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钱粮难征的原因
前人研究都指出了钱粮征收与官府对地方基层社会控制的对应关系。杜凤治笔下广东钱粮普遍难征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咸丰、同治年间大战乱后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出了问题。但同一时期江浙所经历的战乱较之广东或许更严重,为何广东的粮比浙江难征呢?
州县官要收到钱粮,就必须确定田土真正的业主,咸、同大战乱导致包括田土册籍在内的官方档案毁失,是真正业主难以找到的原因之一,这点广东与江浙皆同;而早在咸、同大战乱以前,土地流转(特别是买卖后不契税推收割户)导致册籍上的业户与真实业户分离,这点似乎广东更为严重。杜凤治在罗定催征艰难时慨叹:
乡人有升斗之粮,往往指东影西,无奈州中无尺籍可稽,任其影射,无术破之。粤东民间买卖田亩,私相授受,既不割户税契,官署又无鱼鳞册,亦无字号,紊如乱丝。贸贸催征,唯以肉鼓吹讨生活,予实不能为此等事,在他处予已自向催科,政拙至此州,更穷于术矣! [16]
在杜凤治催征过的州县中,罗定州还不是最严重的。官府对乡村基层社会管治能力的减弱、土地册籍的混乱和书吏、图差、绅士、殷丁的彼此勾结舞弊,使逃避钱粮征收成为不难办到的事。到了本族、本乡欠粮、抗粮者越来越多时,原来不欠不抗的业户也会因期望法不责众而转而成为欠抗户了。
在官府对乡村控制特别薄弱的地方,恶绅、土豪往往不纳粮。如潮阳富绅“陈来远家素丰盈,且多无粮之田(贫村卖与者,卖田不卖粮,贫村目下无田有粮,苦极,而彼已安享多年矣)”。 [17] 另一个富绅陈朝辅,“每年可收数千挑租谷,而无毫厘钱粮,其田皆无粮,非强霸即贱价得来,柳岗大房公祭田俱为朝辅谋霸,现在完粮又迟延观望,不肯认完”。 [18] 其他地方也有,如罗定富绅罗洪麟的祖父(已故)当过全国著名优缺四川夔州知府,“白契管业不税”。 [19] 富绅有田无粮,其粮由原业户或被“飞洒”的业户承担,但相当部分肯定没有着落。不仅绅富,“民间买卖田房,从不推收割户,非寄人之户完粮,即仍留原户,为此官吏一概不知,民间有几多税契无从查考、无从差催”。 [20] 民间不推收割户或许是为逃避税契,而风气一旦形成,就会有更多田粮分离、官府无法催收的空户了。
册籍混乱、钱粮难收对州县官是不利的,但对书吏、差役、殷丁甚至州县官的驻粮站幕客、“家人”来说却是牟利的机会。杜凤治在四会任上,谕令粮站“家人”严查饬禁“粮差舞弊得钱则有欠而以为无欠,无钱则已纳而牵扯本家他人未清之户,向其讹索”。 [21] 同治六年,生员欧阳瑞的田早已卖绝多年并税契,但因“仓户房误查”,仍作为欠户被羁押。 [22] 这名业户是生员,尚因“误查”被当作欠户,书吏、粮差有意制造的册籍混乱就更难查清真相了。同治八年,南海监生罗邦贤来四会禀控:自己的田已于同治四年全部卖去,但四会粮差来催,竟有三图四户共税二顷五十三亩五分飞入其罗秀户。 [23] 此案审了一个多月,案情大致是书吏与四业户勾结,假造出一个罗秀盛户作为四业户田亩的买主,而指罗邦贤的罗秀户为罗秀盛户。所有到案的书吏、业户、中人的供词都狡诈万分,都尽量推在已死、已逃者身上。杜凤治审了一二十天都理不出头绪,面对真伪难别的册籍十分困惑:“如契未税,何以出有推照?如已税,何以流水簿上无号? 万状,案关粮税,非一时可能了。” [24] 后来讯明所谓“罗秀盛户”确实与罗邦贤的罗秀户无关。 [25] 这些田亩即使不涉讼,四会县要越境到南海县向在四会已无产业的“冤户”罗邦贤征粮几无可能,这253亩多田地的钱粮就只能空挂了。
杜凤治曾说过,四会是自己任职州县中钱粮相对好征的县份,但即使在四会,花户主动纳粮也会被书吏、差役设法刁难。同治七年二月,一位主动带头要当堂纳粮的老者禀诉,自己按四会县勒石规定的办法交纳银米,“仓房勒索过重不肯收”。 [26] 因为房书克扣,“非重平暗剥,即借粮串勒索多钱”。杜凤治“拟在大堂设柜试收一月”,但房书不愿使用规定的“司码公砝”,杜凤治也不想以强硬手段禁止书吏使用“重平”;因为知道“大堂收粮事大碍科房”,就派“家人”传谕书吏:“予非不知,但若辈收旧粮手太重,又单三用四,向例如此,而又意外需索,旧粮不旺,非若等故乎?税契亦寥寥,只要若等对得住我,我又何必出新章哉?” [27] 可见书吏、粮差也会设法使“自封投柜”难以实行,知县不敢采取过于强硬的办法推行,不得不对书吏妥协,只求他们不要太过分。
在四会,“有完户已付银而迟迟不给串者”,书吏甚至改写卯簿、调换粮串。 [28] 业户以为自己已经完粮,但银两实际上并未收入官府,州县官难以一一查明,于是就成为亏空。广宁书吏沈大文“以白单收粮入己,借作本钱贩树木”,沈不愿承认,但杜凤治心中有数,因要倚靠沈大文征粮,不打算追究,只要求沈“其速将白单收回,立时扯印串去”。 [29]
由于交粮需交现银,业户必须把粮食贩卖换银才可交粮,但收获时节粮价会下降,业户惜售或运售不易,也会造成钱粮征收的困难。广宁县以产竹著称,很多业户靠出售竹子的银两交粮,同治九年竹价大跌,民间拮据,杜凤治就很担心:“此非好事,与钱粮必大有碍矣。现收征甚无起色,非此故乎?” [30]
日记记录了杜凤治在罗定州罗镜粮站同粮站师爷章梿(子贞)有关征粮的讨论:
相见坐谈,即询粮如何,则言尚不到六成。予闻大骇,何至于是?伊呈一单,言此数大户数最多,花丁、殷丁均疲玩,催无起色,故先在此等候,绅士来见须责成催纳。予阅单所开,陈寿户新旧二百石外,叶钟盛户亦新旧二百石外,陈畴户新旧百四十石,沈万秀户新旧百石,蔡永华户新旧七十余石,蒋腾邦户新旧亦七十余石。以上数户,本花丁家无二三人,亦无多粮,俱系他姓寄粮。他姓喜寄伊户者,以伊户门衰祚薄,一线将绝,日后子孙无户,希可报作亡户。而本户亦喜人来寄粮,幸得催粮沾润,故均是本的丁出充殷丁,官刑挨得过,伊得无限便宜人情。狡诈至斯,别无生财之道,于国家正供中设法偷漏,以肥囊橐,此等存心,即便受刑至死亦不冤屈。以故无花丁可催,只可专逼殷丁。令殷丁供出寄粮者为何人,至死不肯说出,盖一说出,官有花丁可追,殷丁无利益矣。本州不过割户柱,又粮多寄户,征收一日难似一日,且一日短于一日。予常谓非一概从新丈量,明立户柱,一庄设立一庄书专管买卖田地、房屋,推收卖者,推出买者,收入册上注明,如此则粮反有羡余,而征收亦易矣(何以有羡余,盖山田新开者不知凡几,官山开田据为己有,但罗定、肇属皆然,通省亦何莫不然,而能行之者谁欤)。 [31]
从两人对话可知粮难征的一些原因:业户欠粮严重、“寄粮”、殷丁作弊等使难以找到花丁纳粮,征粮必然一日难于一日。在罗定任上,杜凤治在日记里写了不少关于钱粮改革的议论,如说:“论罗属粮务之敝,必至日难一日、日绌一日,予一言蔽之,非全行清丈不可也。” [32] “全行清丈”并非一州一县的事,谈何容易,杜凤治只能在日记里空发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