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谈情怀：“机会主义者”的成功之道

“机会主义者”没有深入内化某种价值图式作为自己意义感的支撑，但善于使用策略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由于家庭背景所赋予的优势，“机会主义者“们对取得好成绩、好工作的手段相当熟悉；又因为尚未深刻地内化一种成熟的价值信念，他们其实对于“为什么要成功”的问题没有答案。这也是“机会主义者”与“自主驱动者”最大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生涯目标常常是短期的、工具性的，而并非植根于所认同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感之上。

“机会主义者”几乎从一进校开始就认清了学习并非大学里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必须从学业里节省精力去打造自己的求职简历。但他们同时又知道自己必须要保持一定水平的绩点，以防错过好成绩赋予的资源和机会。《选课学概论》这样的学问，在机会主义者当中最受欢迎，它可以帮助学生从“水课”中拿到好成绩，又用节省出来的时间去投入到更有“投资价值”的活动中去。他们早就对学校提供的价值引导和“培养”放弃了兴趣，并且早已洞察到：课堂上所教的东西和就业市场上需要的东西是两回事，一个理性的求职者理应做到根据市场的需求早做准备。正如第四章提到过的泽斌，他在学习中属于典型的“浅薄涉猎”型，居然也保持着排名前列的绩点。他为自己谋划了一条行得通的跨专业实习求职之路——通过成功获得某行业巨头公司的暑期实习机会，大四之初就拿到了包括通用电气、强生医疗等三个世界500强企业的录用函。但他并没有在那时候停止求职，而是继续对重点行业广泛撒网，“投了咨询，还有就是市场有关，比如像百威英博，当然我也投过几家互联网”，最终他决定选择国内某知名互联网游戏公司的市场营销岗位，起薪几乎超过南方大学本科生起薪平均水平的3倍。

与“自主驱动者”不同的是，“机会主义者”其实对自己的目标并无价值意义上的认同。泽斌对各种为学校所赞赏的价值感到虚无，似乎只有最直接的物质报酬值得他当下去追寻。在他看来，南方大学的同学实际上利己者众，论到南方大学“自由而无用”的文化，他显得非常怀疑，也并不觉得自己在身边见过真正践行这种价值的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在一直在做‘有用’的东西，其实真正去做无用的什么东西的人很少，反正我自己觉得很少。自由无用啊，说说都是一些情怀，但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offer有多少钱”。他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成为业界的大佬，但他也坦言这个想法说到底还是为了“追求财富或更高的地位”。

雅君：“那你会觉得财富和地位就是你的人生理想吗？”

泽斌：“目前支撑我的就是这两个，其实这个东西越简单越好。因为这个就是当你有足够的钱啊，你才会转移到精神层面的追求。……（意义问题）我现在暂时搁置吧，因为我觉得它目前对我来说，嗯……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而且现在想也白想，目前人生阅历也很少，又想不出来。”

国凡是在大学里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的。他曾怀着一腔新闻梦想转学新闻学，却在几年的国际交流、访学和实习经历之后决定抛弃自己的理想。多次媒体实习经历让他相信，现实世界远非他理想中的样子，加之如今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他因此怀着恼恨的心情彻底抛弃了原先想做一个新闻记者的梦想，决定彻底离开新闻界，转战金融。他把这个过程叫“洗白”：“洗白就是我都不把自己的媒体实习经历写在简历上，然后去金融从零刷实习，去券商去银行。”他专门为此转了专业读研，以为自己留下足够多的时间去准备在金融圈求职。他的求职结果也还算满意，最终接受了某家大型证券公司总裁办公室的工作邀请。总结自己的求职之路，他把自己全然描述成一个不相信任何“漂亮说辞”的机会主义者：

国凡：“我们虽然鼓吹自由，谁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自由过。每个人都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别人怎么样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找工作也一样。自由这件事情其实只有自己解放自己，你别想着什么，你多挣30万，你就能有更多自由。所以我现在找工作，我就看待遇和发展这两块，就是钱和对能力的培养。我其实就是一条狗，谁给我的骨头肉多我就给谁干活，领了钱回到家啃骨头，就这么简单。”

雅君：“那你会考虑自己喜不喜欢吗？”

国凡：“喜不喜欢是个很虚的东西。媒体我够喜欢吗？那实习干完就不喜欢了。你所有喜欢的行业，干到最后可能都不喜欢。其实包括金融圈，大家都是狗。只不过是在哪里当狗的问题，那就去找个有肉的骨头啃啊。”

虽然“狗”的比喻听起来略显刺耳，但我注意到颇有好几位被访者使用了相同的比喻，将自己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看得透彻赤裸。既然与雇主单纯是一种交易关系，当然要选择待遇最优的雇主。身处竞争激烈的中国社会，紧盯高薪热门职位的机会主义者们从不缺少运用工具理性形成最优策略的能力，在竞争中自然更容易胜出。同样是为职业生涯早作准备，“机会主义者”选择生涯发展方向的思路却与“自主驱动者”存在微妙差异：“自主驱动者”重视自己的价值信念——“我真正想做什么”，而机会主义者则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成功概率——“做什么可以让我最成功”。

“我上大学以后就没有遭遇过任何挫折，好像我想要的都拿到了，这个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认识得很清楚，或者说我没有去追求那种我肯定拿不到的东西。……到大三之后我思考了一下，如果不出国的话，成绩有什么用。我当时手上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可以直研了，不需要靠成绩直研。其实只要想清楚，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能不能用，这个东西只要有用，你就把它弄出来。……我大三上在团市委挂职，政府实习已经刷好了，现在媒体这块也做得不错。我觉得我不需要在体制内寻找一个饭碗，我要去体制内当公务员没什么优势，可能还是做媒体吧。……我从来不在自己做的事情上建立意义感。我可以把自媒体做得很好，但这有什么意义，做的东西全部是虚的，意义感是很虚的东西，自己过得爽才是最重要的。”（皓然，南方大学文科，中部城市学生，父母为当地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毕业后就职于国内某知名媒体）

“一开始还对哲学蛮有兴趣的，但是越学越发觉这些问题全是别人已经搞过的，后来就你们争你们的学术问题，我去玩摄影了。大概大四吧，开始把所谓的那些国家社会价值追求放在其次，我还是认同对社会有意义的努力的，但我只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吧。自由而无用固然是好的，但是首先得让我吃饱喝足生活幸福吧？对我来说，我能有时间玩摄影、赚钱、在海边买个房子，过上让外人从心底羡慕的生活，就可以了。所以我基本上研究生（阶段）都是在实习，简历上现在有八份实习吧。……‘做自己’是个很虚的词，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世民，南方大学文科，东部城市学生，父亲任大学中层行政干部，毕业后就职于某知名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