到，自己身上许多曾经珍视和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仍然在那里，未来仍然可以继续发展，之前碎片化的自我就渐渐地拼合在一起，重新整合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却是经历过身份扩展的自我。尽管目前关于寒门学子上大学的研究往往极言低阶层习性与精英大学场域之间的鸿沟，但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能考进名校的寒门学子的习性特征其实与大学场域仍有一定的连续性。例如，寒门学子入学后多习惯性地看重学业，倾向于维护自己一贯的“优等生”身份，而学业“优等生”在目前中国大学的制度系统里的确能获得不少物质性和象征性的支持。因此，寒门学子在大学阶段的发展具有连贯性的自我并非没有可能，个体在再造自身个人神话中无疑拥有相当的自由，这也是我后续研究的方向。
最后，在即将跨越文化障碍的阶段，寒门学子可以试着去欣赏自己的原生文化，并意识到和发挥好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过渡经历带来的独特优势。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的《回归故里》一书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厌弃自身原生文化的人即使取得了成功，也终将因情感和精神的无所依归而饱受折磨。埃里蓬停止这种折磨的最终途径，正是从精神上“回归故里”，与从前一直抵制和不愿承认的自己和解。尽管寒门学子可能一度因自己的身份标签（如“农村人”“贫困生”“凤凰男”“小镇做题家”等）而感到自卑和自我厌弃，但一旦当他们趟过了文化身份扩展的河流，这些经历反而会化作一种独特的个性和优势。不少学者指出，寒门学子的原生文化的确可以制造优势，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包括自立自强的精神、尊师重教的观念、内在生发的不竭动力等等。更重要的是，实现了阶层跨越和文化身份扩展的寒门学子，如同穿梭在弱势社群和社会精英之间的“大使”，他们精通两边的语言、明白彼此的诉求，也有意愿、有能力去影响政策和决策，从而改善其原生社群的生活境况。例如，不少毕业于名校的农村学生选择成为选调生、投身公共服务，并非仅仅出于自身向上流动的考虑，也是一种服务基层、回馈乡土的精神追求。同样，公共生活和学术研究领域中，致力于揭示促进社会公平、提升弱势社群福祉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中也有许多人正是出身于弱势社群。当他们在新的知识精英场域站稳脚跟，原先的文化身份就自然而然为他们提供了思想资源和问题意识，成为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祝福。
归根结底，要从现象上消除文化障碍，绝非寒门学子个体的责任。高校教师和管理者需要认识到他们在消弭文化障碍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改善政策环境来支持学生应对文化障碍是一条可取的途径。例如，近年重点大学已经提高了贫困学生的录取比例。此外，可以通过一些软性的制度机制增加弱势学生在精英大学的比例和进行社会性投入的机会，促进他们的师生互动和同辈互动，帮助他们完善社会支持体系；另外，将生涯规划辅导提早至低年级甚至新生教育期，帮助寒门学子早日树立目标意识，生成职业价值目标，并扩展“文化工具箱”，组建多样化的职业准备策略。除了透过制度措施来缓和文化障碍，高校教师和辅导员们作为日常接触学生、又手握评估权力的“守门者”(gate keeper)，只要稍微俯下身来，不将自己拥有的知识视为理所当然，多顾及弱势学生的体验和感受，就能为他们扫除不少人为制造出的文化障碍。学术研究者在推动文化障碍的消除方面同样责无旁贷。要做能对寒门学子提供切身帮助的研究，研究者不仅需要揭示文化障碍如何阻碍了他们的发展，还需要继续深入探究他们发挥能动性去突破文化障碍的过程和机制。倘若只满足于无休止地对再生产既定秩序的解释，那么千方百计与文化障碍搏斗的寒门学子就失去了一份得力的支持，而学者们也错过了欣赏一幅能动性与结构性力量相抗衡的动人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