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提出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长期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压榨，经济十分落后，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建国以后，要尽快医治战争的创伤，使千疮百孔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不举全国之力是难以奏效的。这是建立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决定性因素。“一五”计划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拟定的，156项骨干建设工程也是苏联援建的。当时，我们自己在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缺乏经验，很自然要搬用苏联管理经济的一些办法，这就更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

对实行这种经济体制，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初期，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同志都是肯定的，没有什么异议。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三大改造”任务基本

完成后，所有制变化了，全国的经济活动大都纳入中央的计划，地方的机动性很小，企业的产、供、销没有自主权，问题和弊病就日益显露出来了。

1955年，毛主席外出巡视工作期间，所到各省的负责同志纷纷向他反映中央对经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着地方和企业的手脚，要求中央向下放权。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反映：淮南两万多人的大煤矿，矿领导在财政支出上仅有200元以下的批准权，无增加一个工人的权力，怎么能办好事情呢？还反映：中央有的部限制地方发展工业，竟以安徽工业落后为理由，说省里没有资格办工厂，不能把合肥变成“人为的”工业城市。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反映：过去总说广东是前线，不能办工厂，群众的就业问题由中央管，而国家预算里又不给钱，包袱还得省里背，这不是长久之计。天津市委同志反映：建国后5年中，中央只给天津地方工业安排了20万元基建投资，建什么都要报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甚至连市里设多少电影队、每队配备多少人，也都要报经中央主管部门同意。还反映，许多部强调垂直领导，甚至管到企业的处室，使企业很难办。

毛主席对各地的这些反映极为重视，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会议上，多次讲到经济管理体制要改，要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要只发挥中央一个积极性，要让地方办更多的事。1955年11月16日，在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党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毛主席强调说：“经济工作要统一，但要分级管理，要在统

一计划下各省负责。”他认为：“层层负责有好处，但要避免形成无数个独立国。”

1956年春，毛主席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工作期间，又多次提出要改进经济管理体制。2月4日，我和重工业几个部的负责人向他汇报时，他说：“地方同志对中央集权太多不满意，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灌，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当时，经济界正在批评本位主义，邓力群同志针对这方面的问题为《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社论。我在汇报中提到这篇社论，认为写得好。毛主席说：“写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从思想上解决不行，还要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中的，同样是那些人，施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敲锣打鼓，积极性也提不起来；施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还说：“思想问题常常是在一定情况和制度下产生的，制度搞对头了，思想问题也容易解决。例如，农村中包工包酬的制度建立起来了，二流子也会积极起来，也没有思想问题了。”毛主席这段话，讲了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同解决制度问题的相互关系，我以为是讲得好的，深刻贯彻和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制度是人订出来的，人又是生活在制度中的。人们在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对客观实际的了解是深切的，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科学的，制订出来的制度就会是正确的。制度搞正确了，反过来又会促进和保证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有效的发挥。由于人们干得痛快舒畅，思想问题也就会少了，一时产生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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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卷

思想问题，在正确的制度下也容易解决。当然，再好的制度，本身也不能代替思想问题的解决，解决思想问题还要有正确有力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及其他办法，但如果制度不对头，光靠思想工作去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也是解决不好的。所以，制度还是根本性的。毛主席阐述的这个道理，在我们的领导工作中应好好记取。

毛主席经过大量系统的调查研究之后，在4月25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说：“提出这十个关系，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还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毛主席这篇讲话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我已在本书的上卷中作了详细论述，这里只再回顾一下他关于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论点。

他在这篇讲话的“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一节中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他特别强调生产单位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

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他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节中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主张扩大一点地方的经济管理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特别是主张给企业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一点利益，使企业在实施经营、发展经济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些思想，在1956年“三大改造”刚刚基本完成之际，毛主席就率先向全党提了出来，可以说是从理论上开了尝试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先声，确实是很可贵的。这说明毛主席是非常注意分析苏联以及我们自己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的，非常注意倾听实践的呼声的，发现了弊病，就马上进行理论思考，探求新的思想和办法。不管这些思想和办法后来在实践中贯彻与否和贯彻得怎么样，但毛主席首先倡导的这种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精神，是功不可没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同意毛主席《论十大关系》

的讲话，认为应当根据讲话的精神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改进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势在必行，并要求国务院尽快研究具体改进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