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清末农民起义

19世纪中叶时一系列长达20年之久的农民起义席卷了大清帝国的18个省份。鉴于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有限，所以产生这场大动乱的原因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内部。19世纪奶年代末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几乎已是一触即溃。国内人口不断增长，国势危急而官员们却只顾及自身利益，官场遂越发腐败黑暗不堪。例如，清政府在黄河与大运河上修建了不少堤坝，但泥沙淤积仍是有增无减。大运河作为南北粮道的地位逐渐下降，而黄河则于1194年之后的六七百年中(1852年）首次在山东境内泛滥改道。人口激增、水涝旱灾、贫穷、腐败再加上政府的无能，遂导致了全国盗匪横行，并不时有暴乱产生。

由于官府无能，秘密会社得以大行其道。这些秘密会社，北方称"教"，南方称"会"。1883年，白莲教的一支（即1900年义和团的前身）流行于华北地区，不过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但南方的颠覆活动，如"天地会"（洪帮），却是屡禁不绝。据说天地会由福州的一名武僧于1674年因不堪官府欺压而建立，其口号为"反清复明"，入会有一套复杂的仪式，入会者欲血为盟，立誓反清复明、、不过天地会平时很平和。类似西方的共济会，天地会规定人会者即是兄弟，但必须遵守一些严格的道德准则，会员之间亦须互相帮助二这对商人、船夫、苦力、下级官吏或走私者这些流动人员具有特殊的作用。人会者在异国他乡（如新加坡和巴达维亚）通过切日、手势暗号即可得到当地分会成员的保护和照应。

19世纪40年代末，中国南方地区普遍动荡不安，这是因为政府的统治在两方面遭到削弱的缘故。首先，华南是当年满洲人最后征服的地方，清政府仅在广州一地驻有八旗部队。其次，这一地区长久以来深受西方商业及文化的影响，并于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达到高峰。事实上，广州正是产生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摇篮，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在西方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刺激下产生的。1841年的三元里抗英己向世人表明了中国人民民族主义思想的觉醒。义民被清政府遣散后，广州人民对英帝国及求和苟安的清政府都产生了不满情绪。而上海因为地近茶叶、丝绸产地，自1843年开埠通商以来便杜绝了操纵粮运、潜运的帮会势力。最后一点，英国海军于1849年开始打击中国的海盗势力并取得成功，这就迫使海盗帮会不得不沿西江迁到内地的广西省。

太平天国

就像以往的大规模起义一样，发生于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是以宗教为号召来组织人马造反的。太平军的领袖洪秀全（1814一18必年）及其副手均为客家人。客家人几百年前从北方迁到南方，与本地"土人"并未完全融合，甚至相互仇视争斗。洪秀全本一落魄文人，多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而均遭落第。因此，他最终变成一名神秘主义者，或多或少有些精神失常。他在病中见到"天父"，于是自认为是新的"弥赛亚"降世。洪秀全于1836年见到梁阿发编写的传教小册子而若有所悟，后以新教《圣经》为依托，创造了一种类乎旁门左道的"拜上帝会"。洪秀全长久以来因病而见神见鬼，他在病中阅读这些小册子后认为，他病中见到的正是天父耶和华、天兄耶稣，而本人则是天父的幼子，为拯救世人而降下儿间。洪秀全与广州的新教牧师曾有短暂交往，但鼓吹武力和复仇的《旧约》对他产生的影响更大。他全盘接受了"摩西十诫"的思想，但对"登山宝训"的内容却弃之不顾。

洪秀全及其同事传教数年后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一过程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由于官府对盗匪和地方纠纷已经无能为力，地方上经常自办团练以维护本地治安。这些"民兵"通常领取报酬，并由当地缙绅指挥领导。他们有时会发展为秘密会社或宗教组织，并向当地勒索保护费或孝敬钱。不过，随着官府势力的衰败，这些会社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争斗。就像成吉思汗崛起前的蒙古各部一样，这些组织也往往由一铁腕人物统一为一个庞大的"帮"会组织。

洪秀全及其追随者于19世纪4O年代末组织的"拜上帝会"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不得志者，如客家人、天地会成员、盗贼及流离失所的农民等等。他们于1851年7月在广西金田村揭竿起义，于1851年9月攻克广西永安州后建立起了军政制度。洪秀全自封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太平"一词在经书中屡见不鲜，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农民起义即以此为名号，有些朝代亦采用"太平"为年号，而《圣经》译人中国后，"太平"又获得了新的含义。出身烧炭工的杨秀清（约1820一1856年）被封为东王，领中军主将。其余人亦封为北王、西王、南王、翼王，皆受东王节制。

清军久攻永安不下。1852年4月太平军突围北上，沿途队伍不断得到壮大。由于缺少火炮，他们未能取下桂林和长沙，但于1853年初攻克了武昌，继而渡江而下，于1853年3月占领了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南京。这是太平天国的胜利顶峰，此后便是互有胜败的相持阶段。太平军曾派大军北伐，因失利而西上太行，又东下临铭关，时值冬季，行军艰苦，最终于1853年年末迫近天津。与此同时，太平军从广西北上，并未在沿途建立起政权机构，事实上，他们也缺乏地方官的合格人选。太平军转战中国的16个省份，攻下大约以刃座城池，但得之而不能治之。攻下南京后，太平天国在此定都并且建立了六部，但在乡村，其政权仍为军事化的统治机构。

太平天国早期的军事化宗教社会中实行严格的男女隔离禁欲制度。太平天国鼓吹男女两性的贞节，主张男女平等，禁止缠足，妇女亦参加劳动和战一斗，也可以担任官职。太平天国的清教徒式狂热使得他们反对蓄奴、通奸、巫术、赌博、酗酒、吸鸦片和抽烟。他们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混和而成的奇特产物。洪秀全自称为天父次子而被奉为天命在身的新天子；他的追随者向大众布道井向＿上帝献祭；他们捣毁偶像及儒、释、道三教的庙宇；他们的首条道德准则即为敬畏上帝、耶稣与天王，第二条便是"孝顺父母"。太平天国标榜平等，但其内部却是尊卑有别、＿上下森然。太平天国实际＿上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由于《圣经》并未提供理想社会的具体模式，于是洪秀全与杨秀清像王莽、王安石一样从《周礼》中寻求答案。中国的这种乌托邦理想根植于原始经济时期的社会状况，主张每人都为公共财富务尽其能而后各取所需。土地按肥沃程度划分为9等，农民们按人数分得相等面积的田地，并规定凡居民25家为一"两"，设两司马负责管理生产、分配、教育、宗教、司法以及地方武装等工作。理论上每个农民战时都是军人，各级官员的体制、称呼亦与军队相同（均田、编户并耕战合一的制度自然均为中国的传统做法）。由于太平天国并未在占领区设立政府，因此平分土地的规定并未得到真正的执行；他们仅在建都南京的最初几年里试图实施过这一计划。各王均有自己的宫室、行政班子以及军队，因此平等的理想也不免大大打了折扣。

洪秀全强调个人作用及超验的神性，他心目中的国家建立在理性的白然秩序之上，与传统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不过，太平天国的狂热实践却使这一乌托邦理想黯然失色。他们反清辟孔，震撼了整个社会秩序，触犯了保守的七大夫阶层，但同时又未能团结天地会形成统一战线。太平军借用了不少天地会的切口，许多天地会成员还加人了太平军，但天地会于1853年在厦门及上海起事时，太平军却袖手旁观。太平军低估了盘踞在上海的外国势力，也未发展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同时，太平天国统治阶级上层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为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东王杨秀清为马基亚维利式的人物，他自称天主附体，从而攫取了极高的权力。天王还算比较老实，尽管他自称上帝幼子，却对杨秀清一再忍让。到了后来，东王的势力已驳骚然驾乎天王之上，洪秀全乃密诏北王韦昌辉等回京除杨。韦昌辉趁机大开杀戒，残杀东王及其家属、部众2万余人。于是天王又不得不诛韦平乱。这时洪秀全当年的老部下已所存无多，于是他又封了一些亲戚为王以巩固其统治。大多数新王均腐败无能，唯有忠王李秀成（1859年受封）为其中佼佼者，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事领导人。由于清政府垄断了管理国家的统治人才，所以能枚平19世纪50年代的起义而得以苟延残喘。这些人再次证明了传统文人政府的优点，也可以说是康熙及历任清帝为国家及文化大一统所做努力的遗泽了。士大夫们宁可拥护传统的异族政权，也不愿接受本族"逆贼贰臣"的统治。最后，汉族士大夫领导的"新军"、尤其是湘军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了下去。

湘军的主将即是曾国藩（1811一1872年），他的一生与太平军起义是紧密联密在一起的。曾国藩于1838考中进士，之后是在京师的10年宦海沉浮。1853年初，他受命在家乡湖南办团练以对抗太平军。他以儒家伦理训练湘军以维护"名教"。曾氏出入释儒二氏，主张"经世致用"。他并非天马行空式的天才，但凭其百折不回的精神首先建立了一支缙绅士大夫队伍，之后又整肃军队，向他们灌输敬上、爱民、立德等道德信条。湘军常常跨省作战，渐渐由防御性组织发展为进攻型队伍。其次，湘军还训练水师，镇守华中一带。第三，曾氏一直盘踞在湖南，于1854年收复武昌后才离开本省老营。不过，即便是这时，各省依旧是各自为战，各地起义仍然绵延不断。

捻军与回民起义

正当太平军于1853年崛起于长江流域之时，黄淮之间、运河以西地区又爆发了捻军起义。苏、鲁、豫、皖一带原有白莲教的余党，这时发展成为盐袅"捻子"（帮）。他们活动的范围即所谓"九省通衙之地"，虽无名都大邑，但出人方便，不过时有盐袅出没，村民械斗不绝，并且常常还与回民发生冲突，此外水患、饥荒不断，人民颠沛流离。1853年各地捻党大致形成了统一的组织，势力之大，许多地区都是只知捻军，不知官府朝廷。捻军不断扩充武备、马匹，并向当地征收赋税，很快发展起骑兵队伍劫掠邻近地区。1855年，捻军形成黄、红、蓝、白、黑五旗军制。他们使用暗号手势、献血结盟，人伙时还有一套复杂的人会手续，并且效仿太平军蓄留长发。捻军与太平军先后多次合作，但内部一直各自为政，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乡村，也未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不过，捻军首领渐渐建立起晓勇的队伍（尤其是骑兵部队），并在大约1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先后牢牢控制了当地的兵勇、平民百姓和粮食供应。到了18的年，捻军与太平军隐隐然已对清政府形成合围之势。

云南回民起义持续的时间更长。穆斯林自元朝之后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一直很有势力。云南的回民自成团体并时常与外界发生冲突，在争夺铜、锡、铅及金银矿源时尤其如此。当地的清朝官员人数不多，也很难行使政府的权威，如一名从麦加朝圣回国的阿旬，因发现孺家思想不合伊斯兰教教义而聚众闹事时，官府儿乎无力治理，于1861年才用招安的方法将之勉强平定下去。不过，云南西部的回民起义在杜文秀的率领下又坚持了十一二年。1856年杜文秀定都大理，自立为新建伊斯兰国的苏丹。他从缅甸（后者将穆斯林称为Parthay)获得军火补给，甚至还于1872年遣使至伦敦谋求合作，但未获得什么结果。同时，1862年中国西南地区又爆发了一场回民起义，而贵州的苗民自1854年以来也纷纷生事作乱。

这几场起义虽然规模不及太平天国起义，但都不同程度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清王朝身处内忧外患之中，一时岌岌可危。不过，内地的这些起义仍然无法产生足以取代传统社会的新型制度，相形之下，通商口岸的西方人倒是趁机在沿海地区大力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