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吏对州县官的利益输送
无论是当时官员、幕客，还是日后的学者，写到清代书吏时基本上也是负面评价。但州县衙门没有书吏无法运作，州县官、幕客、官亲都是外地人，而书吏则是本地人。一个能干的州县官，既要保证书吏为自己所用，同时也要防范他们牟利虐民过了头给自己添麻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书吏、衙役乖乖地按规则向州县官奉献部分法外收入。鉴于关于书吏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 [392] 这一目着重写书吏充任的问题。
清朝州县衙门“编制”内的书吏数量不多。如广宁县额定7房书吏共23名。 [393] 南海县是广东首县，还要管治省城，县衙书吏自然要比广宁多很多。同治十年三月杜凤治署理南海知县时，南海书吏有15房：吏房、户房（分典、司两房）、粮房（分司、左、右三房）、仓房、库房、册房、礼房、兵房、刑房、工司房、工典房、承发房。 [394] 杜凤治没有记下南海县书吏的人数，但从南海公务的繁忙、其时处理公务技术条件的落后以及书吏可以牟利等因素考虑，南海15房仅“编制”内的书吏肯定就不少。
各州县书吏的实际人数，是“编制”内人数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据明末清初的侯方域估计，其时一个县的书吏已超过千人；而清中叶的洪亮吉则估计大县上千人，中县七八百人，小县一二百人；与杜凤治同时代的游百川的估计是大县两三千人，小县三四百人。 [395] 杜凤治在日记中没有记他任职州县书吏的人数，但应不会少于洪亮吉、游百川所说的数量。
州县官对书吏、衙役任免有实际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时奖惩。如果州县官要惩处书吏，后者只能服从。杜凤治再任广宁时革免、羁押了户房典吏汤新，训饬了仓房典吏杨俊。杜凤治革免、羁押汤新的理由主要是汤新充任的“公礼”短交了500两。户房典吏算是县衙的实权人物，但汤新被革、被押还加上刑具只凭杜凤治几句话。杜凤治对仓房典吏杨俊说：你是前一任署理知县曾灼光委充的，现在让不让你当我说了算，你要继续当下去就得交一笔银两。 [396] 此后，汤新表示自己“实不善经理，充典吏亏累，情愿退役”，掌案书识罗堃愿意接充，但杜凤治知道，罗堃只是出名应官，典吏其实是大宗族扶溪江姓要做。杜凤治同意汤退罗接，但要汤新缴清短交的“公礼”，罗堃缴交“充费”一千（日记没有说明是两是元）。落实后汤退罗接的手续马上办妥，汤也获得释放。 [397] 可见，当书吏同当州县官一样，都要善于经营，否则会亏累，即使是一般人认为收益丰厚的户房、仓房典吏也是如此。愿意接充的罗堃背后有大宗族扶溪江姓，罗堃本人不姓江，这说明有钱有权势的绅士会通过各种手段收买、扶持书吏充任，以保障和扩大自身和宗族的利益。充吏也如生意，书吏收入采取按股份的方式分配。充任时学官、佐杂、门上等都会参与说项，其中也必然有利益输送。
杜凤治署理四会知县时，正值书吏役满，日记有很多篇幅叙述书吏充任的种种细节和内幕。
同治八年二月，户司典吏刘珍充任五年役将满，传供陆光情愿承充。杜凤治先行批准，然后陆光同门上马玉订以“两诗佛头”（600元），杜凤治命先缴交200元。 [398]
与此同时，兵房典吏已役满，愿接充者托南津司巡检龚葆球（榕门）来说，“内外一切在内名世佛番”（500元），杜凤治表示“一切不在内”或可照办。龚又来说兵典陈珍及工房新充典吏两项“五五佛头数”（550元），得到同意。一个月后龚又来说，“充兵典共五百五十元（工房在内），已缴二百，尚有三百五十元明日缴进”。 [399]
户司充吏陆光也通过马玉来说，表示充费加其他费用可共合“孟津一会”（800元）。 [400]
六月，仓房典吏吴辉役将满，里围塘生员邓相贤有堂兄弟愿充，托学官黄圣之（纪石）做中间人向杜凤治说项。吴辉非四会县人，各房非本县人多，邓某则是本县人。仓房典吏有较多牟利机会，上次充费“在孟津元元”（1600元）之上。杜表示：“予不管本地人与外人，只看孰肯报效即与谁充。为日尚早，看若辈进说如何后再复命。”此事本来典史谢鉁（鹤汀）经手，早与账房言之，但没有同门上谈妥不敢出头。账房劝其转一弯子托黄学官，因知县会更给学官面子。 [401] 此后黄圣之、谢鉁替邓相贤来讨价还价，“先说仓书典吏，邓相贤尚未去，昨鹤汀转告说堂台有月半（1500元）之说，虽不能及此，大约竿一二元数（一千一二百元）已肯出矣。予谓为时尚早，且从缓议，伊如不能到月半元，如以两论，一竹（1000两）不可少矣”。 [402]
书吏充任的“公礼”是州县官收入的重要来源。“公礼”的多少虽有一定惯例和幅度，但具体数额则有待州县官与书吏的讨价还价。但求充书吏者不会直接同州县官谈，都是通过佐杂、学官等州县官的下属，或与州县官的师爷、官亲、“家人”谈。日记用隐语记载“公礼”数额，可见杜凤治自己也明白这类“常例”收入不是光彩的，但作为州县官他收得理直气壮。
布政使衙门对书吏的充任有形式上最终批准和监管的权责，其管理办法是派出委员到各州县清查。杜凤治四会任上书吏期满正在酝酿改充时，布政使派来“查房委员”师华甫，此人在广宁查房得到50元，到四会要求照样，但“广宁户房、仓房典吏向在藩司署充当，惟以吏房兼仓房，其吏房典吏则未上充者，故肯出钱。自此两房外，礼、兵、刑、工、承发则只有书缄，并典吏之名而无之。若会邑地丁归户司、户典、兵典、兵司四房，僧多粥薄，民米归仓房，屯米归库房，此外吏房极苦，较礼、工尤甚。故凡官抵任无礼，即新充如户司者，送八百元公礼为极多。各房清淡。以故宁可于查时花小钱，而无一房于府、道、藩署报充者也”。于是四会各房书吏表示最多给师某20元，“如要多，只可任凭带上府，照例可也”。杜凤治令各房自去同师华甫说合。 [403] 可见，所谓布政使衙门和其他上司衙门对书吏的监管只是空话，书吏对上司衙门的委员并不买账。他们清楚，真正决定他们是否可以充任的还是本州县的印官。
杜凤治认为自己收受“公礼”还是比较有原则和节制的。其后任乌廷梧，“于（同治十三年）七月间伊所充各房典吏俱已役满应另充，伊手辣可得二万余元”，杜怀疑臬台张瀛从中也有分润。 [404] 同治十三年杜凤治署理罗定知州到任时，前任饶世贞告诉他：“仓房典吏公礼有二千数百元，此缺各房皆清苦，唯粮房管地丁、仓房管兵米为最佳也。” [405]
南海县书吏的充费不是广宁、四会可比，日记对南海县书吏的充费没有详细记载，但有一次杜凤治到巡抚衙门，巡捕姚晋藩请杜到其房见抚署门上何贵（何跟随过杜），何提出：“兵房陆韶顶充，一切在内四千元之数，可以允之，内账房二少爷有四百元在外，向来定价如是，已到。所云七竿非确论也，况时事亦非昔乎！” [406] 兵房典吏的充费曾有7000元之议，只是因为“时事”变迁降为4400元（其中400元直接归内账房）。兵房在州县衙门中属于“油水”较少的，户、粮、仓、库、刑等房，获取利益的机会较多，充费自然就要超过兵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