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钱粮难征的原因

前人研究都指出了钱粮征收与官府对地方基层社会控制的对应关系。杜凤治笔下广东钱粮普遍难征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咸丰、同治年间大战乱后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出了问题。但同一时期江浙所经历的战乱较之广东或许更严重，为何广东的粮比浙江难征呢？

州县官要收到钱粮，就必须确定田土真正的业主，咸、同大战乱导致包括田土册籍在内的官方档案毁失，是真正业主难以找到的原因之一，这点广东与江浙皆同；而早在咸、同大战乱以前，土地流转（特别是买卖后不契税推收割户）导致册籍上的业户与真实业户分离，这点似乎广东更为严重。杜凤治在罗定催征艰难时慨叹：

乡人有升斗之粮，往往指东影西，无奈州中无尺籍可稽，任其影射，无术破之。粤东民间买卖田亩，私相授受，既不割户税契，官署又无鱼鳞册，亦无字号，紊如乱丝。贸贸催征，唯以肉鼓吹讨生活，予实不能为此等事，在他处予已自向催科，政拙至此州，更穷于术矣！ [16]

在杜凤治催征过的州县中，罗定州还不是最严重的。官府对乡村基层社会管治能力的减弱、土地册籍的混乱和书吏、图差、绅士、殷丁的彼此勾结舞弊，使逃避钱粮征收成为不难办到的事。到了本族、本乡欠粮、抗粮者越来越多时，原来不欠不抗的业户也会因期望法不责众而转而成为欠抗户了。

在官府对乡村控制特别薄弱的地方，恶绅、土豪往往不纳粮。如潮阳富绅“陈来远家素丰盈，且多无粮之田（贫村卖与者，卖田不卖粮，贫村目下无田有粮，苦极，而彼已安享多年矣）”。 [17] 另一个富绅陈朝辅，“每年可收数千挑租谷，而无毫厘钱粮，其田皆无粮，非强霸即贱价得来，柳岗大房公祭田俱为朝辅谋霸，现在完粮又迟延观望，不肯认完”。 [18] 其他地方也有，如罗定富绅罗洪麟的祖父（已故）当过全国著名优缺四川夔州知府，“白契管业不税”。 [19] 富绅有田无粮，其粮由原业户或被“飞洒”的业户承担，但相当部分肯定没有着落。不仅绅富，“民间买卖田房，从不推收割户，非寄人之户完粮，即仍留原户，为此官吏一概不知，民间有几多税契无从查考、无从差催”。 [20] 民间不推收割户或许是为逃避税契，而风气一旦形成，就会有更多田粮分离、官府无法催收的空户了。

册籍混乱、钱粮难收对州县官是不利的，但对书吏、差役、殷丁甚至州县官的驻粮站幕客、“家人”来说却是牟利的机会。杜凤治在四会任上，谕令粮站“家人”严查饬禁“粮差舞弊得钱则有欠而以为无欠，无钱则已纳而牵扯本家他人未清之户，向其讹索”。 [21] 同治六年，生员欧阳瑞的田早已卖绝多年并税契，但因“仓户房误查”，仍作为欠户被羁押。 [22] 这名业户是生员，尚因“误查”被当作欠户，书吏、粮差有意制造的册籍混乱就更难查清真相了。同治八年，南海监生罗邦贤来四会禀控：自己的田已于同治四年全部卖去，但四会粮差来催，竟有三图四户共税二顷五十三亩五分飞入其罗秀户。 [23] 此案审了一个多月，案情大致是书吏与四业户勾结，假造出一个罗秀盛户作为四业户田亩的买主，而指罗邦贤的罗秀户为罗秀盛户。所有到案的书吏、业户、中人的供词都狡诈万分，都尽量推在已死、已逃者身上。杜凤治审了一二十天都理不出头绪，面对真伪难别的册籍十分困惑：“如契未税，何以出有推照？如已税，何以流水簿上无号？ 万状，案关粮税，非一时可能了。” [24] 后来讯明所谓“罗秀盛户”确实与罗邦贤的罗秀户无关。 [25] 这些田亩即使不涉讼，四会县要越境到南海县向在四会已无产业的“冤户”罗邦贤征粮几无可能，这253亩多田地的钱粮就只能空挂了。

杜凤治曾说过，四会是自己任职州县中钱粮相对好征的县份，但即使在四会，花户主动纳粮也会被书吏、差役设法刁难。同治七年二月，一位主动带头要当堂纳粮的老者禀诉，自己按四会县勒石规定的办法交纳银米，“仓房勒索过重不肯收”。 [26] 因为房书克扣，“非重平暗剥，即借粮串勒索多钱”。杜凤治“拟在大堂设柜试收一月”，但房书不愿使用规定的“司码公砝”，杜凤治也不想以强硬手段禁止书吏使用“重平”；因为知道“大堂收粮事大碍科房”，就派“家人”传谕书吏：“予非不知，但若辈收旧粮手太重，又单三用四，向例如此，而又意外需索，旧粮不旺，非若等故乎？税契亦寥寥，只要若等对得住我，我又何必出新章哉？” [27] 可见书吏、粮差也会设法使“自封投柜”难以实行，知县不敢采取过于强硬的办法推行，不得不对书吏妥协，只求他们不要太过分。

在四会，“有完户已付银而迟迟不给串者”，书吏甚至改写卯簿、调换粮串。 [28] 业户以为自己已经完粮，但银两实际上并未收入官府，州县官难以一一查明，于是就成为亏空。广宁书吏沈大文“以白单收粮入己，借作本钱贩树木”，沈不愿承认，但杜凤治心中有数，因要倚靠沈大文征粮，不打算追究，只要求沈“其速将白单收回，立时扯印串去”。 [29]

由于交粮需交现银，业户必须把粮食贩卖换银才可交粮，但收获时节粮价会下降，业户惜售或运售不易，也会造成钱粮征收的困难。广宁县以产竹著称，很多业户靠出售竹子的银两交粮，同治九年竹价大跌，民间拮据，杜凤治就很担心：“此非好事，与钱粮必大有碍矣。现收征甚无起色，非此故乎？” [30]

日记记录了杜凤治在罗定州罗镜粮站同粮站师爷章梿（子贞）有关征粮的讨论：

相见坐谈，即询粮如何，则言尚不到六成。予闻大骇，何至于是？伊呈一单，言此数大户数最多，花丁、殷丁均疲玩，催无起色，故先在此等候，绅士来见须责成催纳。予阅单所开，陈寿户新旧二百石外，叶钟盛户亦新旧二百石外，陈畴户新旧百四十石，沈万秀户新旧百石，蔡永华户新旧七十余石，蒋腾邦户新旧亦七十余石。以上数户，本花丁家无二三人，亦无多粮，俱系他姓寄粮。他姓喜寄伊户者，以伊户门衰祚薄，一线将绝，日后子孙无户，希可报作亡户。而本户亦喜人来寄粮，幸得催粮沾润，故均是本的丁出充殷丁，官刑挨得过，伊得无限便宜人情。狡诈至斯，别无生财之道，于国家正供中设法偷漏，以肥囊橐，此等存心，即便受刑至死亦不冤屈。以故无花丁可催，只可专逼殷丁。令殷丁供出寄粮者为何人，至死不肯说出，盖一说出，官有花丁可追，殷丁无利益矣。本州不过割户柱，又粮多寄户，征收一日难似一日，且一日短于一日。予常谓非一概从新丈量，明立户柱，一庄设立一庄书专管买卖田地、房屋，推收卖者，推出买者，收入册上注明，如此则粮反有羡余，而征收亦易矣（何以有羡余，盖山田新开者不知凡几，官山开田据为己有，但罗定、肇属皆然，通省亦何莫不然，而能行之者谁欤）。 [31]

从两人对话可知粮难征的一些原因：业户欠粮严重、“寄粮”、殷丁作弊等使难以找到花丁纳粮，征粮必然一日难于一日。在罗定任上，杜凤治在日记里写了不少关于钱粮改革的议论，如说：“论罗属粮务之敝，必至日难一日、日绌一日，予一言蔽之，非全行清丈不可也。” [32] “全行清丈”并非一州一县的事，谈何容易，杜凤治只能在日记里空发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