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实际上发生了貌似互不关联的三件事，但安德烈只能获知其中一件。他毕竟不是上帝，原谅他。莱纳趁着午餐时间和他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外面碰头，假装是出来抽烟意外遇见的，他把信封递给情报官，里面有一张借书卡和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简短纸条，只有一个句子，指示莱纳把借书卡放到失物招领办公室。典型的单向信息传递方法，斯塔西招揽了一个不容易约见的卧底，只好派一个信使放置信号标，信使看不懂信号，卧底不认识信使，避免他们互相危及对方的掩护。
“照着做。”安德烈说，“让我们看看怎样的小动物会从地洞里出来。”
六处一直都知道奥林匹克体育馆里有地鼠——什么地方没有？在伦敦也有，就像莫斯科，就像波恩，就像华盛顿。内奸就像鱼缸里的藻类，放久了，就一定会长出来。反间部门已经在监控两个嫌疑人，不过迟迟没有下手逮捕，因为这两个人的行踪能够暴露更多关于斯塔西的信息：和谁见面？在哪里？斯塔西最近对什么感兴趣？——收益暂时大于风险，等藻类长得太过了，再刮掉也不迟。
安德烈抄下了借书卡上的编号和标题，到图书馆里转了一圈，然而编号并不匹配任何书架，前台那位戴着眼镜、充满同情心的馆员帮安德烈查阅了库存档案，遗憾地表示没有任何一本书叫《笨兔子和三个朋友》，也许先生记错了，或者有人恶作剧？先生是不是想给儿子或者女儿找一本好看的童话书？要不要试试《小熊莫里茨》？孩子们都喜欢。
“也许改天吧，谢谢你。”安德烈收起借书卡，把帽子按回头上，冲图书馆员点点头，走了，到法占区的另一个图书馆去碰碰运气，同样一无所获。为了迷惑斯塔西派来的跟踪者，安德烈继续步行了差不多三公里，走进一家书店，随便买了一本书。接着买了一瓶酒，最后去了花店，抱着一束裹在报纸里的玫瑰出来，显得像在为别人挑选生日礼物。他赶上了下班高峰前的最后一班客流稀疏的地铁，回到位于夏洛滕堡的公寓里，随手把花束丢进垃圾桶，放上唱片，继续琢磨那张借书卡。
那本“书”纯粹是个暗号，只有卧底和“赫尔曼先生”知道是什么意思。既然他们采用这种曲折的沟通方式，可疑人物如果不是极度谨慎，就是不方便物理意义上约见情报官，意味着他或者她容易被己方的监视团队认出来，剩下两个可能性：外交使团成员，或者某个部门的管理者。好几年前，汉斯死后不久，他在斯塔西的旧线人君特不是提到过类似的事吗？“我认为‘赫尔曼’在你们或者美国人‘家里’招揽了地鼠，而且职位不低”。
安德烈丝毫不喜欢这两个可能性。
负责打扫奥林匹克体育馆一楼厕所和走廊的那位土耳其女人，属于安德烈的“羊群”。情报官时不时塞给她十马克，请她帮忙盯梢办公室里的某一个或者几个人。这次也不例外，安德烈在楼梯间和她见面，送给她一盒骆驼牌香烟，清洁工接过去打开，看了一眼里面塞着的两张五马克钞票，把烟盒塞进围裙里。
“你又想打听谁？”
“一个地方，准确来说，不难。留意这两天有谁到失物招领处找东西。”
奥林匹克体育馆实际上没有一个正式的失物招领处，那不过是衣帽间的一个角落，无人打理，各个办公室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落满灰尘的雨伞、手套和茶杯扔到那里去，每年圣诞假期前再清理掉。现在还没到夏天，离上一次清扫只过去了几个月，但已经堆积了可观的杂物，雨伞仿佛是固定展示品，任何时候至少有两把。还有名片盒、表链、打火机和橡胶靴子，出于令人想不明白的原因，还有一个沙丁鱼罐头。借书卡留在罐头上，十分不起眼。
整整两个星期，没有人留意到这张硬纸卡片。清洁工报告给安德烈，只有三个人去翻过那堆杂物，都是为了借雨伞，春末的雨既频繁又突然。如果计算“能看到借书卡”的人，那清洁工就数不过来了，衣帽间每天任何时段都有人进出，放下外套，拿走外套，放下防水靴，下班再拿走，太多了，这栋建筑物里每一个人在五个工作日里都至少进去过一次。
这条线索断在这里。换作今天，早就要交给反间部门处理，但借书卡的事会暴露莱纳，只能隐瞒起来，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屁股牢牢坐在上面”。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发生在更远一些的地方，黎巴嫩。一位生性浪荡的米尔斯先生，吃过一顿有很多羊肉的丰盛午餐之后，决定去水烟馆。这和安德烈有什么关系？表面上没有。安德烈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存在。米尔斯先生是一位联络官，负责“协调和促进”当地英国情报部门和法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沟通。心不在焉、热衷于床笫之事的米尔斯先生，是英国政界裙带关系的最佳代表，他的父亲有个镀金的头衔，是上议院议员，军情六处看了一眼推荐信，可能再看了一眼他的家族树，就给了他一个职位，既然他会法语和一点阿拉伯语，正好送到贝鲁特去。坐办公室的人从剑桥间谍圈的惨痛经历里学会了什么？什么都没学会。
米尔斯先生抽了一小会水烟，动身到二楼去找姑娘们。这家烟馆经营的可不仅仅是阿拉伯式水烟，你看。他选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过了一个值得回味的下午，回家去了。过了两天，一个没有写地址的信封出现在他那间市中心公寓的漂亮地毯上，里面当然是那个销魂下午的照片，从角度看来，照相机安装在镜子后面。写信人友善地提醒米尔斯先生，如果他想取回底片，那就必须在规定时间再到水烟馆去一趟。
非常直接的勒索，以有效闻名。米尔斯先生既不敢告知妻子，更不敢向父亲求助，只能按照要求做。克格勃手里握着底片，把米尔斯所知道的每一个秘密都榨了出来，就像拧干一块肥胖的海绵。米尔斯所知道的驻贝鲁特外勤，克格勃也知道了。他还模糊地提到了，美国人在柏林建立了“某种新的信息来源”，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这个信息来源肯定是纯金打造的，从那里来的线报只准接收，不准问具体来源和获取方法，这就是为什么表现平平的贝鲁特情报站最近忽然活跃了起来。
所以，其实是第二件事触发了第一件事，然后导致了第三件事。克格勃把“某种新的信息来源”这个信息转告柏林，同时也诚实告知，这是一个西方情报人员受压下提供的线报，不排除他是为了脱身而随口编造的。无论如何，“赫尔曼先生”不需要思考很久，就重新把目光投向此前不太在意的雷达站，他需要问一个问题，因此借用莱纳的手，把一张借书卡放进奥林匹克体育馆，一个小小的信号，给明白这个信号的人。就像对着漆黑的海面举起一盏灯，只有原本就在留心观察的船才能看见。
安德烈对地鼠身份的设想尽管符合逻辑，但全都错了。地鼠和“赫尔曼先生”的关系并不“符合逻辑”。他既不是使馆雇员，也不领军情六处的薪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算地鼠。他是皇家空军少尉列夫·科瓦楚克，这个姓氏本身就带着喀尔巴阡山脉的回响。科瓦楚克少尉家在伦敦近郊——就在斯劳，准确来说——但他的出生地是乌克兰，战前在莫斯科读中学，战争爆发后投奔在伦敦开洗衣店的亲戚。科瓦楚克少年时代的同学和至交好友，是一个被所有人亲切地喊作“米卡”的柏林男孩，跟着父母从纳粹德国逃过来的。
听起来耳熟吗？
科瓦楚克少尉是驻柏林空军的一员，但柏林封锁已经过去很久了，也不是每天都有战机对峙的大戏。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兼职俄语翻译，和苏联事务顾问。他对莫斯科和东柏林总是心怀同情，前者承载着少年时代的甜美回忆，后者是对好友的一种情感溢出。“米卡”时不时会向他打探消息，科瓦楚克有时候会回答，大多数时候不。要是被拒绝了，“米卡”也并不坚持，比起政治，他们更珍惜友谊。
就在安德烈去图书馆的同一天，离关门时间只剩三十分钟的时候，科瓦楚克少尉走了进去，从同一个戴着眼镜的图书馆员身边路过，径直走向童书区，取下第一个书架上唯一一本标题里有“兔子”这个单词的书，翻到29页，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用蓝色蜡笔写的，“獾在收音机上听什么？”
意思是美国人的雷达站在监听什么。科瓦楚克少尉并不确切知道，也并不知道隧道的存在。但是安德烈和柏林行动处讨论要设计怎样的假文件送给克格勃和斯塔西的时候，也邀请了这位乌克兰裔空军少尉，希望他帮忙分析苏联人的思考方式，令假文件更有说服力。科瓦楚克明白自己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德国朋友，但他感到有必要警告亲爱的“米卡”，他手上至少有一个信息来源，是英国人放的毒饵，但很遗憾，科瓦楚克并不知道更多细节，甚至不知道这个信源是男是女。他匆匆用钢笔在纸条上写下一句话，夹进书里，放回原处，离开了图书馆，此时离闭馆还剩二十分钟。天黑得很快，雨云吞没了徘徊不去的日光，暴雨也许要下一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