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参与公务的“家人”
所谓“家人”，就身份言是官员的仆役，有的著作称之为“长随”。 [367] 无论在当时还是日后的论著，州县官的“家人”基本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如既当过幕客又当过州县官的汪辉祖就认为，幕客、书吏、长随都会把州县官架空，但官离不开这三种人，幕客中还会有端人，书吏中也有守法者，“长随则罔知义理，惟利是图，倚为腹心，鲜不偾事”。 [368] 从日记看，杜凤治虽说不上把“家人”倚为心腹，但在他任职之州县，“家人”都协助他监督、沟通书吏、衙役，联络绅耆、地保，参与征粮、守卫、缉捕、用印、文牍、门政、出行安排等大量公务，向上司馈送贿赂、官场应酬的安排等也多由“家人”去做，他对“家人”的信任和依靠超过书吏与衙役。
“家人”社会地位很低，其后代不可参加科举考试、出任职官。但“家人”可以利用官员的权力牟利，且没有赔累等担忧，在当时没有太多职业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官员的“家人”是很多人趋之若鹜的职业。日记中有大量别人向杜凤治推荐“家人”的记载，推荐者有老师、上司、同僚、同乡、亲友，以及上司衙门的僚属、幕客。杜凤治刚确定赴粤任广宁知县，其“荐师”、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就专函向他推荐“家人”。到广东后，一天之内，从藩、臬衙门就收到“家人”推荐单十多张。 [369] 清朝曾三令五申限制州县官“家人”的人数，杜凤治赴任前到按察使郭祥瑞处禀辞，郭嘱咐赴任不可多带“家人”，但“臬署门房已送七八条，刚自内出门，门房又拦送一条”。出发赴广宁前，杜凤治决定收者20人，暂收令其自去者14人，不收者70余人。路过肇庆时，顶头上司肇庆知府徐嵩生一见面又推荐两名“家人”。 [370] 首任南海时，打算共用“家人”百余，广宁旧人有50余人，但所收到的“家人荐条总可在四百以外”，人数太多，只好拈阄定取舍。 [371] 继杜任南海知县的张琮到任前收到的“家人”荐单竟共有500余名。 [372]
高级官员的少数“家人”亦有官衔。在一般人心目中，州县官的“家人”是文化不高、地位低下的仆役，但日记反映的情况不尽如此。杜凤治的“家人”严澄，是榜眼许其光所推荐，许、严早年是同学，许为翰林、严为“家人”，两人地位悬殊，但维持着交情，“至今相交如兄弟”。 [373] 同治九年乡试，杜凤治带严澄入闱，闱内各官按惯例互赠诗歌、书法。外帘提调道台方濬师写不过来，委托杜凤治写一部分，“尚余五六方，叫严澄来书之，孙寿卿折扇面托定要写王字，亦令严澄书之”。 [374] 可见这位“家人”严澄具备一般士人的素养。后来，严澄因与其他“家人”有矛盾，一度辞去，推荐其友赵荣继任，称赵“甚有识见，文理字俱佳，书禀、四六均去得，如小缺份即无禀启师爷，伊亦可代办”，“此人曾得军功，以都司用，戴花翎，又有勇号”。 [375] 于此看来，赵荣应属士绅中人。“家人”还会入闱协助州县官阅文，另一个“家人”黄详“曾随雷达夫入帘，颇懂文艺”。 [376] 日记又提到严澄“挈其第四妾月升回省”， [377] “家人”能娶多个妾，可见其富有。在晚清，“家人”子孙不能参加科考、不能当官的规定实际上已被打破（但考中后被揭发出身于“家人”之家，仍会被革除），广东社会对有财有势的“家人”也一改以往歧视的态度，承认他们的地位。先后当过南海县署、抚署“家人”的何贵，其长子是廪生，拜在杜凤治门下，曾署连州训导；次子亦出考。 [378] 另一位“家人”高升儿子也出考、当官。大绅士也同严澄、何贵等“家人”往来。
官员所写的官箴书往往会提醒只能让“家人”做一些事务性的事，不可使之干政，然而这是不切实际的。杜凤治的亲信“家人”不仅参与公务，甚至会参与机密。同治六年冬，肇罗道王澍前往广宁处理绅士闹考事，杜凤治当时面临大麻烦，省中大宪对杜凤治的态度尚不可测，杜的“家人”李荣建议，由他先去见道台，把情况报告后杜再去谒见。见面后，王澍同李荣的对话相当深入、坦率，不仅明确表示自己的倾向，还通过李荣给杜凤治支招，他完全没有顾及两人地位的悬殊，把李荣视为杜凤治的亲信与代表。 [379] 同治九年杜凤治再任广宁时，因前任曾灼光收受绅士为数不多的银两就同意永远不再查禁广宁大量存在的纸厂，杜凤治认为纸厂有可能“窝匪”，且要求办厂者给他支付“公礼”，于是派“家人”严澄“与各绅共议于曲水万洞之社学”，多数绅士被迫听从。 [380] 这时，严澄也是以知县代表的身份同绅士们商议的。
清朝本规定禁止官员向省、府两级衙门所在地派驻“家人”。 [381] 但杜凤治在广宁、四会、罗定任上，都向省城、府城派出坐省、坐府“家人”，以办理向省城、府城各衙署送礼、接待等事务，而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打探、通报信息。坐省、坐府“家人”通常把信寄给门上，除身份、体制的因素以外，也有万一内容泄露不至直接牵连本官的考虑。坐省、坐府“家人”的信函，不可能进入档案、公牍，今日存世的应该很少，州县官也不会写入自己的著作，杜凤治日记则记录了不少坐省、坐府“家人”来信的内容。
杜凤治初任广宁时与绅士产生矛盾，绅士赴省上控，署理布政使郭祥瑞命扣押绅士周友元等人，但署理按察使蒋超伯却袒护周友元等人，谳局总办知府严先佑秉承蒋超伯的意思处置此事。如果对周友元等人从宽，则有可能对杜凤治不利。巡抚蒋益澧支持郭祥瑞，对严不满。其时杜凤治正为此事上省城，通过“家人”李芳在督署的熟人，打听到总督瑞麟传见严先佑、蒋超伯询问的具体情形。 [382] 杜凤治由此了解到高官对广宁绅士上控的不同态度，这正是杜凤治急切要知道的信息。此前，李芳在信中向杜凤治建议：“目下各宪实系作主，请于附城各大户或差‘家人’，务要拿人完粮，不可纵宽。此后见各绅不可太谦，另要改换声色，严厉待之；尤不可者，无论彼是何官，既到堂例应跪诉，不可令其起立。” [383] 李芳的口气，完全不像仆人对主人说话。
同治十三年夏瑞麟病重，八月去世，在此前后广东官场人心惶惶。因为杜凤治颇受瑞麟器重，尽管杜一再否认自己是瑞麟亲信，但难免担心瑞麟死后自己在官场的处境。从瑞麟病重到新总督英翰来粤的几个月间，坐省“家人”不断向杜凤治报告各种信息，有些显然来自各级衙门，有些则是坐省“家人”在民间收集的，包括各种传闻、谣言。坐省“家人”明白杜凤治的心情，所以有闻必录。光绪元年（1875）正月，杜凤治署理罗定知州，其时正面临巡抚将署理总督、新总督来粤之时，坐省“家人”报告说目前只有广府六大县上了省城，“向来四直州从不上省拜年”，建议杜“可以勿来，来则白白多花数百两银也”。杜很赞赏坐省“家人”为自己着想。 [384]
在南海知县任上还有“听事家人”，随时报告上司的活动。如同治十年八月廿三日布政使祭祀南海神庙，杜凤治必须到码头送行。当日是督抚衙门期，杜凤治清早就到督署向总督禀报事件，然后赶紧回县署吃早饭，“未完即闻听事来报，藩台已传伺候”，于是立即放下筷子赶赴天字码头去送藩台。 [385] 坐省、听事“家人”保证了上下级衙门的消息畅通，杜凤治可以根据自己在官场的位置和权责，及时、合规地应对各级上司。
在某些紧急或关键时刻，“家人”会比吏、役可靠和主动，因此，州县的衙署、监羁、仓库等地一定会派“家人”守卫或监督衙役守卫。同治十三年二月的一个晚上，守备署失火延烧到南海县羁所，80多名犯人齐呼“我辈即有罪却不应烧死”，一起冲出。“众家人不得已押到守署对门箭道暂存”（只逃走了3人）。 [386] “众家人”如此勇敢决断，究其因，既出于对主人的忠诚，同时他们也知道，如果多名羁犯烧死或越狱，主人官位将不保，自己“南海县家人”的位置也不复存在了。
日记很多地方提到“家人”按股份分银，如在广宁征粮时就有“家人”分钱粮股的记录。 [387] “家人”更是会利用各种机会牟利，在四会任上，门上赵荣、签稿汪泰私自在番摊勒派银两，每月可得50多两，杜凤治知道后只是要求赵、汪上交部分分给其他“家人”。 [388]
“家人”是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内部经常发生纠纷，幕客、官亲、“家人”之间也常常闹矛盾。师爷但鸿恩因为“家人”赵荣对他无礼，积怨多时，发怒要辞馆，杜凤治“婉说再四，甚至衣冠叩谢”，说好说歹，但鸿恩才答应留下，杜乃决定不再用赵荣。 [389] 杜凤治对“家人”，也如对下属、书吏一样，经常召集训话，也会针对某项事务或某个“家人”下谕单。如同治六年末，杜凤治奉布政使委牌调署四会，他对“家人”的去留做了很多考虑和安排。同治七年元旦，就召集“家人”训谕，对留用者逐一指出其长短处，并提出今后的要求，对不留用者也予以教诲。 [390] 杜凤治对自己御下的能力颇为自豪，日记记载恩威并济管理“家人”的内容很多。
“家人”大多会利用其亲近州县官的地位擅权纳贿。杜凤治四会任上县民李亚辉强奸10岁幼女，李家多方营救。先打通“家人”赵荣关节，赵来说情时杜查案卷，以案情重大不允保释。赵荣又报其有病要求保释，但拒绝检验，杜凤治从各种迹象怀疑“家人”有鬼，后又发现皂班总役给李亚辉叔伯教其送银打点的密信，不禁勃然大怒，感叹：“作令须要牛马精神，四面八方皆为欺我蒙我之人，稍一精神不到，随口答应，不及细思，即上其当。……门签其不好用，换一个如此，再换一个亦如此。此系要紧人，即予所常言官无眼无口，以门签代视代言；官无手无足，以书差代作代行；如无主意，人并无心，以师爷为心。书差本多靠不住，全仗门签，门签靠不住，要官时时留意，哪有如许精神？至师爷靠不住，如顾小樵者则更难矣……为牧令不亦难乎！” [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