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广州贸易体制的崩溃
国家贸易与私营商人
印度的私人企业从一开始便是东印度公司一个不可或缺的业务领域，公司通过它们与当地发展贸易并赚取利润。这种私营企业采取所谓"国家贸易"的方式，即由私人业主在东印度公司的授权范围内开展贸易活动这种形式首见于印度及邻近地区，英国公司将在加尔各答和伦敦均可汇兑的汇票转售给英籍或印籍的"国家贸易"商人，利用后者的利润来发展本公司的汇兑业务二为一了争取更大的商机，"国家贸易"扩展到了东亚。例如，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孟加拉的鸦片供应，然后通过拍卖形式将之转手给"国家贸易"商人，后者再取道马六甲海峡和印度尼西亚将鸦片转销到国外。英闰人和苏格兰人开设的私家商行为这种"国家贸易"活动提供了方便，他们组成"销售局"，不仅投资造船业，而且也一手操办了货物、船只、仓库、保险及收取佣金的私人交易等业务：这种方式正好介于英国的商业、财经和工业扩张与现代国际贸易活动之间的分水岭上。
印度的"国家贸易"很快做到了中国。早在18世纪80年代，积极进取的英国人为了逃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控制，已然在广州开始充任欧洲各国政府名义上的代表。这在后来成为一项定例，如1823年，詹姆仁、开弟臣（JameSMatheson）担任丹麦领事，托马斯o丹特担任萨一丁岛的领事：担任这一职务获利甚丰，无需多少资本，但需要极大的事业心与创造精神。这样，丹特、升弟臣及其他在广州的英国人很快就有了自已的舰队，成立了保险公司，并开展了银行业务。东印度公司于!813年停止了对英国在印度的贸易垄断后，原先的业务交由"销售局"办理，而私有业主往往即是这些机构在远东地区的联系人和主顾，反过来这些销售局又成为大英帝国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的首选利器。在这种扩张过程中，"国家贸易"于1817年后古据了英国对广州进「份额的3/4，迅速完成了两项工作：首先，它为印度的产二品找到了销售市场，并将利润源源汇上印度；其次，它继续为东印度公司购买中国茶叶一提供资金，英国政府在此项生意中通常能获取很大的利润。
中国方面的商业利益也相应地增长起来了。不过，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广东是中国南方手工棉纺织．钻及茶、糖的一个集散地，其中棉纺织品大多为"南京布"，因为当时中国的棉纺织业中心主要分布在苏州和松江一带。这些出口商品不包括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内，而国内生产则主要面向中国国内大众的消费。直到19世纪，印度都是从外地进口棉花再转销到中国，这是印度"国家贸易"的主要进口、业务。行会商人就像一个漏斗，他们从华中原产地的游商手中买来茶叶、蔗糖后又转手销往外地。当时从江西到广东的货运主要依靠驳船或苦力搬运，广州的贸易额相对说来虽然不大，但它在积累资本、培养商业精神及商业利益等方面都古据着重要的地位。"广东的商业利益"成为当时制定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鸦片生意的繁荣
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鸦片，这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英国在中印鸦片生意的繁荣，由于鸦片属于服用上瘾的毒品，它的社会危害远比今天在英国谈虎色变的杜松子酒要大得多。婴粟在中国一早已有之，其麻醉药效亦为中国人所认识，但直到烟草于17世纪从美洲经马尼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才开始"抽"起鸦片。18世纪晚期时每年大约有1000箱鸦片从印度运往中国。从1800年到1821年，这个数字达到每年4500箱，到了1838年更增至每年4万箱（注：每箱大约载重133磅）。当时耽于阿芙蓉癖者逐年增加，这与上文提到的人日压力、生活水平的下降、政府的腐败及民众的不满反抗情绪无疑有很大的关系。总之，当时的中国呈现出民心涣散的时代精神：吸鸦片是当时中国人、尤其是衙门青吏差役这些与大众打交道的官府代表的一个精神表征。
当时英属印度的财政收人中有5％一10％为鸦片生意的利润，这也是中国鸦片成患的一个幕后原因。尽管孟加拉的鸦片种植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控制并由政府以拍卖的形式销售给加尔各答的私营鸦片商，但西印度的鸦片生意却不归东印度公司管辖，并且一度还对孟加拉的鸦片生意构成竞争威胁。不过到了18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司已控制了印度各船舶港口（如孟买），这就使它通过抽取转口贸易税而大发其财。同时，孟加拉与西印度之间的商业竞争也推动了鸦片的增产与降价。在华鸦片商通过因供求变化而产生的价格波动，可以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1821年以前，一箱鸦片可以卖到1000乃至2000墨西哥银元，便宜时也可卖到700至上1000银元。这种投机生意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外商开始使用原始的快船（Clinperships）运货，力争赶在竞争对手的前面。他们将运到的鸦片装到"接货船"上，船上往往设有重兵把守的浮动货舱。中国本国的鸦片商人则组成经济人伙房，通常由十几人组成，每人均参股筹集资金。他们使用的走私船往往备有武装，船上的六七十名桨手（中国人称之为"飞龙"或"快蟹")，通常兼任脚夫负责从洋商的运货船上装卸鸦片。到18世纪30年代时，广州的海域上大约有25艘接货船及一两百艘"快蟹船"。起初这些鸦片运往广州以西尤其是广州以北的内地，但后来改由洋商洽海路从广州运往广州东北的内地。
无能的清政府面对如此猖撅的鸦片走私生意，竟然采取了装聋作哑甚至暗中推波助澜的政策。早在1729年清政府就下旨禁止买卖、吸食鸦片，1796年又下令禁止国内生产和进日鸦片，并于1800年后一再重申这些禁令。但随着鸦片生意日趋繁荣，政府干脆采取了默许纵容的态度：鸦片贩子钱可通神，所以鸦片亦成为当时官场腐败的又一根源。官员们一来贪图厚利，二来又惧怕会惹恼在幕后操纵鸦片生意的黑社会中人，尽管上面三令互申地禁烟，下面却睁只眼闭只眼，或将一部分贿赂转而孝敬＿［司乃至朝廷。当政府高层而对曝光、讹许和物议而信誉扫地时，他们感到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不再受理走私鸦片的案件1821年，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命令珠江下游的接货船离汗广州，于是外商开始转向广州东北的泉州等地寻找市场，这种"沿海贸易"比在广东三角洲时还要猖撅，很快在18世纪30年代就赶上几了广州鸦片生意的规模。
鸦片生意受到中英两国的一致看好，不但英国的商业扩张依赖于鸦片生意，而且随着中国吸食鸦片人数的增加，在中国还形成了势力强大的走私组织，这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腐败：一个多世纪以来，清廷例行从广州的贸易中提取利润以补贴国用，但鸦片生意却只是养肥了私人、巩固了"广东的商业利益户'。与之相类似，英国向中国出口鸦片所获取的商业利润也增强了英国向中国进行长期商业扩张的野心；换言之，鸦片生意进一步推动了英国的在华利益。
但不幸的是，英国此时又因行会商人财力不足而受到打击。当时行会商人中最著名的首领为怡和商行的伍浩官（伍绍荣），其人靠做生意（他甚至通过北美波士顿旗昌洋行的朋友投资海外）而发了大财。不过，伍浩官只是一个例外。大部分行会商人往往缺少资本，并饱受官府的敲诈勒索，因而不得不向东印度公司举债，后者则往往追加资本以买断下一季度的茶叶、丝绸生意。不过，当时并无追查债务的法律机构，所以行会商人债台渐高，但公司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官府随意逮捕、拷打人犯亦卜分反感，而由于中英两国对于个人权利与责任的看法不同，两者的法制传统也因此而大相径庭。出于这个原因，在广州的英国人于1784年以后拒绝由中国的法律来审判英国的杀人犯，美国人于1821年亦如法炮制。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等于治外法权，但中国方面对此一汽没有明确表态。
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
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于1834年成功地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英国在华贸易的垄断，井派遣一名政府贸易督办到广东代理海外商业事项。这时爆发了危机。这位苏格兰籍的督办纳皮尔勋爵，毫无外交经验，对亚洲事务一也不熟悉：他仓促受命，在几乎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却要完成一件儿乎不可能的任务：建立中英两国间的平等关系，并就此结束以往的朝贡制度。清朝的地方官们白然拒绝了建立平等关系的要求。很快他们就中止了中英两国的贸易往来，这正是他们压制外商的惯用手法、于是纳皮尔便散发中文揭帖谴责中国官员无视两国间的商业往来和商业利益。对此满清官员则切断了英方的所有供给而报以颜色。二．纳皮尔勋爵的两艘战舰冲出珠江主航道口，与岸上的清军进行了交火。这时清朝皇帝下令英军归降，否则即用武力将他们驱逐出境、
行会商人和英方的自山贸易者同时呼吁双方让步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几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对峙局势、纳皮尔辞职寓居澳门后一于1834年10月因病在当地去世，他的继任者在此后的4年中推行绥靖政策，但此时英国内部关于对华政策却产生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以查甸o仃弟巨公司为首的大多数英商均要求英国海军为纳皮尔勋爵所受的侮辱而惩罚中国，并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以丹特公司为首的对立一方则希望以商业利益为重，主张息事宁人。广东的官员则要求英国政府委派一名官员以负责英国的在华贸易事务。
这样，广州的商业体制到1836年便土崩瓦解了中外贸易不再局限与广州一地，"公行"又中外贸易尤其是鸦片生意的垄断也被打破了，行会商人时常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东印度公司对中英贸易的垄断也被众多相互竞争的私营者所取代，而拒绝听命于行会商人的英国督办也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对英国商人的管理。中英贸易成交额增加了，但其中的不法现象也日渐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