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刚才我说莱纳挂断电话的时候，你感到失望吗？心里有没有冒出一点轻蔑的苗头？你在想，“可怜的胆小鬼，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可是我们都经历过那个东德男孩所经历的一切，犹豫不决，恐惧，怀疑，困惑。每个人都是从同一扇门跨进来的，你，我，安德烈，刚开始都这样。
这也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对一个情报官来说。我们喜欢故事的开头，我们看着这个新来的目标，这只带有斑纹的蛋，猜它孵化之后的样子。有时候你得到一条蛇，有时候是聪明的猎鹰，有时候只是一只可有可无的鹌鹑罢了。
安德烈没有奢望得到猎鹰，他可能只想要一个汉斯·沃格尔的替代品，活着的，而且更容易操纵。莱纳在母亲和长兄的影子里长大，他习惯被推着走。汉斯是一个有效的受力点，只要安德烈一直施加压力，不难把莱纳推到他想要的地方去。
因此安德烈不明白为什么整整八天过去了，莱纳还是杳无音讯。也许他把小麻雀放得太远了，以至于莱纳没有折返的勇气。又或者汉斯作为一个哥哥，在莱纳心里终究没有“不惹麻烦”来得重要。这多少有些尴尬，安德烈在电报里向霍恩斯比吹嘘的聪慧计谋，连第一步都没有走出去。
这一个多星期里，安德烈总共见了两个潜在的线人，都是通过他在东德警察局认识的人搭上的，一个是在斯塔西第十司工作的秘书，五十二岁了，是那种穿着款式古旧的碎花上衣、佩戴珍珠耳环的年长女士，非常不引人注目，是理想的耳目，可惜她接触到的文件只有无聊至极的行政乱麻，充满了预算案、申请表和不同部门之间心胸狭窄的斗嘴记录。第二个候选人是卖地毯的，每三个月往来一次柏林和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情报人员十分熟络，多年来贿赂海关的结果。然而安德烈看不出他能在柏林发挥什么作用，只能把地毯商人转介给伊斯坦布尔情报站。
他需要地下线缆分布图。这些电缆就在他每天走过的街道下面，承载着莫斯科和红军东柏林司令部的秘密，像条奔流不息的地下河，离他这么近，但就是没办法舀到哪怕一勺水。霍恩斯比昨天深夜飞抵柏林，直接坐车到弗伦街那栋红砖建筑，和中情局柏林行动处的人开会，安德烈并没有受到邀请，不过第二天一早被霍恩斯比带到古伦森林“散步”，行动处处长对柏林市内两个地点很感兴趣，一个在勃兰登堡门附近，一个在火车站附近，他想知道要是在这两个地方“建造一些东西”而又“不引人注意”，是不是不切实际。安德烈回答当然是的，思忖着伦敦和华盛顿到底是彻底绝望了还是发疯了，竟然打算在市中心开挖隧道。
两人在一个路边小摊买了香肠当午餐，乘车返回奥林匹克体育馆。就在汽车到最后一个街口的时候，安德烈瞥见了路边的一辆自行车，以及站在自行车旁边的人，他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坐直了。霍恩斯比当然留意到了，转过头来，循着安德烈的视线看去，扫视着行人道，询问下属是什么让他如此惊讶。
“不，没什么。认错人了，还以为看见了美国大使馆的科尔先生，你记得他吗？新年酒会喝醉之后吐在苏联贸易代表身上的那个。”
“可能再过十年才能忘记。但科尔不是半年前就回国了吗？”
“对，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看错。我在这里下车就可以了，想去买包烟。”
车在路边停下，离体育馆门口的岗哨还有五六十米，离自行车不到二十米。安德烈下来了，转身走向不远处的杂货店，买了火柴和香烟，假装挑选货架上的巧克力，借助一个玻璃糖罐观察霍恩斯比的车，直到它开出视线范围，才走出商店，径直走向自行车和自行车的主人。
莱纳看见了他，露出羞怯的笑容，似乎想挥手，但可能被安德烈的脸色吓到了，收回去，用指甲来回刮擦自行车把手。情报官大步走近，手按在年轻人的肩胛骨中间，像押送犯人一样把他赶离奥林匹克体育馆。两人快步穿过马路，安德烈带着莱纳往人最多的地方钻，尽量躲避可能存在的监视，一边回忆附近有哪个安全地点，可以暂时安置小麻雀。
“我们去哪里？”莱纳问。
“我家。”安德烈简短地回答，在余下的路程里都没有再说话。
他就住在夏洛滕堡，奥林匹克体育馆步行十分钟的地方，一排呆板公寓的其中一间，其他尚未结婚的六处雇员大多数也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安德烈让莱纳把单车锁在两条街开外，绕了一个大圈，确认没有尾巴，才把麻烦制造者带到楼上。
“你不记得我和你说过什么了吗？”安德烈压低声音质问，锁上门，拉紧窗帘，拧开收音机，随便选了一个频道，把音量调到最大，如果斯塔西装了窃听器，现在就会被热烈的美国流行曲震聋耳朵，“不要来找我，用我教你的方法打电话。”
“我觉得电话不太安全。”
“站在大街上等我就比较安全了？”
“我想有人在跟踪我。”莱纳的声音很低，几乎被收音机盖过，“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我不知道还能找什么人。”
安德烈看着他，过了好一会，脱掉大衣和手套，指了指沙发，“坐下。”
莱纳往沙发的方向走了一步，犹豫不决地站着。
“坐下，我给你泡点茶。”
情报官消失在厨房，等他拿着热气腾腾的茶壶和杯子重新出现的时候，访客正陷在沙发里，翻看摞在茶几上的书，不是什么有趣的作品，几本地质学著作，夹杂着地图和电工手册。安德烈把茶杯放到莱纳手边，在他对面坐下来，挪走那堆书，把一袋糖放到两人中间，糖袋里突兀地插着一只甜品勺。
“我不是很在意餐桌礼仪，而且糖罐前天摔碎了。”安德烈解释，尽管访客并没有问，“你刚才说你觉得自己被跟踪了？”
莱纳描述了戴毛线帽的男人，以及这个人出现的地点，“我现在要怎么办？”
“什么都不做。”
莱纳看着安德烈，皱起眉。
“什么都不要做。”安德烈一字一句地重复了一遍，“不要尝试甩掉跟踪者，也不要为此改变你的日常路线，假装看不到。”
“可是——”
“你是个没有受过训练的平民，不应该留意到有人跟踪，就算留意到了，也不应该有能力摆脱他们，就让他们跟几天，最多几个星期，就结束了。老实说，这次你之所以注意到‘尾巴’，不是因为你很敏锐，而是因为斯塔西的人不称职。如果你真的把斯塔西甩掉了，你觉得他们会更放心还是更疑惑？”安德烈往前俯身，直视着莱纳的眼睛，“还有，如果他们看见你和一个已知的英国情报人员在一起，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
“抱歉。”
“不，你可不需要道歉，我不会有什么事。你看，莱纳，苏联人和我们——我的意思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有个不成文的协定，我们互相保持礼貌，绝对不会碰对方的一根头发。但你们。”他停了一下，食指轻轻敲打茶杯侧面，寻找合适的措辞，“像汉斯那样的人，他们是不会手软的。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坚持要用鬼鬼祟祟的方法和你见面了吗？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
莱纳注视着茶杯，没有回答。电台里的吵闹流行歌播完了，换上了另外一首，并没有好到哪里去。醉醺醺的萨克斯和钢琴，令人联想到雨天打滑的车轮。两人默默忍受着，安德烈盯着白砂糖里的勺子，好像想靠意念让它动起来。
莱纳在沙发里挪动了一下，交握起双手，看着安德烈，“汉斯也知道这一切吗，在他同意为你们工作之前？”
“是的。”收音机正好喷出长长一段蓝调口琴震颤的独唱，安德烈等这阵可怕的爆发过去，才继续讲下去，“他知道他得靠自己，知道斯塔西有可能盯上他，也知道如果他被捕，我们会否认和他有任何瓜葛。他完全明白双重生活的风险。我付他钱，因为这是他想要的，不多，但足够他有朝一日离开德国。我没有拿金子和城堡来‘引诱’他，如果你担心这个的话。”
“不，这不是我担心的，汉斯不是这样的人。”
安德烈冲他笑了笑，“那你是吗？”
“我不知道，我希望我不是。”
“为什么？人们总是想渴望着某种东西的，如果那样东西恰好是钱，也没什么值得羞愧的。你最想要什么？”
莱纳耸耸肩，“自己一个待着，不受打扰。”
“不同寻常的愿望。”
“也非常简单。”
“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在柏林更不是，这是最奢侈的愿望。”
“你想要什么呢？为什么来柏林？”
安德烈略微侧过头，仿佛莱纳的问题是一颗小石子，要是他不及时躲开，就会打中眼睛。“就目前来说，我最想要牛奶，放在我的茶里。”他站起来，走向放在木制小书架上的收音机，换了台，爵士乐终止，一个呆板的声音开始讲解热带兰花种植技巧，“怎么会有人喜欢这种噪音？我从来都想不通。”
“我想做和我哥哥一样的事。”莱纳宣布。
安德烈甚至没有看他，专心致志地调整收音机天线的角度，“有什么好处呢？你刚才说过的，你希望自己一个待着。”
“就好像，”莱纳徒劳地打了个手势，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说法，“就像其他东西都没有意义了，我不能继续像没事发生过一样活着，终点在哪里呢？你明白吗？我的意思是，这是唯一和汉斯有所关联的事了。”
安德烈的注意力终于回到他身上，莱纳坐直了，好像在接受检阅。楼上忽然传来敲敲打打的声音，两人都没有留意。声音单调的电台主持讲完了兰花气根的特性，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论搭建温室的好处。
“好的。”情报官最终说道，板着脸，交抱起双臂，好像对莱纳不是特别感兴趣，“第一课，不要在约定地点之外找我。”
“是的，好的，对不起。”
安德烈绕过茶几，莱纳疑惑地看着他走近，不太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报官把他拉进怀里，拍了拍他的背。
“我没有照顾好汉斯，我欠你一个道歉。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的。”
麻雀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放松下来，把头靠在安德烈肩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