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958年的“放权”与“收权”

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胜利完成，有些主要指标提前一年完成，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都要求进一步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更多地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人民日报》1958年1月1日发表的《乘风破浪》的社论，表达了干部和群众的这种热情和要求。

2月1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改掉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这样，群众就高兴了。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农村里头搞了几个月，城市里头也搞了几个月，现在正在大来！”他在讲到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时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这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一个工业，一个农业（本来在地方），一个财，一个商，一个文教，都往下放。”地方只要“有原材料，你就可以开厂；有铁矿，有煤炭，就可以搞小型钢铁厂。化学肥料厂、机械厂，各省都可以搞。而且地方又有地方，它有专区，比较大的市镇，有县的工业。所以，有中央的工业，有省的工业，有专区的工

业，有县的工业。这样就手脚多，大家的积极性多。单是我们北京这一个方面积极，人太少了”。毛主席的这番话，中心意思是打破中央和中央部门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以利调动地方各方面的积极性，以利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以利增强经济的活力，这在原则上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遗憾的是，后来在实际做法中并未达到这样的目的，在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工作中出了不少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

在春节团拜会的那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由毛主席撰写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的社论。社论里有这样两段话：“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1958年一年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多次会议，中心议题都是经济工作和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并先后作出一批改进体制的决议，规定。这些会议和作出的决议、规定，基本精神是：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和扩大管理权限下放的步伐，促进国民经济的“大跃进”。这里，我只记述几个重要规定的主要内容。

4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工业企业

下放的几项规定》。提出：“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提早实现工业化，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决定作如下改变：国务院各主管工业部门，不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部门，以及部分非工业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开一些主要的、特殊的以及＇试验田＇性质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归地方管理。”

6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规定了下放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的17条具体办法，主要是尽快更多地下放。如规定：“轻工业部门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除四个特殊纸厂和一个钢网厂外全部下放。重工业部门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大部下放，下放的单位约占全部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各工业部门下放的单位和产值，除军工外，均占全部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按照上述要求，中央部直接管理的1165个企事业单位，下放885个，下放比例为76％。其中，下放比例最高的是纺织部，全部下放；轻工业部次之，达96.2％；再次是化工部，达91％；机械部民用部分为81.7％；冶金部为77.7％；煤炭部为74.1％；水利电力部为72.5％；其他部都在60％以上。《规定》还要求：“下放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的交接工作，应该一律于六月十五日以前完成。”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要求把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近900个企事业单位下放到省市区，并完成交接工作，可见当时改进管理体制的决心是非常之大的。单从改变企事业单位隶属关系的手续来说，那是容易办到的。但是，

要协调好人、财、物和产、供、销的关系，就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如不能理顺关系，就会产生中央部门和省市区之间的相互掣肘，给企业造成困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央曾于1958年2月6日作出《关于召开地区性的协作会议的决定》，即在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7个协作区，分区“举行定期性的和不定期性的会议”，“使各省、市、自治区互通情报，交流经验，互相协作，彼此支援，调节矛盾，互相评比，以便在中央方针政策和统一规划的领导下，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同发展。”6月1日，中央又作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形势，除了充分发挥中央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的积极性以外，还必须充分发挥协作区的积极作用，以便根据我国幅员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特点，进一步地在中央集中领导下，按照全面规划，逐步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保证农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巩固工农联盟。”“不但对于财政经济工作要实行分级管理的制度，而且对于建设计划，特别是经济计划工作，还应当采取全面规划、分级平衡、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方针。”决定成立7个协作区委员会，每年至少开4次会议；委员会下设经济计划办公厅，为办事机构，并接受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指导。6月10日，中央又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规定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负责领导各方面的工作。财经小组由12人组成，陈云同志为组长，李富春、薄一波、

谭震林同志为副组长，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赵尔陆同志为组员。

协作区委员会成立后，虽然开过一些会议，但它是个协调机构，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中央财经小组成立后，面对企业迅猛下放的局势，也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6月下旬，我到东北地区作调查，在大连看了20个工厂，将实地考察中发现的问题整理成书面材料，于7月9日上报毛主席和党中央。7月30日，中央将我的报告命题为《薄一波同志关于当前企业间生产协作问题的意见》，批转各省市区和中央各部委研究。我在报告中反映：“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国营企业的大部分下放，以及地方企业产品产量猛烈地增长等原因，企业之间原有的产品协作关系，目前正处在以条条为主，而转变为以块块为主的过渡时期。从今后发展趋势来看，这种转变是肯定的，必要的，原封不动地保持原有的协作关系将很困难，但是一下子打乱原有的协作关系也会妨害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生产跃进计划的完满实现。”我提到的问题有：“（1）有的由于本企业生产任务的增加和原材料供应的困难，对外协作拖延了交货期，妨害了对方生产计划的完成，这是比较多的现象；（2）有的不愿签订年初合同外的跃进部分的协作件；（3）有的不愿签订明年的协作合同。”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在新的协作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不打乱原有的协作关系，但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地过渡到以地区为主的协作关系。”还提出了9条具体办法，主要是要求各协作区和各省市区把组织协

作的工作抓起来，要求企业维护原有的生产协作关系。除此而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由于企业下放过猛，加之下半年开展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不仅打乱了企业间原有的生产协作关系，而且出现了各地大上基本建设项目，大量增加职工，以及平调国营企业设备、材料的问题，从而导致计划失控，工业生产秩序混乱。尽管中央在作出下放企业决定的前后，也曾发出《关于改进物资分配体制问题的意见》，《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决定》，要求加强全国和地区的平衡工作，生产资料必须按计划任务统一调拨；还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等一些控制性的规定，但冲破计划、盲目大干快上的势头有增无减。

为了扭转经济发展的混乱局面，《人民日报》于1959年2月24日发表题为《全国一盘棋》的社论。社论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为了最有效、最合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必须更好地加强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就必须从全国着眼，把全国经济组织成全国一盘棋。这就是说，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安排全国基本建设项目，统一安排全国主要产品的生产，统一分配全国的原材料，统一调拨和收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大部类的主要物资。”

3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若干个企业隶属关系的通知》，决定将有关全局性的34个企业由地方交归国务院有关部领导。4月28日，国务院又发出通知，批准21个企业由地方交归国务院有关部领导，24个企

业原由地方管理改由国务院有关部与地方双重领导。从此，中央又逐步上收企业的管理权。

7月2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存在的问题，认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综合平衡”。他在谈到体制问题时说：“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该强调一个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半无政府主义。”还说：“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按照毛主席这个意见，在1961年开始的经济调整期间，又把下放地方的大部分企业陆续收归国务院有关部管理，使计划、基本建设、物资、财政和企业管理方面的混乱状态有所扭转，使国民经济恢复了正常的秩序。这样，以下放企业管理权为中心内容的改进体制的工作，又以上收企业管理权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