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洋务运动

1868年至1912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同时代的中国却是每况愈下。两国都曾经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奇迹般地在几十年内学习而且赶上了西方的先进制度与技术，并最终于1905年击败了世界强国之一的俄国。中国未曾像日本那样在短时间内腾飞，这其实比日本的成功更容易让人理解。日本具有西方民族所祟尚的民族主义思想，故能激发本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就是中日不同命运的关键之所在。

正如在西方一样，这一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对编写历史和理解历史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日本史学家怀着一种力求客观的自豪感记录了本国明治维新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对于许多中国史学家来说却不堪回首，肯于直面史实者少而又少。无疑，中日两国的盛衰差异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偏向胜利的一方。晚清史不够发达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自1912年以后革命连绵不断，人们无暇顾及当年的那段历史。简言之，日本史学与日本社会一同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的史学却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事物一样，长期以来仍然羁留在传统之中。出于诸如此类的原因，我们下文所谈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只不过是一种试验性的摸索。

我们认为，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由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惰性力量，故西化进程只停留在表面，当外界压力增大时中国便暂时做出应对，危险过去后则依然故我。概而言之，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那样实现现代化是因为：中国社会十分庞大，其组织亦极其稳固，因而无法迅速转化为西方的组织模式。照此说来，若不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就无法建立起现代化的中国。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究其原因，即日本地方虽小，反应却快，并且具备快速接受西方制度与观念的种种素质。

中国现代化的滞后发展可以从社会及制度两个方面找到原因。有些人认为，中西传统社会并无明显差别，而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才是造成中国现代化滞后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一极端看法将一切西方的影响都视为洪水猛兽般的"帝国主义"侵略，但未能说明为何同是"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和日本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认为，起初西方对中日两国都只产生轻微的影响，也未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但日本在西方的刺激下，迅速做出了成功的回应。至于中国，除去幅员及惰性等因素以外，其滞后也是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等儒家国家一社会观念束缚的结果。当"帝国主义"于19世纪末在华势力大张之时，中国已是积重难返无法做出成功的回应了。即使这样，中国早期做出的现代化努力仍然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和日本拉开差距是后来的事，19世纪60年代的局外人恐怕还是看好中国的二1860年清朝的政治结构发生了两大变化：首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迫使"天子"不得不承认天朝与外邦是平等的国与国关系，这给了中国"大一统"观念以致命的一击；其次，清政府为扑灭太平军起义而不得不重用曾国藩等汉族士大夫，这造成了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并削弱了满洲人的统治。这些变化其实正是后来日本改革的先声：使中华帝国或日本成为国际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并将汉族百姓或大和百姓视为帝国军事力量的基础。不过日本很快就实现了这些目标，但中国却一直等到很晚的时候才做到这一点。与明治维新相比，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的改革只是漫漫征途中步履维艰的第一步。

自强运动及合作政策（洋务运动）

太平军于1860年至1862年进攻＿上海与宁波时被英法联军击败，这使得当时的清政府意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强大，于是准备仿效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制度来解决国内外的问题。曾国藩曾引用孟子的话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恭亲王奕诉建议通过镇压国内起义以获取西方的军火武器。中国自古以来的策略，"以夷制夷"，显然已过时了。相反，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时人的共识。在此基础上，中国于1861年后在外交、财政、教育及军事等领域内发起了"洋务运动"，而这些改革又进一步扫清了朝贡制度的残余。

英、法、美、俄等国的驻华公使对此纷纷表示欢迎，他们不仅相互合作，利益均沽，并且与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合作的政策。像阿利国（ButherfordAlcock，曾于1865年至1869年担任英国内阁部长）等外交家建构起中外条约体系后，又致力于在中国本身利益和西方在华特权之间寻找平衡，并适当地节制在华英商的非份要求。阿利国承认，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但社会转型只能是循序渐进。19世纪60年代时西方奉行"合作政策"的目的，正是为了帮助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

1861年3月，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外交事务）而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由奕折担任总理大臣。这个机构实际上只是附属于军机处的一个涉外机构，直到1901年成立"外务部"才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对外政策仍需由皇帝木人裁定，而且总理衙门也只负责北京城中的中外交涉事务。至于沿海省份的中外事务，则分别由"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处理，两职一般由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担任，并直接对皇帝负责。太平大国起义促进了地方势力的发展，而上述下放权力的措施正好适应了这一现实。

海关制度的建立

清朝外交事务新秩序之能够建立，英国人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英人李泰国于1855年担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他熟谙汉语，曾于1858年参予起草《中英大津条约》，后于1861年上月被恭亲王兼总理大臣奕诉任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不久他受清政府委派赴英购买军舰，后组成舰队开回中国并企图控制这只舰队。当这只舰队于1863年来到中国时，奕诉与曾国藩都表示拒绝这一安排，付与偿金后将舰队退还给了英国政府。李泰国认为自己是清廷的客卿，不归清政府管辖，如他曾经说过，"一名绅士听命于亚洲的蛮子并为之效劳，这个念头真是太荒谬了。"

赫德（RobertHart）于1863年继李泰国之后担任中国海关特总税务司，制定了由外国人管理海关事务的新制度。赫德为北爱尔兰人，于1854年来华。他曾对担任海关特派员的外国同事说过，"接受中国政府的薪晌，就得为中国政府效劳"，这个人同时便是中国官员的"同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人民的同胞":他和一手下的外国同事控制了海关事务大大小小各个方面，但在名义上仍接受各商埠中方海关长官（多由道台兼任）的领导，海关收入最终也交予后者。赫德本人负责管理外方人员，到了1875年，其中有252名英国人及156名来自其余欧美16个国家的人员。凭其高明的手腕、耐心与预见力，赫德为大清王朝创建了一支现代行政机构，如他聘用外国人来管理外商的在华活动，为清土朝迈向现代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赫德的建议下，清政府利用海关的收人，在北京创办了"同文馆"，以便为清朝的外交人员培养翻译人才。正如总理衙门的一道奏呈所云，与外夷交涉，须先知其性情。李鸿章亦说过，办夷务须先规其野心，防其非分之想，识其优劣长短。同时上海、广州及福州也开办了"广方言馆"，但学员多为中年旗人，因而成绩并不理想。

随着船坞及兵工厂的建立，时人对西方科学知识的渴求亦与日俱增。曾国藩与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8年中国人独力制造出了中国的第一艘轮船，但是轮船马达仍需国外制造。当时翻译西方科技文章亦风行一时。另外在法国的帮助下，清政府于1866年还在福州创立了"福州船政局"。几乎所有这些西化举措都是由总理衙门负责办理的。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奉行的政策兼有新旧两种时代特色。西方侵略者在商贸、外交方面获得利益，中国政府则从他们那里学习军事技术以抵御外侮、镇压国内起义，但同时也致力于振兴旧式的儒家管理方式。相形之下，维护传统与国家的大一统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办洋务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