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条约体系的完成

这场起义造成了几百万人的伤亡，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成批的城池为之夷灭，与之相比，伤亡仅仅数千人的鸦片战争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同样，早期的鸦片生意、传教活动以及第一批通商口岸也未形成多大气候。它们并未直接触及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只是使人们对旧的生活秩序产生了疑问，并潜移默化地冲击着旧有的社会制度。不过短期看来，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并不总是起到革命性的作用，相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现象就是西方列强于1860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满清的灭亡与中国政治的变革。从1851年到1860年，正当中国人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西方一列强一反谈判做法，转而向清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之后转而又与清政府合作镇压国内的起义。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对地方（包括诸通商［上岸与内地省份）的统治遭到削弱，地方势力逐渐抬头。但在诸通商日岸，西方各国的领事建立了西式的统治机关。当时上海挤满了躲避太平军的难民。1853年，小刀会发动起义占领了上海，清朝的海关陷于瘫痪，自道台以下的官员尽数被驱逐出上海。上海洋行中的外商为求自保组织了"上海志愿军团"。1854年7月，英、美、法3国领事联名要求上海道台准许他们自治并获得准许，此后在上海便逐渐形成"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各租界均有自己的武装与警察。这样，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通过租界在长江流域牢牢地攫取了一席之地，为上海日后成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心打下了基础。

同时，由于当时上海未设海关，由英国领事负责租界关税事宜并把持了内地的洋货进「上关税。租界的关税本应一视同仁，但由于中方海关官员的作梗与各国外商之间的竞争，条约中有关关税的种种规定实际上无法实行。但如果关税不统一，自由贸易及合法的贸易发展势必受到威胁。因此，英、美、法3国领事于1854年7月做出决定，由其向上海道台指派海关税收人员，以此保证各国外商利益一致，同时也确保关税能够交到道台本人手中。这即是中国海关外国监督制度的滥筋。自1855年起，中国政府聘用英人李泰国（Horati。Nelson场）出任上海的江海关税务司。公共租界、海关监督制度都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畸形产物。在当时的情形下，这几项制度反映了英国人喜欢节外生枝的本性及中国与列强虚与委蛇的手腕。

中英、中法战争

在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与国外的茶叶、丝绸及鸦片生意仍是有增无减，但广州逐渐失去了先前的外贸优势地位，排外情绪不断滋生：英国人仍然无故不得人城，这涉及到中英两国政府的"面子"问题。到了1851年，英国已打定主意再次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以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但也认识到外国的侵略也许会加剧国内的动荡局势，于是暂时隐忍不发。看起来太平天国政权不会比清政府提供更好的贸易机会，因此英国在双方对峙交锋时保持了中立。

1854年，英、美、法3国在广州、上海与天津3地召开修约筹备会议。清政府拒绝并回避了这一问题，但中国人时常聚众袭击西方人，使修约问题又不得不提上议程。此时西方列强正迫使日本等亚洲国家鉴订一系列通商条约，他们亦欲通过与中国修订条约而进一步控制中国。英国认为有必要修约以扩大原有成果，于是在1856年借口中国水师在"亚罗"号船上撕毁英国国旗，并于次年与法国（法国以马神父事件为借口）组成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国人明白，他们需要的是中国"天子"接受西方对全球贸易及外交关系的诸般理念―他们花费4年功夫达到了这一目的。经过一番周折，他们于1858初攻古了广州，两广总督实际上成为联军手下的傀儡。英法联军意在满清皇帝，于是在1858年5月攻陷大沽炮台后又逼进天津，并于同年7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汀《天津条约》，允许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二俄美作为中立国向天津派出全权代表，也签订了内容几乎相同的条约。由于各国驻京使团意欲彻底粉碎满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清政府方面的态度乃日趋强硬不肯做出让步，甚至否认条约草案中的内容：英法两国公使抵津一年后，又于1859年6月赴北京换约，以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为借口进攻大沽炮台，但遭到重创，有4艘英国军舰沉没1之后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其中包括英舰41艘，运输船143艘，英军1.05万人，另有2500厂－州苦力随军效力．、法国方面则派出军队63朋人，军舰60余艘。英法联军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后于当年10月进驻北京．而咸丰帝则仓惶逃往热河避难二〕山于法方坐大，同时对中国亦毫无商、｝仁兴趣，致使英法两国在京期间发生鳅龄，另外英方代表额尔金亦不得不设法遏制本国的扩张要求：就在此时英方的谈判困首领在停战状态下被清政府逮捕，其余约20名成员亦被处死，额尔金为了报复清朝皇帝，下令焚毁了圆明园飞由于缺乏弹药，兼之冬季将临，英法联军不得不做好尽早签约后撤军的打算。他们与咸丰赞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沂签订了新的和约，认可厂1858年签订的《大津条约》，又增加了租界地与赔款数额。例如，英国获得了九龙司地方一区，法国方面则获得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各省租买田地的特权。

尽管并未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西方各国的在华利益，进一步使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国门。

俄罗斯在满洲的扩张

俄国凭借最惠国条款，同样也获得了英、美、法诸国的种种特权。不过同时俄国人还别有所图。满清统治者j通过《雅克萨条约》将俄国人拒于阿穆尔河流域及蒙古之外，俄国人因而曾转向亚洲其他地区进行扩张。伯令（Bering）于1741年发现了阿拉斯加，俄国政府在堪察加半岛设立了卫所，并开始与日本进行接触。1799年，俄美公司得到政府授权，垄断了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业务，其势力足以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分庭抗礼。自1812年至1839年，俄国甚至还一度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地区，同时，从1727年到1860年之后几年还在外蒙古境内的"买卖城"与中国政府定期举行边贸活动。尽管俄国不再向北京派遣商业使团，东正教传教团却源源而至，这些传教团后来成为汉学研究的中心及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外事机构。

中国的5个口岸通商之后，俄罗斯也同时加紧了对后来称为"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地区的扩张。在整个18世纪里，俄国人在此地不断推进，并修筑了边防哨所以防御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的进攻。这些哨所很快就蔓延到从里海以北到奥伦堡及东伊尔铁什（Irtysh）河沿岸的广大地区。俄国在侵略过程中逐渐将矛头转向了南方，开始逐步与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基辅、布哈拉（Bokhara）及撒马尔罕(Samarkand）发展边贸。1851年，中俄两国在库尔加签订条约以加强"买卖城"的贸易管理。俄国商团的路线、人华季节及下榻处等方面都受到中方的严格规定，但同时也受到本国驻库尔加地区领事的保护。这是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因为中俄两大帝国都是这一地区的征服者，他们在此都需要对抗当地的好战部落以维护本国利益。

受到英国侵华胜利的鼓舞，俄国也再次侵入阿穆尔河流域，其将领即是曾于1847年担任东西伯利亚总仔的穆拉维约夫（NikolaiMuraviev）。他于1854年向阿穆尔河派去舰队并于次年在该河北岸设置哨所，一直延伸到与乌苏里江交汇的哈巴罗夫斯克（khabaIDvsk）。俄军很快就牢牢控制了这一地区。1858年5月16日，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之前，穆拉维约夫已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援挥条约》，中方将阿穆尔河以北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并且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原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区。穆拉维约夫占领这一人烟稀少地区的讨一划终于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勉强同意。

《中俄天津条约》使俄国同样获得了西方列强在华的种种权益，但满洲以东地区的归属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直到1860年，伊格那提也夫将军（Nikolailgnatiev)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之后，又进一步扩大了俄国在东亚的胜果（而清廷则于1859年否认了《中俄媛浑条约》）。在谈判过程中伊格那提也夫费尽心机，使出了浑身解数。清军击退进犯大沽炮台的英军后，他下榻俄东正教驻京传教团，与清政府谈判了数日而未有结果。1860年他去了上海，凭其对清廷内幕的了解与西方各国代表打得火热。当英法联军攻古北京后，伊格那提也夫作为调停人亦随之进京，趁机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11月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这个条约除承认《中俄缓浑条约》的内容之外，又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上地（即海参威一带，俄国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割让给俄国。这样，早在大清帝国被西方列强通过商贸与传教活动叩开国门之前，俄罗斯人已然开始对中国领土进行了蚕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