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通商口岸西风东渐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西风东渐，对中国的传统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而等清政府认识到这一点时已为时过晚。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曾编译《四洲志》，此书后经魏源增补为《海国图志》。该书辑录了不少西方近代史料，并提出"以夷制夷"的主张。魏源的思想新旧参半，他在提出上述主张的同时，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而所谓夷之"长技"尤指西方的坚船利炮及练兵技术。"自强运动"便脱胎于这种思想，该派中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这实际上是魏源等人"经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孙子兵法》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正好表明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不幸的是，中国太大了，士大夫们墨守成规、思想闭塞，对外界情况麻木不仁，因而西方的影响主要只是局限于香港等通商口岸地区。

商人与传教士

清政府拒绝了英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但实际上对上海以南沿海地区继续发展的鸦片生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除去广州等5个通商口岸之外，当时还有10个中外鸦片生意的半公开码头。当时中国吸鸦片的人越来越多。19世纪50年代，每年流人中国的鸦片高达五六万箱，比20年前增加了一倍。美国的鸦片商，如旗昌洋行，以前从土耳其将鸦片贩至中国以与东印度公司争夺生意，如今可作为印度在华代办商而直接与怡和洋行或丹特公司一逐高下了。美国也和中国、英国、苏格兰及印度一样，通过鸦片生意而发了大财。中国开始在本国大量种植鸦片，后来便取代了从印度输人的进口鸦片。不过在19世纪中页，几大洋行因其商船运送迅速且有武力保护，加之资本雄厚、设施先进，完全控制了中国的鸦片生意。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出口每年都超过1亿磅，但赚得的钱主要都用在支付进口鸦片的费用上了。英国的纺织品等商品在中国的销路并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农民大多自给自足，往往并不富裕，他们自耕自织地生活，没有多少余钱去购买洋货。地处西欧一隅的英国商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一直坚信，只要每个"中国佬"的衬衣后幅多用1英寸布，兰克夏郡的工厂就足以忙碌儿十年的。

几个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呈现出一种在有序竞争基础上产生的积极进取、富于活力的气象。上海和广州的商会下属大约有2仪刃家商行，其中大多数为英美公司，它们在各个贸易领域内进行着优胜劣汰的商业竟争。不过5个通商口岸与香港有所不同，它们都有英国炮舰把守，居民年龄偏低，人员流动迅速。这些地方也实行有序的商业竞争，加上广大的"异教徒"有待基督拯救的美好前景，便吸引了大批新教徒来华传教。不过中国对此反应冷淡，新教传教士们的传教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耶稣会于1773年解散后，他们在北京的地位被拉撒路教派的法国神父所取代。在外地，清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钳制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从1801年到1829年，只有少数儿个传教团能深入乡村传教。此外便只有新教在华的开拓者马礼逊了，他在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下，自1807年起便在广州传播新教教义。新教传教团（又称福音教派）是工业革命的精神产物，18世纪时产生于英国及北美新英格兰地区。马礼逊成功地将《圣经》翻译成了中文。为增强与广州市民的亲善，他的同事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了有名的英华书院。

首批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系受美国海外布道会(1810年创立）派遣，于1530年在广州登陆。他们创办了著名的《中国丛报》，编者之一的威廉姆斯还编写了一本《中国》（1848年），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了一家眼科医院，从此医学传教团亦进入了中国。后来威廉姆斯与伯驾及马礼逊等英国传教士一样先后从政为本国政府服务。不过，他们从政，主要目标仍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播福音，特别是通过梁阿发（1789一1855年）等皈依者编写的宗教小册子进行传教。为了使福音广为流布，他们试着采用汉字注音（即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阪依者寥寥无几，不过数十名而已。

同时，罗马天主教会亦卷土重来，在中国各港口城市及内地进行传教活动。天主教传教团的保护者法国政府从清朝统治者那里获得了弛禁的保证（1844年、1846年），自此在华天主教士可以公开进行传教并且重建了一些教堂。通过建立在华级差会，天主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耶稣会于1814年得以恢复，以上海徐家汇（徐保罗，即徐光启的家乡）为在华传教的中心，在中国教友的帮助下，和拉撒路会、圣多明我会等欧洲教会一样，儿乎在中国每个省份都得到了重兴。尽管传教在内地仍属非法，天主教会各派的传教活动仍比新教传教团争取到更多的信徒。不过，前者对中国社会构成的冲击也不像后者那么巨大。在华天主教传教士身穿汉装，并且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他们开办的学堂也不教授欧洲语言，而在华新教传教士则更为强调本身的宗教文化，并且更为直接地批判中国的风俗习惯及佛教、道教这些"偶像崇拜"。这样，天主教在中国相对深入人心，但对中国社会产生革命性推动作用的却是基督教新教。

广州人扮演的历史角色

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在广州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外国人家中的仆役、律师行中的中国商人、中国的鸦片商及宗教书籍分发者最初都是华南人，尤其是广州人。他们各操不同的方言（其实是不同的语言），各自有不同的行业规范，为上海、厦门等地的洋商服务，本身具有一种当地人无法比拟的"洋气"。如若他们定居新加坡或香港，他们可能会随身携带英国公民的身份证。这些人作为通商口岸上洋行"员工"的一部分，他们甚至可以申请获得治外法权。他们经常身着西装革履，借此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

19世纪40年代晚期，这些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从事贩卖苦力的罪恶活动，即将壮丁在厦门及澳门等地装船后运往古巴、秘鲁、夏威夷、苏门答腊及马来西亚这些急需劳力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不断地移民东南亚，如今由于几个新的因素，这一迁徙活动的速度加快了。原因之一即是由于世界性的废奴运动使合同工的需求增加；其次，国外机帆船和汽轮的传入，使得低成本、大规模地运载苦力成为可能。中国的人贩子在外国商行的掩护下，一如早期非洲一北美奴隶贩子，从事着不可告人的活动。

广州的公行制度废止后，一种新型中国商人―买办应运而生。他们受雇于洋行，为外国雇主搜集情报，或负责洋行在中国国内的商业活动。在通商口岸的特殊条件下，这一阶层的人物逐渐成为中国的现代实业家。这样，中国从一开始便加入了现代世界贸易经济的大潮并在沿海地区首先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