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Shores of Mnemosyne

火车停在半路。先是一阵震颤，好像大型动物抖落身上的雪片，引擎发出低沉的叹息，这一长串钢铁箱子彻底不动了，任由翻飞的大雪抽打。

这件事似乎经常发生，因为周围的乘客脸上大多浮现出厌倦，而不是惊讶。可能是留意到我探头探脑观察窗外的样子，坐在对面的棕发女士放下了从上车就开始读的小说，摘下眼镜，“没必要紧张，冬天时不时就会发生这种事，也许轨道结冰了，只要十来分钟就能处理好。”

“这是我第一次坐这条路线。”我坦承。

“游客？”

“是的。”

“这可不常见。”女士露出微笑，她的嘴唇很薄，笑容像是用裁纸刀割出来的，带出了嘴角同样边缘锐利的皱纹，“我的意思是，在这个季节。”

隆起的铁轨下方，整排枯树在风雪中深深弯折。比这些树更远的景物已经一概看不到了，天空和田野融成同一片茫茫的灰白色。密闭的车厢隔开了风声，但光是看着，就已经能想象风的咆哮。出发之前，电台都在谈论前所未见的恶劣天气，渔船已经全部召回港口，部分公路关闭，我很可能坐上了火车停运之前的最后一个班次，真的应该在伦敦多留一晚的。

“来之前我可不知道这里能下这么大的雪。”我回答，“旅游指南承诺，英国的这一边‘通常’不下大雪。”

女人耸耸肩，像是在说“你能怎么办呢？”，把一个黑色皮质手提包放到大腿上，打开，找出一包香烟，抖出一支，递过来，我摇头拒绝，但是掏出打火机，替她点上了烟。棕发女人吸了一口，把下一句话和烟雾一起吐出来，“我叫朱莉。”

“鲁道夫。”我说，随便选了跳进脑海的第一个名字，很可能是因为几个小时前酒店大堂里有小孩在唱《红鼻子驯鹿鲁道夫》。圣诞节都已经过去一周了。

“你好，鲁道夫。”朱莉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让我想起伊尔莎。最近几年我经常在陌生人脸上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熟悉线条，从他们的眼睛里看见另一个人的眼睛，这是疲惫的征兆，我从老兵嘴里听说过。

“德国人，我猜？”朱莉继续说，把书签放进小说里，合上，收进手提包。

“对。”我说，“原谅我的口音，我近几年才开始学英语。”

“我觉得你已经说得非常好了。”

“谢谢你。”

“如果你是在夏天过来的话，对英国的印象应该会好一些。至少不会是，”她冲窗外的大雪和车厢里昏昏欲睡的旅客打了个手势，“这样的。”

“可惜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假期。”

我们就这样继续交谈了一会。陌生人之间的闲聊，像掠过湖水的飞虫，轻轻触碰发亮的水面，从不深入。十分钟过去了，然后是二十分钟，一个穿着制服的列车员匆匆走过，往车头的方向去。过道对面那个歪着头打鼾的男人被脚步声惊醒，发现车还没有动，低声抱怨起来。

“那么，鲁道夫。”朱莉摁熄烟头，叠起双手，她戴着戒指，细细的一圈金属，花冠状的底座紧抓着一小颗蓝宝石，“是什么让你在这种天气里非去布里斯托不可呢？”

这应该是她一开始就想问的问题，只是碍于礼貌，仔细铺了一层关于天气、旅行和英格兰地理的软垫，才终于抛出来。我花了一分钟思考该怎样回答，最后决定说实话：“我去找某种东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确定能不能找到。”

我的临时旅伴高高挑起眉毛，仿佛我刚刚抛给她一个烫手的铁球，而她不知道怎么才能接住。最后她摊开手，看着我的眼睛：“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难道不都过着这样的人生吗，大哲学家？”没等我回答，她笑起来，取出第二支烟，用火柴点燃，“有朋友在那边接你吗？”

“不，不算是朋友。我给她发了电报，她不介意我拜访，如此而已，她不会去火车站接我的。事实上，等我到了布里斯托，也许已经太晚了，明早才能见到她。”

朱莉从喉咙里哼出一个拖长的单音节，露出了然的笑容。她肯定以为我是去见女朋友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但我不打算向陌生人解释来龙去脉，就让她这么以为好了。朱莉沉默地抽着烟，我们两人都看着窗外的风雪。天空暗了一个色调，被乌云遮住的太阳很快就要熄灭了。

火车突然又震颤了一下，鸣笛，悠长的呜咽声，车轮与铁轨摩擦，尖细的吱吱声过后是有节奏的轰隆轰隆。我们继续前进，穿过翻卷的风雪和浓稠暮色。

朱莉比我早一站下车，之后再没有新的旅客上来，对面的座位就这样空着。雪变小了，但还在下，车窗外像沼泽深处一样黑，偶尔闪过农舍的灯光。玻璃映出我自己的影子，我尽量不去看。如非必要，我不照镜子，避免里面的脸影响我的面具。

到达布里斯托市中心的时候，晚上十点已过。早前我在火车站随手买了一本给游客的便携地图册，此刻我站在路灯下面艰难地分辨那些蝇头小字。景点画得很大，我想去的那条街却没有名字。最终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流浪汉把我带到“棕榈周日”旅店门前。差不多二十年前，安德烈离开柏林之后，就是在这栋昏昏欲睡的破旧建筑里租了顶楼客房。

这地方竟然还没有倒闭，恐怕也快了，看起来没有人在修缮，里面和外面一样冷，门厅的拼花地板仿佛化脓溃烂的皮肤，已经不剩多少完好的木板了，为了节省成本，破损处填上了凹凸不平的水泥。前台没有人，放着一个老式黄铜桌铃，我按了五六次，终于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脑袋从虫蛀的布帘后面探出来。

“我需要一个房间，一晚。”我说。

布帘后面的男人坐到桌子旁边，搔了搔肿胀的酒糟鼻，“几晚？”

我只好再说了一遍，把现金放到他面前，解释说我喜欢安静，因此想要顶楼的房间。酒糟鼻男人低声咕哝，翻出挂着号码牌的钥匙，拍到桌面上，指了指楼梯的方向，重新消失在肮脏的布帘后面。

楼梯是砖砌的，仍然坚实，但通往顶楼房间的却是木楼梯，灰尘像深冬的积雪一样厚。我拎着提包走上去，打开门，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好像这是别人的卧室，而我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我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感觉，它很快就过去了，我放下行李，开灯，坐在床上，环视这个旅店房间，床头柜，白色灯罩，地板上的棕色污渍，发霉的墙壁，倾斜的窗户和屋顶，写字台，靠背椅，镜子，陶瓷洗手台，衣柜。我想象安德烈走进门来，脱下外套，搭在椅子扶手上——他总是这么做的，从来不用衣帽架或者钩子——然后踱到窗前，注视已经入睡的布里斯托市。他在想什么？柏林在他的脑海里吗？

我站起来，也走到窗户前面，安德烈的幻影消失了。玻璃映出我的脸。远处，墨蓝色的夜空衬托下，教堂的尖顶刺向渐渐消散的云层。雪已经不下了。整座旅馆静悄悄的，也许只有我一个旅客。我锁上门，从行李里拿出手枪，放到枕头旁边，老习惯，有武器在，我会睡得好些。我裹着外套直接躺下，关上灯，但没有拉上窗帘，明天天一亮我就会起来，去见一个人。

——

开在码头不远处的钓鱼用品店挂着崭新的招牌。冬天，几乎没有生意，店堂空荡荡的。柜台后面那位晒得黝黑的先生告诉我，店铺是一年前易手的，原先的女主人做了一次心脏手术，不能再继续打理店铺了，不过她和她的丈夫就住在钓鱼用品店后面的小平房里。如果我想见他们，穿过后门出去就行。

我就这么做了。走过堆积着钓线、鱼竿、成桶鱼饵和潜水服的仓库，推门踏进阴暗的后院。地上的积雪没有脚印，完整洁白，楼梯上的也是。我按了按门铃，没有声音，只好敲了敲门。里面传来软拖鞋摩擦木板的声音，门打开了，露出一个年轻女孩的脸，大概是护工，她问我有没有事先通知梅森太太，我说有。

五分钟之后，我局促不安地坐在凹陷的长沙发里，面前放着一杯迅速冷却的茶，等着梅森太太。卧室门打开的时候我跳了起来，看着年长女士走过来。她穿着一件深蓝色毛衣，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右手有戒指，一块皮带纤细的手表圈着手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饰品。安德烈的眼睛显然遗传自母亲，一样的绿色，让人想到海藻、深水和苔藓。她露出微笑，邀请我坐下，问天气是不是为我的旅途带来了很多阻碍。

“不算太严重。”我回答，用德语，她的脸好像一下子亮了起来，很多年没人和她说过德语了，“谢谢你没有拒绝我，梅森太太。”

“我不会拒绝卡尔的朋友。”

“我在电报里没能好好介绍自己，我姓沃格尔，莱纳·沃格尔。卡尔在柏林的时候，我曾经和他一起工作。”

这个名字就像落在舌头上的一小撮沙子。“卡尔”这个名字在我记忆里唤起的是一张空白的画布，我不能把它和安德烈联系在一起。为了不去看那双属于母亲的眼睛，我又喝了一口茶，把目光移到电话旁边的相框上，离我最近的那张照片想必是蜜月旅行的纪念品，安德烈的母亲和继父在烈日下看着大海，不知道是哪里的海，葡萄牙？希腊？另一张黑白照片是年轻的安德烈，穿着军服，戴着皇家工程兵的肩章，看起来不会超过二十岁。我克制住伸手把相框拿起来的冲动，放下茶杯。

“那么，您也在渡轮公司工作？”梅森太太问。

我完全可以回答“是”，说一些礼貌的废话，道别，冲上火车逃离这座困倦的海滨城市，但这样就完全浪费我从苏黎世到这里一路积累的勇气了。我清了清喉咙，对方想必感觉到了我的紧张，坐直了一些，一只手放在珍珠项链上。

“不，梅森太太，我不在渡轮公司工作，卡尔也不是。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和您见一面，我认为……”我的句子开始变得散乱，“我认为您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您有权知道，我应该早点来的，但当然，六处不会让我接近您，现在不同了，现在他们觉得无所谓了，那么多年过去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沃格尔先生。”

“梅森太太，我来这里，是为了告诉您1961年8月13日凌晨发生了什么。”

——

我起先说得很慢，因为不确定该从哪里开始。后来故事本身接过了缰绳，自己往前奔跑。安德烈的母亲安静地听着，紧紧攥着手帕。她就像任何一个已经习惯于苦难的人那样接受这个故事：不质疑，也不反抗。中途我们只被打断了一次，梅森先生散步回来了，我重新介绍自己，复述我的来访目的。他不是很能听懂德语，但始终坐在妻子身边，握着她的手。

“我认为这是我欠卡尔的，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他不是因为什么愚蠢的滑雪事故丧生，我认为这是我的错。”为了不让沉默持续太久，我最后这么说，作为我的结案陈词，“我真的很抱歉，梅森太太。”

她看着我，有那么几秒钟，我担心她会昏过去。她松开了丈夫的手，往前倾身，拍了拍我的手臂：“沃格尔先生，这当然不是你的错。你不需要道歉，我想卡尔和我一样，都很高兴你活下来了。”

我想说点什么，但哪一个单词都显得不合适。年轻的护工走开了，不一会又回到客厅，递给我餐巾纸。我强迫自己深呼吸，等着喉咙里的堵塞感消退，梅森太太问我想不想要一杯水，我摇摇头，站起来，感谢他们的时间，道别。

“沃格尔先生。”

我回过头，看着安德烈的母亲。她拿起电话旁边的相框，走过来，递给我。我盯着照片上安德烈的脸，不敢伸手去接。我担心这一个简单的动作会泄露我和安德烈的最后一个秘密，让这位母亲猜出一些她不想知道的事。

“就当是一份礼物，沃格尔先生。”梅森太太把相框塞进我手里，冰凉的黄铜紧贴着掌心，“我留意到你看了这张照片好几次。”

“对不起。”

“我刚才说过了，完全没有必要道歉。”她干瘦的手指短暂地覆盖在我的手背上，“我很感激，沃格尔先生，谢谢你把卡尔的事告诉我。”

我带着相框离开。太阳照亮了港口，积雪正在融化，布满了湿漉漉的光点。在我的想象里，安德烈走在防波堤旁边，戴着那顶旧帽子，不快不慢，也不回头，就像我们在柏林街头赶赴安全会面地点时那样。我在码头边找了一张油漆剥落的长椅，呆望着港口里林立的桅杆，海鸥从垃圾桶里拉扯出一串缠绕着罐头、纸盒和腐烂食物残渣的塑料绳，啄了几下，失去兴趣，展翅飞向互相紧挨在一起的小型渔船。

预定的火车还有三个小时才开出，还有时间。我已经查到当年安德烈在哪家中学教德语，今天下午，火车会把我带到埃克塞特，那里会有人记得安德烈，而我会小心翼翼地搜集他们的记忆。

钟声敲响，十一点了。太阳差不多移动到头顶，耀眼，但不温暖。乌云远远地盘踞在海水和天空交接的地方。我动身返回旅店，把相框裹进外套里，保护我的幽灵，不让他经受潮湿的寒风。也许我会再回到这里来，在某一个仲夏。也许我有一天会故事讲给另一个人听，完整的故事，柏林，两个陌生人，一堵墙。在此之前，我必须先把碎片收集完整，必须走完这片风暴过后的海滩，拾起被潮水冲上岸的碎木头和小块金属，假装能够复原那艘已经沉没的船。

全文完。

注：Mnemosyne，一译尼莫西妮，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女神之一，掌管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