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今天的一些认识

50年代中、后期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工作，虽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却留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就历史启示来说，我认为最基本的一条是，认识到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影响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进。在进行改进之初所拟定的草案和规定，步子是稳的，

带有试验的性质，以求取得经验后逐步使体制的改进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但“大跃进”的形势一来，把改进体制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做法上也匆匆忙忙过于草率，认为只要把大部分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就可以一蹴而就，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还有一个更重要更具根本性的教训，就是当年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进，只是看到了权力高度集中存在的弊端，因而采取的办法就是给地方下放权力；下放多了，又往上收权，而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强调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的体制），而完全忽视、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所存在的弊端。为什么当时以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迟迟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传统观念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一直就认为社会主义是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很明显，当时毛主席和我们这些人是接受了这种观点的，而且还有自己的发展，好像社会主义就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等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好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绝对排斥市场机制的，是绝不能搞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一搞市场机制，就要走到资本主义的路上去了。二是受到我国历史上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观念的影响。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自给半自给的状态，商品货币关系很不发展，致使我们对于商品经济、市场机制的属性、作用等等也就很不了解，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因而也就很容易陷入盲目畏惧的状态，

生怕这些东西发展了，会产生自发势力，产生资本主义。正因为我们的认识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处于这种状况，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所以长时间内，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内做改进、调整的文章，只是围绕“放权”与“收权”打圈子，而“放权”也主要是放给地方，并未放给企业，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不是进入市场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是隶属于中央部门或地方行政指挥和管理下的主要按指令性计划生产的单位。因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进，始终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倾向，使经济建设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特别是小平同志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立了改革开放、利用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手段搞活经济的方针，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使我国的经济不断增强生机与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伟大的新功绩。1992年，在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党的十四大通过总结14年来改革和建设的经验，系统地阐明了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明确地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也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经过全党同志继续共同奋斗若干年，这种适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经济体制，是一定能够成功地建立和完善起来的。有了这种新体制的保证，集中力量把我国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陈云同志1992年7月21日在《悼念李先念同志》那篇短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充满着经济发展和历史经验的辩证分析精神，也充满着激励人们在未来的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学习和探索的殷切期待。我完全赞同。

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