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老师王玉田

九月八号那天，我甚至没有见到他。老同学们推选我给他献花，我捧着花，把轮椅摇到最近舞台的角落里。然后就听人说他来了，但当我回头朝他的座位上张望时，他已经倒下去了。

他曾经这样倒下去不知有多少回了，每一回他都能挣扎着起来，回到他所热爱的学生和音乐中间。因此全场几百双眼睛都注视着他倒下去的地方，几百颗心在为他祈祷，期待着他再一次起来。可是，离音乐会开始还有几分钟，他的心弦已经弹断了，这一次他终于没能起来。

唯一可以让他的学生和他的朋友们稍感宽慰的是：他毕竟是走进了那座最高贵的音乐的殿堂，感受到了满场庄严热烈的气氛。舞台上的横幅是“王玉田从教三十五周年作品音乐会”——他自己看见了吗？他应该看见了，同学们互相说，他肯定看见了。

主持人走上台时，他在急救车上。他的心魂恋恋不去之际，又一代孩子们唱响了他的歌，恰似我们当年。纯洁、高尚、爱和奉献，是他的音乐永恒的主题；海浪、白帆、美和创造，是我们从小由他那儿得来的憧憬；祖国、责任、不屈和信心，是他留给我们永远的遗产。

我只上过两年中学，两年的班主任都是他——王玉田老师。那时他二十八九岁，才华初露，已有一些音乐作品问世。我记得他把冼星海、聂耳、格林卡和贝多芬的画像挂在他的音乐教室，挂在那架陈旧的钢琴两侧；我记得在我们入学第一天的晚会上，他弹着琴为我们唱歌；我记得他常常在晚饭后和晚自习前的那段时间，在教学楼前操练他的乐队，满校园里都飞扬起蓬勃的激情和欢乐；我记得他自编自导了一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暑假里到中央台去录音，我因为嗓子变得早而不能参加，难过了很久。他的夫人、我们的语文老师董玉英，那时可能还要年轻些，快乐、奔放，而且非常漂亮（她的腿有一点儿残疾，常令大家觉得上帝也有错误）；我记得有一次她在为我们读一篇课文的时候哭了，课堂上于是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记得那时他们的小女儿才出生不久，我们围在那个小女孩四周，真心地想：一群大孩子应该给老师一点儿什么帮助？那时我们十三岁。有一天听说，医生讲，王老师很可能活不过三十岁，他有心脏病，很麻烦的一种心脏病。女生们传达这一消息时的语气甚至有些绝望。大家惊讶一会儿，担忧几天，见王老师并不比谁走得慢也并不比谁笑得少，相信那不过是医生的危言耸听，便不放在心上。要命的是，王老师也没有把这病放在心上，他更喜欢大家认为那是医生的危言耸听。每天，照旧是我们还没有起床他就来了，我们已经做梦了他才走。董老师也是这样。现在我有时想，那时他们的女儿必是在幼儿园、整托。有一回在大礼堂看电影，一个同学犯了癫痫病，在送那个同学去校医院的路上，王老师忽然倒下去，以致那个同学已经康复，王老师却还躺在医院里。这时我们才相信他的病不可轻视。

那份为王老师举办作品音乐会的倡议书上写道：

一九五六年王玉田老师高中毕业，本可继续上大学深造，但那时中小学教育事业亟待人才，他毅然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来到清华附中任教。他热爱音乐，热爱教育，热爱他的学生，便以他全部的才华和心血去激发千万个顽童的美丽憧憬，浇灌祖国的未来。有位校友来信说：“我从王老师身上开始懂得了什么是事业心。”那是爱的事业，那是一颗不图名利却又不知满足的事业心。他多次进行教改探索：开音乐必修课、选修课；编写教材，将歌曲作法引进课堂；组织合唱队、军乐队、舞蹈队、话剧队……工作之余为青少年创作了大量优秀歌曲。如果有人诧异，清华附中这样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学校，何以他的学生们亦不乏艺术情趣？答案应该从附中一贯的教育思想中去找，而王老师的工作是其证明之一。要培养更为美好的人而不仅仅是更为有效的劳动力，那是美的事业……在这伟大（多少人因此终生受益）而又平凡（多少人又常常会忘记）的岗位上，王老师三十五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实现着他的理想。三十五年过去，他白发频添，步履沉缓了……

九月八日，我走进音乐厅，一位记者采访我，问我：王老师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我说我最终从事文学创作，肯定与我的班主任是个艺术家分不开，与他的夫人我的语文老师分不开。在我双腿瘫痪后，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师是怎样对待疾病的。

音乐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主持人报告说：王老师被抢救过来了！每个人都鼓掌，掌声持续了几分钟。

那时他在急救中心，一定是在与病魔做着最艰难的搏斗。他热爱生命，热爱着他的事业。他曾说过：“我真幸福，我找到了一个最美好的职业。”

据说他的心跳和呼吸又恢复了一会儿。我们懂得他，他不忍就去，他心里还有很多很多孩子们——那些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和那些已经长大了的孩子——所需要的歌呢。

音乐会结束时，我把鲜花交在董老师手中。

一个人死了，但从他心里流出的歌还在一代代孩子心中涌荡、传扬，这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享有的幸福。

安息吧，王玉田老师！

或者，如果灵魂真的还有，你必是不会停歇，不再为那颗破碎的心脏所累，天上地下你尽情挥洒，继续赞叹这世界的美，浇灌这人间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