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片绿叶

姐妹俩从小在一起长大。如今姐姐十四岁，妹妹十二岁，互相不见已经五年。姐姐跟着母亲，妹妹跟着父亲，相隔几千里远。父母离了婚，法律不承认感情，便把姐妹俩也分开。暑假里，姐姐坐了火车千里迢迢去看妹妹。妹妹还想念母亲，羡慕姐姐能在母亲身边生活。今天的孩子不会逆来顺受，有的是勇气和魄力，也有办法。姐妹俩商量好一起到母亲身边去，悄悄地收拾起行李，声色不露，神鬼不觉。孩子的真情也不承认法律。暑假将尽。去火车站的那天，姐姐在自己的提包里装了妹妹的衣物，说那是自己的行李；妹妹呢，提了姐姐的东西，当然就没人怀疑她不是去给姐姐送行。到了车站，进了站台，上了火车，一切都顺利。然而妹妹毕竟小了几岁，火车要开时心慌了，忘记该藏到车厢内的什么地方去，于是露了马脚，被拉扯着下了车。姐姐急得在车上喊：“妹妹！你再好好想想，愿不愿意跟妈妈在一起！”妹妹在车下哭。车开了，姐姐哭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哭了一路，哭得车上的人都心酸，她不知道妹妹这会儿怎么样了……孩子有一天对母亲说：“我们的生活都是让你们大人给搞坏了。”说得母亲黯然无语。

以上并不是柳青所导演的影片中的一段，而是她真实生活中的一幕。柳青就是那个母亲。

孩子怨母亲，这太好理解。不过孩子还没有长到能够理解母亲的年龄，不知道生活都是什么。

闲时，我常一本正经地设计自己的来生，便确信是有先天的幸运这回事。譬如生就的一副好身体；譬如天生的一个聪明脑袋瓜儿；再譬如相貌和身材都漂亮，也不是凭后天努力能办到的；还有是得生在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里（或环境中），这与“出身是不能选择的”类似，全在乎上帝的态度；最后一条是，生活中要有些非毁灭性的挫折，以免活得发傻。有了这五条，我想就不再向上帝要求其他。当然，这样想过无非得一个笑，知道这对上帝未免苛刻。对上帝这般苛刻是没有好下场的。

上帝却把这五条都给了柳青。一条不落。

柳青一九四九年上小学，离共和国成立只剩一个月，这明显是个好兆头。一上学她就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蹈三队，就是“儿艺”的前身。她参加过“三反运动”的演出。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恰好目前还是需要的。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扮演小和平鸽（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在高潮），到中南海给首长演出，事先每只“鸽子”都激动得不行，每人预备个小本子，单等首长签名留念。世上像是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少先队员的心中。

一九五四年夏天，好运之神没有把柳青喜欢够，她被严恭、苏里两位大导演选中，拍摄《祖国的花朵》，饰演影片中的次主角——中队委员高桂云。这影片现在不常演了，影片中的主题歌却一直流传，今天的孩子们还都爱唱，曲名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几乎是公认的：解放以来的少年儿童歌曲中最不朽的有两首，一首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一首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前一首悠远、辛酸，后一首欢乐而充满希望。两首歌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其不朽也是那个时代铸成，旧中国的辛酸已然悠远，新中国正度着欢乐而充满希望的童年。“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首歌差不多是那一代和那以后好几代少年儿童的圣歌，不必像后来的许多歌里那样强调什么好和什么坏，唱着这歌的少年们都如圣徒般牢记了祖国和自己肩上的责任。影片中的那几个小主人公呢，几乎成了那几代少年心中的偶像，确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宠儿。柳青和她的少年伙伴们经常作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优秀代表，到北京饭店之类的地方去参加国际少年儿童的节日欢庆活动，又经常给首长或外国代表团献花去。

符合第三条已经无疑。因为中国影片中的正面角色无一不是漂亮的。又因为舞蹈演员的身材，当然一定要美。还因为我们是一个顾脸面的民族，绝不会请一个不漂亮的小姑娘去给外国人献漂亮的花。

符合第一条也有明证：从初中到高中，柳青一直是北京市少年游泳队队员，曾两次打破女子少年组一百米蛙泳的市纪录。她还是市排球队队员，参加过全国少年排球赛。看来“福无双至”一语不绝对准确，至少在少年柳青身上未得体现。

一九五六年，她考进了北京女十二中，一所很好的历史悠久的中学，建校已有一百多年，以前叫贝满女中。初中二年级国庆节时，柳青的好运到了顶峰，她作为全校三好生中的第一名，站在彩车上通过天安门。完全能想象得出：红领巾飘飘扬扬（红旗的一角），五指并拢高举头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站在彩车上大约不容雀跃，但心中定是沸腾，不知说什么好（说什么似乎也不好），热泪盈眶（不知道毛主席看见了没有），彩车开得太快。没有什么比少年的纯真和赤诚更动人的东西了。柳青说：“一种极高的荣誉感，使我保持了六个学年，全部课程都是五分。”这话说得让我有点伤心，我记起自己小时候也是有极高的荣誉感的，却不能得到全五分，因此见也没见过那样的彩车。没错儿这又是上帝的事，上帝还给了她聪明的大脑，以便符合第二条，当然这与她自己的努力难分，而且一定与她的母亲难分。

柳青很小，父亲就离开了她们。柳青跟着母亲长大。柳青的母亲是位作家，三四十年代很出名，现在的笔名叫作柳青娘。

（注意第四条）不过第四条的重要绝不仅在于童年的智力能够得到及时开发。因为教授的儿子坐了班房的事并不算稀奇。柳青娘（这笔名给本文的叙述带来方便）的重要，也绝不仅在于能够督促女儿的学习。望子成龙是普天下父母必有之心，如今的严父严母施拳脚以育龙而偏弄出了虫的事，屡有发生。所以请注意：我的第四条中说的是文化素养。文化素养与文凭、学位和职称，是分明的两码事。文化素养是什么？此文要求一万多字，不是为探讨这个题目用的。讲一件事，看能否对弄清这个问题有些帮助吧。五十年代初期，柳青娘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柳青是老大。柳青娘有一位童年时代的老朋友，那时也是孤身带着两个儿女度日。两家人住隔壁。这位老朋友是小学教师，教师比作家的收入少很多，似乎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老朋友一家的生活也就困难得多。“那时我妈给孩子们做衣服，”柳青说，“一做准是五件，我们三个和刘姨的两个孩子每人一件。”这是件小而又小的事，似与“报告文学”不甚匹配，但这在童年柳青的心中留下了难灭的印象，这一点却又像比“报告”和“文学”都重要。柳青说：“我幸运地得到了整个少年时代的健康、自然的发展，我所在的是得天独厚的没有被污染的环境。真善美的东西在我心里生长并扎了根。在我的心里打了这样一层底色，打得很牢，很扎实，以后再怎么样也涂抹不掉了，真诚、坦率、积极进取、与人为善……一直到十五岁，我没有遭到任何挫折。”

有一天上帝一觉醒来，闷闷的，不甚惬意，慢慢寻思道：单有真善美算什么真善美？只把好运之神派去照顾一个人，太像凡夫俗子娇养自己的儿孙，我既为天君，焉能做下这等孬事？便放出假恶丑三魔鬼，令其下到人间做上些手脚，特别嘱咐要给那个叫柳青的孩子一点颜色瞧瞧。三魔鬼领会出来，真把时间抢得好，一九五八年五月，正值柳青初三快毕业之际，团组织要发展她入团之时，假恶丑魔鬼到了，柳青娘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

就这样，上帝可谓功德圆满，为柳青把五条都凑齐，接下来的日子看她自己了。反正是不知道母亲去了哪儿，反正是家里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了，弟弟反正是只有九岁，十四岁的妹妹反正是身患重病，一种叫作“肝豆状核变性”的病，日常生活也难自理。第五条反正是不如前四条好对付。政府帮了一个忙，把妹妹送到了清河养老院（不知怎么讲），但据说在那儿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刘姨（柳青娘的那位老朋友）的经济状况那时有所好转，负责了弟弟的生活费和姐弟俩的房租水电钱。柳青在学校领一点助学金，馒头和窝头加起来可以饱。再有用钱的地方呢？譬如，住在清河的妹妹最爱吃油饼，每到星期日柳青就买几个油饼，骑了车去看妹妹。母亲不在了，十五岁的姐姐决心让十四岁的妹妹吃到想吃的东西。蹬三四十里地的车，到了清河，见妹妹躺在床上，卫生状况一塌糊涂，便为妹妹梳洗料理一天，然后再蹬了车回来。油饼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油饼，但对柳青的助学金来说是太贵重了。得想法挣点钱。所以一到寒暑假，她就到工厂去找点事做，名曰勤工俭学。早晨六点钟起床，骑车赶到东郊的北京锅炉厂当小工，带上干粮，就着工厂供应的降温盐汽水吃，晚上五点回家，洗下一盆铁锈汤……这样的生活整整过了四年。后来不用去清河了，妹妹不在清河也不在人间。柳青说：“对于这一段生活，我倒并没觉得太苦，不抱怨，更没想过随波逐流或破罐子破摔。也许是与底层人民的接触，我知道了他们都这样，天生如此，当然如此，谁也没想到过这是苦。”感谢上帝吧，让她知道了祖国有各种各样的花朵。

我认识柳青是在一九七五年。她对插队的事很有兴趣，又知道我对文学和电影有着梦想而且瘫痪着，便愿意来与我聊。由虎子介绍（虎子就是刘姨的孩子，我的中学同学），约了日子，听说她是长影的导演，我便诚惶诚恐地做了准备，在自己的本子上和手心里写下很多字，等着。虎子说：“她等于就是我姐姐，你怕什么。”我说不怕。她来了。果然不怕。大家坐在七平米的小屋里开聊，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古往今来，说错了也不被批判，我就说了许许多多的错话。那天她穿了件墨绿色的呢大衣，就更显得美，这一点不断地给我以打击，让我觉得自己离电影有难越的障碍。她却鼓励我把插队的事写成电影剧本。我不敢说柳青是伯乐，那样岂不等于说自己是千里马？让人笑话。实际上我的腿是瘫的，不能千里也不是马。实际上她成了我文学上的老师和引路人。我就下了一年苦力气，写了一个剧本，寄给柳青看。她回信说：“我一下就看出你应该搞文学。”这句话比我后来得了小说奖还让我激动。我们全家也都激动了一回。我又写了小说给柳青看，她看了又拿给好几位有名的作家看，写了厚厚的一叠意见寄给我。如是者许多次。我并未全盘接受那意见，在信中或面对面与她争论过几回，我们的关系很平等。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柳青推荐到一家刊物去的。那日天色已晚，她风也似的“刮”来，进门劈头盖脸向我祝贺，说那一篇“写得真不错”。我不免又激动一回，却是激动不过她。

以后几年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她整年在外头跑，采访、写剧本、筹资、拍摄，借助上帝给的好身体可以行踪不定。我坐在家里倒总能听说她的消息。消息不怎么好，多是失败的消息。消息如下：

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八年夏，她与别人合写《忠诚的战士》，写的是贺龙。剧本在一九七八年《电影文学》上发表。同年秋成立摄制组开拍，但中途下马。原因很多。

一九七八年底，她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作证》，但没有拍摄的机会。此本收入一九八〇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集，集名就用了《作证》。

一九七九年五月到八月，她又写了剧本《音乐之家》，写了盛中国一家的故事。因有关部门不同意把盛中国的父亲盛雪的事迹搬上银幕，此片未能投产。

一九八〇年四月到十一月，她与王艺瑜合作，编导了《漓江春》。此片由华文影片公司出品，一九八一年底总算公演。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一年二月，她又写了剧本《黄山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拟拍摄水墨动画片，因非儿童所能理解的主题，又未成。与此同时，她与王力雄合作，写了《末代皇帝》的剧本，中新社拟筹外资拍摄，因柳青本人认为此单位不具备拍摄此片的条件，终于放弃。

柳青简直是马不停蹄。我不由得要歇一会儿了，呼吸有些紧。

常听电影界的朋友说，现在的导演，能把百分之三十的气力使在艺术上就算不错了，其余的百分之七十得投到各种各样奇怪和不奇怪的事情中去：相当于外交家和商人的事，相当于权术家和甜言家的事，相当于股票市场里的事和街头乞丐的事，相当于搬运工、勤杂工、自行车运动员和马拉松运动员的事。都说，若不把这些技艺娴熟了，凭什么拍得起电影？有名气的大导演要好办一点，初出茅庐者必要有这样一身硬功夫的，如果想成功的话。如果想失败呢？那就甭说，不过也没有这样的人。柳青自然也没有失败的瘾。不过失不失败不在于有没有这方面的瘾。很多朋友都说，柳青嘛，人可真是个好人，可惜太不会处世，心肠又太软，有些事做得太不管不顾，对人也太易轻信……还有好几个“太”，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出了。是否“可真是个好人”，就注定与这些个“太”分不开呢？倒未必。做人何妨全面些、周到些呢？但都又似乎太没有个性。据说，欲成大器者，若把每一件事都做对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此语过于玄妙，非凡人所能悟透。柳青的事没那么玄，不过证明了“秉性难移”和“命运即性格”两句话的伟大。譬如说作为一个导演，是大摆其架子好呢，还是与大家同甘共苦好呢？一般来说谁都会认为后者好。柳青是不摆架子的，因为不会。在上海锦江饭店拍摄内景时，因为要不断变换拍摄角度，室内陈设及道具经常要搬动，这位导演便经常自己动手，很多好心人认为这样会降低导演的威信。外出选景或拍摄时，她总拣租金便宜的车坐，有人建议说坐什么什么牌子的车才气派，她想也没想，只知道坐车是为节省时间提高办事效率，不明白气派的用处。在黄河源头拍摄《漂流》一片时（地处海拔四千九百米的巴颜喀拉山上），她把吉普车让给人坐，自己每天提前四十分钟出发，翻一座山坡到拍摄点去。她既是导演，又是全摄制组中年龄最大的人，而且不久前刚刚做过一次手术，无论从哪一点说，她坐吉普车都是名正言顺的。但她认为全组的团结最重要，没有同心同德的创作气氛这部片子不可能拍好，自己必须与大家同甘共苦。不过她像是有点“不识时务”，据说“今非昔比”，眼下“摆架子”和“气派”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呢。有一位影界的朋友不无悲哀地跟我透露了其中的奥妙（我也不是活在桃花源，因而一说就懂）：假如你出去联系什么事务，必要有一辆气派些的轿车，这相当于一个特别通行证，与之联系事务的单位先就敬你三分，事情便要好办些。假如你作为一个导演去联系事务，最好只说自己是一名剧务，与之联系事务的人一见你心下便可嘀咕，剧务尚且气派如许，导演来了总归更吓人，事情又好办些个。这些柳青不懂。也未必准是不懂，懂了她也做不来。所以她就坐末流汽车，住下等房间，以吃方便面条为乐事去吧。再说威信。导演要有威信，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建立威信的方法却分青红皂白。举个例子？譬如周总理信奉的是一种，“四人帮”惯施的是另一种——这例子举大了。没那么邪乎。然而我想起诗人北岛的一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真糟透了。不过失败就失败吧，柳青还是坚信她的“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光明正大”吧，那样好。

又见到柳青时，倒看不出她有失败的样子，依然是风一般地来，又风一般地去。我很想对她说点类似安慰和鼓气的话，发现不必。我又很想劝她把那几个“太”字改一改，料也白搭。就听她兴奋地给我讲了她的两个剧本——《作证》和《黄山吟》。

《作证》是她为编写《忠诚的战士》，在湘鄂西采访时的意外收获。这儿是贺龙的故乡，是老革命根据地。这儿曾育出过多少传奇式的革命人物和传奇般的革命故事！如今又有了一个奇异而动人的传说：有一位家在北京的老干部，年近花甲了，级别约在局级以上。“四人帮”肆虐横行时期，他离开了北京的家，只身悄悄地来到了这里，并悄悄地住下来。他原本是这地方的人。是什么又把他召唤来？是逝去的童年的乐事？是依旧的故乡的水土？还是已经遥远了的青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什么不清楚。是什么也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不久竟与当地的一位既穷且老的寡妇结了婚，既无喧天的锣鼓，又无动地之炮仗，两人住在茅屋里，沉静和谐如偿夙愿般地生活，给人感觉不是牛郎过了天河，便是织女又降凡间。众人都羡慕，也都感动，又都惊讶，便有了种种猜测。有的说那老人是在京蒙了冤的；有的说那老人是为了不使别人蒙冤而自己蒙了冤的；有的说那寡妇受了多年的凄苦，心里一直念着那老人呢；有的说那老人也一直恋着那女人，到底来与她团圆了。众说纷纭，但都相信：这二人年轻时必有过一段浪漫与悲哀，这二人历尽劫难终于感动了上苍。老根据地的人民，心地真是纯净善良，便把这美好的猜想四处传扬。（中国还有一派流言家，惯会编派别人的私事，编派得如他们自己一样肮脏。这一点本文在后面要提到。）柳青被这故事打动，又知道这实在是一件真事，那老人与寡妇都确是有，就想去见见他们，可惜时间紧张未能如愿。

以上就是剧本《作证》所根据的原始素材。人，有什么样的心灵便会有什么样的灵感，这便是人对艺术的重要。

《黄山吟》，说的是明代一位大旅行家重游黄山，寻觅三年前他在这里遇到的一位姑娘。那姑娘当时被迫出家做了尼姑，痛不欲生。旅行家热爱生命，志在山河的博大胸怀，曾感化并点悟了那个姑娘。然而现在，他寻遍人间，皆不见姑娘的踪影。旅行家路遇大乘法师一同揣测姑娘的下落。黄山变幻万端的云彩始终伴随着他们，在深谷、在天际演出一幕幕神奇悲壮的景象。他们心中都明白了：那姑娘已不在人世。她若逆来顺受浑浑噩噩做生活的奴隶，尚可苟且偷生，而一旦认识了自我的价值并勇敢寻求时，必不为险恶的社会所容。从种种民间传说中可知，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有过壮丽曲折的经历。如今，她的魂化作了黄山之云，萦绕于山头，俯视人间，不忍离去。

柳青说：“人的生活不够美，所以才希望从艺术中看到美，在艺术中创造美、实现美。”我想这一点就是艺术对人的重要了。

有那么一阵子，我的耳朵也听来不少关于柳青的流言。中国多流言，因为中国人少流动，多数都如我一般毕生“瘫痪”在一处。又因为不少人的时间多到不知如何挨过，便把别人的私事传来传去，又加了夸张与变形，以使自己寂闷的生活多出声色。也可能还因为中国有把爱情列为禁区的历史，性教育又极缺乏，所以这方面的好奇心就需流言来满足。中国式的流言之最大宗，便是关于别人的私生活，包括结婚和离婚，包括再嫁和不再嫁。写到这儿想起一件事：现今小说的题目中若有“男”字和“女”字并存，即可畅销，想必是因为符合了辩证法的原则。

柳青上大学时就有了恋人，据说是一见钟情。双方的功课都好，双方的理想都高，双方的思想都进步，双方都在青春年少时，自然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梦不完的美丽的梦。读者想知，尽可以把古今中外一切有关青年男女真诚相爱的故事想一遍，把精彩的情节用在他们身上，多半是有不及而无过之的。想必读者已有所料：像这样美丽的爱情故事不会没有一个悲哀的结局，否则成何世道？想得真对极了。一九六六年夏天，他们的爱情浪漫曲结束了，并没有婚礼进行曲继后，而是“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原因呢，也非常典型：男方的父母反对。反对的原因呢，也非常典型：柳青的母亲是右派，所以与柳青结婚的人，其事业的前途注定黯淡。这样的逻辑在那个时代是通行的。将来的人们对此可能会不理解，正如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奴隶的婚姻要由奴隶主来决定，为什么奴隶主为了几块钱就能随意拆散一个奴隶的美满家庭。类似的事发生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在中国的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就更值得深思。就这样，要么忠于你的爱情而不顾你的前途，要么顾着你的前途而抛弃你的恋人，那个青年选择了后者。不要太怪他吧，因为这里所说的前途，是与革命、人民、主义等字眼画等号的。柳青没有太怨他，一直都把他当作好朋友。柳青也没有恨他的父母，而且记得那两位老人一直都是很喜欢她的。她在给两位老人的信中写道：“……我心里虽然很难受，但并不感到意外。当我刚和他做朋友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几次很直接了当地和他提过……应该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老老实实地告诉您们，含糊、说谎都不对，在我心里就过意不去。他说我不了解情况，要是和家里说了，您们肯定会生气的，也不会同意的，还是先别说吧。当时，我并没有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也没有勇敢地正视这个问题，因此几次想给您们写信，都没有写。去杭州（男方家里——作者注）前我想：如果您们问到我家里的情况，我就如实地把一切讲出来。可是您们都没有问起过，我就没讲，并且天真地想：等我母亲摘了帽子又重新工作了，等我也入了团，那时再向您们讲吧。因此一直拖到去阳高（柳青参加‘四清’工作的地方——作者注）以后才讲。这件事我做得很不对，也很不好……”看来柳青还是很理智、很冷静的。不过再看一段她的日记吧：“这些日子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一连接到他的两封来信，一封比一封冷酷，一封比一封更缺少温柔……他认为必须按他父母的意见去做，而这和我们的爱情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舍一求一。他……认为这件事必须说明白，否则对双方都不利，态度是相当坚决果断的。真没想到这样大的打击发生在我参加‘四清’运动最紧张的时刻。我在上一封信里，曾有点挑战式地批评他不勇敢、不坚定。我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用我们的决心和行动解决和他父母之间的矛盾，争取最后结合，但是他却连这点勇气和信心都没有……那天中午接到他的信，我真想痛哭一场，哭一天，可当下张茂成就来找我，说被张侃迫害的径忠的女人回村了（这是‘四清’中的一件事——作者注），我立刻擦了眼泪去访问她。……但有一刹那空隙，我就觉得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眼眶马上盈满泪水。会一散我跑开了，跑到园子里，眼泪又止不住流出来。但是我很清醒，知道不能把眼睛哭红，还得回来参加晚上对敌斗争会呢。”

柳青说自己“对此事并不感到意外”，那纯粹是一种夸张的自我安慰。她说“我并没有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这才是实情。这不是坏人与好人演出的斗争，这是好人与好人酿制的悲剧。愚昧落后是其发酵剂。那时，能够把“原因想得很深”的人不多，能够把后果想得很深的人就更少。“文革”式的大悲剧，也许正是以这样的小悲剧为基础、为根源的。一对小人物纯真爱情的被扼杀，与一位国家主席的冤死，这之间有着模糊但是确定的联系。人道主义泯灭的地方，人的尊严被蔑视的地方，苦难还能不日趋深重么？中华民族那十年大悲剧的制造者是中华民族自己。每一位骄傲的炎黄子孙，对那段历史如今想必都有了觉悟（但愿如此）。悲剧又成了进步的发酵剂。

柳青把屈辱和悲伤藏进了心中，心变成荒漠。爱情之火在那儿熄灭了十几年。虽然她后来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但那根本谈不上爱情。恐怕没有篇幅写这件事了。就在她准备结婚的时候，她心里也全明白：没有也不可能有爱情。这一点，无疑是她的错误。她的错误还在于：不懂得，同情和牺牲绝不是婚礼进行曲的音符；没注意到，荒漠之下还有着爱的潜流；没有看清，这桩婚姻的双方是两种不同的人。本文不具诉讼性质，也不打算像大多数国产影片那样分出正面角色与反面角色。生活没有那么简单。总之，纯洁的爱情被扼杀之后，不会有好果子从这棵树上结出。

柳青继续马不停蹄。

一九八一年三月到一九八二年十月，她与王力雄合写了剧本《追索》。剧本在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丑小鸭》上发表，同年由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投资拍摄，一九八三年公演。这是她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放映后获得一定好评（七十个拷贝，放映一万四千九百场）。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八四年一月，她参加了故事片《南拳王》的拍摄。

一九八四年二月到六月，她与达奇、王力雄合写了二十五集电视系列片《黄水谣》。同时，她自己又写成同名故事片剧本。本打算电视、电影套拍，但又因故下马。

一九八四年七月，她在浙影厂所拍电视剧《风荷曲》中，任艺术指导。

一九八四年九月到十月，她拍摄了长录像片《炎黄子孙欢庆十一》。

一九八四年底到一九八五年初，她与王力雄合写电影剧本《血门》上下集。自己没有拍摄机会。此片由西影和广东省艺术发展中心联合摄制。

一九八五年三月到七月，她在深圳影业公司拍摄故事片《漂流》，因种种复杂的矛盾，她中途离开。

一九八五年十月到十二月，她为湖北电视剧创作中心改编了十二集连续剧《天堂之门》。

柳青很能吃苦。与柳青一起工作过的人无论对她的看法多么不同，在这一点上却都一致。

影片《追索》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凌恺打开父亲的考古笔记，响起驼铃声，随之出现当年凌思涵的考古队通过火焰山的情景，巨大的红色金字塔式的火焰山下，一支小小的驼队走在黑色的沙漠上，给人神奇的感觉。七月的吐鲁番，中午的气温高达四十七摄氏度，人静静地待着也会感到难受，但为了这一画面，她们还要往山上爬去找最好的角度。那次柳青中暑休克了，被人抬到山脚下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内，三小时后才缓过来。第二天她照常工作。小说靠语言，电影靠画面；语言看出作家的功力，画面见到导演的匠心。为了一个好的画面，她和她的同志们不知走过多少冤枉路。在沙漠里，在高原上，在急流险滩间，常常是玩命一样走到一个地方，看看，不理想，再重新去找。这与片名相同：追索。“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不怕。凡是追求完美艺术的人，都不怕这个。怕只怕：众里寻他千百度，猛然发现，有人正在名利熏心处。那时候柳青只会傻眼，再无作为。

为了拍摄《漂流》，柳青让掉了《血门》的导演权。西影和广东省艺术发展中心共同决定，请柳青导演她参加编写的这部影片，共二集，投资一百五十万，拍摄景地在上海、天津，工作条件比《漂流》不知好多少倍。《漂流》拍摄条件之艰苦，是一般摄制组无法与之相比的。古称黄河沿的玛多县已属人迹罕至的地方，离西宁有六百多公里。再向上穿过大草滩，就到了鄂陵湖西北方布青山下的淘金场。她们和淘金人滚在一起，喝的是沙坑中渗出的水，住的是帐篷，地上仅铺一块塑料布，下面是湿草皮和老鼠洞。那地方晚上九点多太阳才落，她们便从早晨五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中间只吃一顿饭。再往上走，到了黄河源头。自古以来，涉足此地的人也不过几十个吧，方圆几十公里连牧民的帐篷都不见了。她们就在地上挖个坑生起灶火，用高压锅煮面条，一顿饭要吃三个小时。空气稀薄。走几米路都觉困难。不过得爬山，跟在上海或天津的爬楼梯有区别。柳青觉得《漂流》更能实践她的艺术理想，宁肯放弃另一种成功，而来这洪荒之地冒风险。这一次她除去冒了风险，没有得到别的。不过，黄河的博大激涌、高原的伟岸雄浑、大自然的纯洁沉静使她得了大享受。她常独自久久地默对这颗星球和这个宇宙，便忘却了蝇营狗苟的琐事，听到了冥冥之中爱与宽容的启示。

记得有一次我问她：“这么拼命地干，我猜是想用事业的成功来抵消生活中的失望吧？”

她说：“我不是那种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人。”

“那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我问。

她说：“生活。”

她说：“真诚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事业也不过是为了这个。”

她说：“有的人最关心的是怎么能在社会上站住脚，认为能搞成几部作品，被人们所承认就是最大的快乐，为此可以牺牲一切。”

她说：“我也盼望自己的作品被社会承认，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真的实现了我也不会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幸福。其实有更珍贵的东西。”

这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再看一段她的日记吧：“……不去追求人的能力的最大半径，不去寻找人的能力的最大值，我追求的是人性的美，真善美的最大限度的实现，人和人之间的理解、信赖、尊重、爱护、帮助、真挚的永恒的友谊与爱情。我要这样做，我也想这样影响别人，比如通过我的作品，使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更美好，也使人类本身变得更美好。”

看来几个概念有些乱，得稍稍分析一下：为了在社会上站住脚而搞艺术的人，是一种人。为了发挥和实现自己能力的最大值而搞艺术的人，又是一种人。为了使人间变得更美好而搞艺术的人，是第三种人。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目的很明确的人。第二种呢？其“最大值”怎样体现呢？神枪手所以能证明其为神枪手，总是要有个靶子的，否则子弹向何处出膛？倘这靶子是“在社会上站住脚”，便与第一种人同。倘是“使人间变得更美好”，又与第三种人一样。所以第二种人是个不确定的概念。而第三种人若是为了自己的目标竭尽全力，不也是在“实现人的能力的最大值”么？柳青正是这种人。

这种人总是失败多于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他们永远不嫌生活已经太美，他们创造美的生活的欲望是不知道够的；二是他们永远不认为自己已经发挥了自己能力的最大值；第三，他们总也没时间去学“站住脚”的技术。幸亏这种人对成功与失败有着自己固执的见解：他们不认为“站住脚”就是成功；他们认定，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真诚、信任和理解才是失败。谁都不愿意失败，只是失败的含义不同。有一位诗人跟我说：艺术是跳高，不是拳击，其对手是神，而不是人。我理解此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搞艺术的人没有理由互相争什么强弱（更不要说互相使拳脚了），面对自然造化的万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太弱小、太浅薄。艺术不是为了用来打倒人，而是为了探索全人类面对的迷茫而艰难的路。其二是说，拳击以打倒一个人（一个更弱者）为目的，所以总能得一点沾沾自喜的胜利。跳高却是在与神较量，所以每一次胜利都是以失败告终（把横杆碰掉算结束）。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正如那横杆的升高一样，是没有极限的。这种失败之所以同时又是胜利，在于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是在为人类寻找一个新的高度。据说，“不想做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个好士兵”，但是，仅为做元帅而做元帅的元帅，准是个坏元帅。

我见过柳青悲伤的时候。这时候，风像是在她身上停歇了，她坐下来，仿佛被风吹落在椅子上，眼睛里一片空旷。这种时候她可能说：“昨天我很难过，即便是那个本子搞成了，可我们那些过去的朋友为此离心离德，也还是一个悲剧。”她也可能是说：“我有时候挺失望，人要是只爱自己，还有什么意思呢？”不必去详究她说的是哪件事和哪个人。她像大多数善良的女人一样，您给她一点美好的东西看，她身上就刮风，兴奋而且强劲，不惜把自己刮光。而一旦出现了不那么美好的事，不管是出现在谁身上，失败者就像是她自己——眼睛睁得太大，其中是不尽的茫然。当然用不了很久，她又能聚起足够的风力，兴奋且强劲，把自己刮出去，因为世间的美好事确也不尽。

不过，这么容易刮风也未必全是好事。柳青娘就说过她缺心少肺，“这么大的人了还那么糊涂”。我和虎子也认为她太少主心骨，太有些盲目。当然不是愿意她变得世故，而是希望她能风平浪静哪怕是一会儿，唯此才能对生活多些深的思考。我以一个写小说的人的偏见，认为她应该及时把自己找回来，把自己四十几年的生活细看一回再深思几遍，下些慢功写出来。任何一个人，若能不留情且无忌讳地把自己剥开来细品，都会发现那原来是一部好作品。何况柳青又不乏艺术才能，手里又掌握着非常丰富的好素材，那些素材又不是费尽心机搜集来的，而是上帝赐给她的经历。真情和深思比技巧重要。我真希望她能写。譬如：她的与“花朵”和“鸽子”一同度过的少年时代；她的诗一样美妙又诗一样忧伤的青年时代。譬如：那一个夏日，她游泳回来，人们告诉她母亲已被抓走；那一个冬天，她买了油饼去看妹妹，妹妹已不在人间。譬如：她信徒般虔诚地自我改造，却总难得到“主”的宽容；十五岁就梦想着入团，直到大学将毕业时才算如愿。譬如：她说过的，她最不能原谅自己的罪过——为了与家庭划清界限，她和弟弟曾一度离开了给人家做保姆的柳青娘，以致老人无儿无女地过了好几年。譬如：“文革”中她曾做过一阵头号保皇派；又为了给系主任争人的尊严（因为有人把系主任画成猪），致使自己陪着上台挨斗。再譬如：“文革”中她曾被敌对派打成反革命，而后来当敌对派也被人打成反革命时，她反而写大字报为之鸣不平。再譬如：她天真地以为自己有与别人一样的捍卫真理的权利，大约又是风一样地去串联，结果被全国通缉。还有：她那一次凄惶悲伤的少女的初恋，那一次失败的婚姻，和以后几次仍不成功的爱情——这既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和历史的悲剧。还有：她心如荒漠时可以平安，而一旦又萌生了爱情，便招出恶语流言——这中间更有着深意。……她干吗不写写这一切呢？至少干吗不静下来想一想呢？让风静那么一会儿不好么？那会给人更深的智慧。

我不怀疑她能把自己的故事写好，只要她静下心去写的话。她说过：“真正悲剧的主人公，他们的道德品质不是好到极点，但他们的遭殃绝不是因为罪恶而是因为弱点，我和我要写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的一些人，我要写的既是性格悲剧，又是社会悲剧。”她还说过：“我以后要报复世界吗？要报复那些伤害了我的人吗？报复只能在人中间再制造痛苦，我在别人的痛苦中绝对得不到快乐。我受的苦太多了，我不愿由于我的存在再给人们增加痛苦。”古往今来，真正的艺术家多是尝够了世间的艰辛与苦难的，但他们总是对人类充满了爱的，他们的作品中因而没有报复的色彩，没有狭隘的怨恨，没有歇斯底里的发泄，没有自命圣洁的炫耀。在他们看来，灵魂残疾了的人和双腿残疾了的人是一样的，都是不幸的“羔羊”，而“主”不是神祇而是“羔羊”们的不屈、自新与互爱。他们叙述苦难乃是站在人类立场上的沉思，他们剥开人类的弱点，本是为着人类趋向完美。唯此，艺术才有了更高的价值，艺术家的苦心才能获得报偿。

我倒担心，柳青还能不能静下心来去写她自己的故事。这种担心大约也是多余，或者写或者不写，对于她似乎都不重要。人常犯的错误是替别人瞎担心。柳青把做人看得比做文重要。做人的重要不在于用笔写，而在于用心行。幸福的实现对她来说也在于此。在生活中太难实现生活的理想，便到艺术中去实现，她说她搞艺术主要是此动机。不过我还是跟她说过一句玩笑话：要是不把您这四十几年的生活写一写，似乎有负于上帝对您的“宠爱”。这话不全是玩笑。有幸得到上帝诸多“恩宠”的人，有理由多为世上做些贡献，这与她的初衷不违。这么多年来，她确实没有一刻偷闲，但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她应该搞出更好的作品来。不单为自己，也为了后人。譬如她的女儿，不仅应该知道她自己的生活是被大人搞坏了的，还应该知道这些大人的生活都是什么，以及生活原本就是多么不简单。历史永远是一条艰险的路，这路要人去走，其间布满了迷茫和痛苦，从而人才有了思想和欢乐。柳青说，自从她的女儿一懂事，她便跟女儿说过，“我们是母女，我们更是朋友”。现在代沟依然出现了。出现了就出现了吧，叛逆是创造的开始。上一代人只需留下自己清晰的脚印，也许还应该把这些脚印铸成模型，放在路边的草丛里，成一座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