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回头看来，护照的部分是最简单的，尽管有些见不得光。牧羊人和麻雀去了一家开在英国占领区边界的画材店，前门是锁着的，橱窗里贴着手写的歇业公告，已经晒得褪色了，落款处的日期是“1958年9月1日”。安德烈径直走到店铺侧面，按响门铃，等了两分钟，没人应答，他又按了一次，摁着铜质按钮不松手。
锁咔嗒一响，打开了，门后面的阴影里先出现了枪管，然后才出现半张长而窄的脸，额头和眼角刻着很深的皱纹，一个扎着发髻的女人，也许五十末尾，六十出头，比他们两个都高，像只伺机攻击的鹭鸶。看见安德烈的那一刻，她的目光柔和下来，收起枪，示意他们进去。
房间里有强烈的松木气味，好像十分钟前刚刚有人在这里谋杀了一棵新鲜的雪松。地上放着大大小小的水桶，一些是空的，大部分装着浑浊的污水，泡着画笔和刷子，采光最好的地方放着一个画架，盖着白布，看不到画。女人随手把枪放进一个空水桶里，陷进长沙发里，把一只穿着皮靴的脚放到方形矮茶几上，点了烟，看着莱纳。
“这是谁？”
“汉斯，我的侄子。”安德烈回答，莱纳冲他皱起眉，情报官假装没看见。
“你的‘侄子’真不少。”
“差不多就和你的前夫一样多。伊尔莎，我们需要一本西德护照。”
女人隔着香烟烟雾仔细审视莱纳，目光像锐利的鱼叉一样瞄准莱纳的头。她没戴眼镜，但是能看到眼镜托架在鼻梁上留下的压痕，常年和某种精细工作打交道的结果，修复画作，伪造文件，还是别的？莱纳注视着她的手，右手食指指腹和小指侧面沾着没洗干净的颜料，很淡的一抹蓝色。伊尔莎轻轻把烟放在茶几边缘，重新把视线转向安德烈。
“我会回答，‘我退休了’，你会想出二十个理由劝我。然后我问，‘是什么能让我冒得罪斯塔西的风险’？你会接着告诉我站在这里的这位可爱的‘汉斯’有各种正当的、令人同情的理由要离开德国，碰巧需要一本伪造的护照。”埃尔莎把手臂搭到沙发背上，扬起下巴，“而我对你的理由不感兴趣，小子，从来都不感兴趣。所以我们不如互相节省一点时间，告诉我你是不是又打算来勒索我。”
“亲爱的伊尔莎，我从不勒索你，这不是对待艺术家的态度。”
“起码勒索了两次。”
“那是你慷慨地答应了我无礼的请求，我一直非常感激。”
“这次又是‘无礼的请求’？”
“不得不，为了帮助我的侄子。”
“让我确认一下，我伪造一本护照，然后我就再也不欠你这吸血鬼任何东西了，全部付清了，对吗？”
“是的，我保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你不会再看到我的脸了。”
“我对你的脸没有很大意见。”画家回答，再看了一眼莱纳，点点头，“首先给我找来一本西德护照，我会处理照片和签证页。”
安德烈皱起眉，“你不是有自己的‘供应商’吗？”
“死了。”伊尔莎简洁地吐出一个词，拿起烟头，吸了一口，“当然，我可以从零开始做一本全新的，但是斯塔西控制着纸厂，我不认为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火力进去偷特种纸。”
“可是我们要去哪里找西德护照？”莱纳插嘴。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小朋友。”
“我们会找到的。”安德烈的手搭到莱纳肩上，把他往长沙发的方向推了推，“帮忙照看一下年轻的汉斯，我去火车站‘采购’。”
“等等，什么是——”
安德烈眨眨眼，出去了，用脚踢上门。莱纳站在原地，舔了舔嘴唇，瞥了一眼画材店的主人。年长的女士冲他微笑，把烟头丢进一个水桶里，站起来，打了个响指，“跟我来，汉斯。”她故意拖长声音读那个名字，好像知道那是个谎话，“需要给你拍几张照片。梳梳头发，你可以是个逃犯，但看起来不能像个逃犯。”
安德烈四十分钟后回来，摘下帽子，像街头魔术师一样从身上的各个口袋里掏出钱包，一个，两个，三个，总共五个钱包，外加一个鳄鱼皮护照夹。伊尔莎坐下来，像撬蚌壳的渔民那样检查这些赃物，最小的那个钱包里只有皱巴巴的西德马克和一张名片，其余的都塞着护照，两本法国的，一本奥地利的，一本意大利的，翻开最后一个钱包的时候莱纳屏住了呼吸，看到绿色硬皮上的“联邦”字样才松了口气。
“这些都是偷来的？”莱纳从夹层里取出一张裁成正方形的黑白照片，看了一眼上面对着镜头微笑的两个陌生人，内疚地放回原处。
“不，这是我从一棵魔法苹果树上摇下来的。”安德烈嘲弄地说，把空钱包全部扫到茶几另一边，“当然是偷来的。一列去伊斯坦布尔的火车快要开了，这些倒霉鬼都忙着看时刻表。”
莱纳没有说话。扎着发髻的画材店主人检查完护照，连同钞票一起塞进自己的口袋里，宣布要两个星期才能做出护照。安德烈讨价还价，指出对方分明只需要一个下午就能完成，伊尔莎抱怨了几句尊重手艺人之类的话，让他们五天之后回来画材店拿护照。“不能更快了，除非你们想被拦下来，检查站没你们想象中那么好骗，伪造文件需要投入很多个小时，是非常、非常精细的工作。”
“幸好我们有非常、非常出色的手艺人。”安德烈回答，似乎掺杂着那么一点讽刺，好像又没有。
“让可怜的老画家安静工作，男孩们，滚出去吧，消失，马上。”
于是莱纳得到了他的护照，也失去了五天时间。接下来该解决交通的问题，如何离开这个深深嵌入苏联红军控制范围的城市。“飞机”，你的脑海里马上出现这个词，多么容易，柏林到伦敦，两个小时，途中还有人为你送来饮料和小包装坚果。你想的是九十年代，而安德烈和莱纳活在另一个世界。六十年代商业航班班次稀少，价格高昂，真的坐上去了，也是一场类似被关押在震动汽油桶里的恐怖体验，没有碳酸饮料供应，呕吐袋倒是不缺。因此安德烈的首选方案是陆路，汽车，不要火车。汽车可以绕开检查站，在散落着农舍的旷野里迂回前进——去哪里？东边不可能，所以只有三个方向，直奔西南面的斯特拉斯堡，在那里越过法德边界？往西北去汉堡，以便搭船直达伦敦？也许冒险试试奥地利？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但首先，你得离开东德，开着一辆车。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安德烈是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到柏林来的。布满军情六处和中情局眼线的西柏林，对他来说变得危险了，如果被发现，他会被逮捕，送回伦敦接受讯问。一些以往打个响指就能得到的帮助，这次想都不要想。二，如果莱纳二十四小时没有回家，科里亚马上就会得出他已经逃跑的结论，克格勃和斯塔西的庞大机器迅速运转，就算密密麻麻的公路检查站没有拦住他们，莱纳最终也会在边境检查站被捕获。
如果我是个喜欢过分戏剧化的人，我会告诉你，是汉斯救了他们。这位“失踪”已久——官方记录是失踪，至今没改——的长兄，在德意志邮政有不少朋友，这一年夏天他们决定开车到慕尼黑去，顺带邀请了莱纳。后者马上答应了，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四处购买旅行用的小物品，雨衣，小块肥皂，巧克力，剃刀刀片，诸如此类。他的行李里只有两套衣服，只够过一个周末。不能带太多东西，尤其不能带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否则谁都能看出你不打算回来了。
出发日期是七月的第一个周末，这时候离开柏林不会引来注意，夏天来了，多的是开往乡间的汽车。哥哥的朋友们租了三辆车，莱纳和两个电报员挤进蓝色的那辆，这辆车乘客座的两个窗户都打不开，闷热不堪，没有人介意。收音机拧到最大声，每个人都在笑，敲打座椅，扯着嗓子唱歌。他们就这样离开了柏林，检查站的士兵看了所有人的身份证，草草翻检行李箱里皱巴巴的衣服和没拧紧的剃须膏，挥手放行。
计划是，莱纳在这群无忧无虑的朋友掩护下到达慕尼黑，然后提出要独自去邻近的菲森观光。安德烈会在火车站接他，直接开往边境。莱纳在路上丢弃东德身份证，用新的护照入境奥地利。等旅伴们察觉到莱纳不会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应该已经在去往苏黎世的路上了。
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进行。出发当日下起小雨，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就放晴了。他们在莱比锡稍作停留，吃了午饭，继续开车。到达巴伐利亚州边界的时候，检查站已经排起了长队。今天有斯塔西的人值班，排在前面的司机说，站在路边抽烟，和莱纳闲聊。斯塔西要和所有外籍及东德旅客面谈，这就是为什么车都堵在这里。“他们以前没那么频繁搞这种麻烦事的，”司机把烟头丢进草丛里，“可能是因为夏天吧。”
是的，莱纳表示同意，可能是因为夏天。
车龙缓慢挪动，太阳高悬在头顶，越来越热。人们都从车里出来了，躲在树荫底下，用帽子和杂志给自己扇风。轮到莱纳的时候，他的上衣已经浸透汗水。穿着制服的军官挥手让他往前走，莱纳踏进那个前后各有一扇门的办公室，坐下。一台风扇搅动着充满汗臭味的热空气，零件老化了，咔咔作响。桌子对面的斯塔西雇员也大汗淋漓，不停地用手帕擦额头和脖子。他甚至没有仔细看莱纳的证件，只问了两个问题，去西德哪个城市？到警察局注册路线了吗？莱纳简短地回答“慕尼黑”和“是的”，获得许可之后马上起来，从另一边的门逃出去，生平第一次踏进西德。
他们比预想中迟了两个半小时到达慕尼黑。现在提出去菲森未免怪异，莱纳借口头痛，提前回到旅店，找了一部投币电话，给安德烈留了口信，重新约定了在火车站见面的时间。他整晚没睡，盯着天花板，在脑海里推演明天可能会发生的事，想象斯塔西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探听到他的想法，蜂拥而来，押走他和安德烈。
慕尼黑火车站在一个灰暗无趣的街区里，这里肯定曾经“有趣”过，但在战争扫平了一切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缺乏美学考量的水泥建筑，夹杂着用途不明的空地，一条新建的电车轨道从中穿过。1961年7月1日，是个星期六，清早的街道上只有泡在污水里的烟盒和睡在长椅上的流浪汉。莱纳快步跨过电车轨，跑向火车站，寻找一辆白色的、号码最后两位是“41”的汽车。它就在那里，像一个好故事的快乐结局，安德烈冲他微笑，用力抱住莱纳，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白色小车驶出市区的时候，八点的钟声刚刚敲响。
但你知道这不是结局，你能感觉出来，是不是？一种原始的预感，无缘无故让人们汗毛倒竖，让他们在雪崩发生之前就感到害怕。去奥地利的路上再也没有检查站了，他们早早到达边境线，背着步枪的士兵示意他们下车，另一个士兵打开了行李箱。
“护照。”背着枪的士兵简短地说。
两个旅客交出了证件。
士兵先看了莱纳的护照，花了很长时间比对照片和他本人，然后用更长的时间翻护照里的签证记录，问了些关于目的地和返程日期的问题，合上护照，但没有还给莱纳，继续翻开了安德烈的奥地利护照，看了一会，转身走开了，钻进岗亭里，拿起了电话。
“这是正常的吗？”莱纳悄声问。
“不太。”安德烈回答，“别紧张。”
岗亭里的士兵挂上电话，和坐在电话旁的士兵说了几句话，打开门，走了回来。“跟我来。”他告诉安德烈，“有些额外的手续需要办理。”
“我敢肯定这里有什么误会，”安德烈开口，“我是奥地利公民——”
“闭嘴，跟我过来。你也是。”背着枪的士兵冲检查行李的人吹了声口哨，“奥图，别翻他们的箱子了，帮我把这两个人送到‘盒子’里去。”
“盒子”是建在哨站外面的砖砌小房间，总共有四个，没有窗，有一张折叠椅。两个旅客被关进不同的“盒子”里，上锁。莱纳对着门呆站了好一会，坐到椅子上，弯下腰，把脸埋进掌心里，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