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条约体制下的经济发展
西方的经济侵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借中国商人之手实现的，因此不像先前西方军事侵略或传教活动那样引起中国人的戒备。不过，中国在效仿西方发展工业化时进程缓慢，个中原因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
治外法权与通商口岸
通商口岸的土地被英法政府永久性租用，他们每年只付一笔为数不多的租金，这就形成了所谓"租界"。19世纪60年代，英国在广州、厦门、镇江、九江、汉口、天津、牛庄都建立了租界，法国则在广州、上海、汉口及天津拥有自己的租界区，而且两国在华的租界还不断增加。各国领事向中国政府签定的租借期限为99年。凭借领事裁判权，他们对本国人实行本国法律并且在租界逐步推行木国的税收和警察制度。这样，中国的主权在租界便名存实亡了。同时，英美两国于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公共租界"，这里生活着2000多名外国人，其中尤以英美人居多。租借者的代表由一经选举的委员会组成，该委员会直属本国领事馆并享有治外法权。后来该委员会渐渐包办了上海市的所有市政工作，诸如道路、码头、下水道、卫生设施、警察及娱乐设施（如跑马场）等等：这样，＿上海虽然仍是中国的领土，但却完全控制在外国领事的手中，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
西方的法律，诸如公司兼并法、合同法等等，对于商业活动来说极其适用。在华的外国人只服从本国领事法庭的法令，中国人也只能到领事法庭与之对簿公堂。英国还将负责审理中英、日英案件的最高法院从香港迁到上海，是为各领事法庭的最高机关。不过，法国、西班牙、荷兰及俄罗斯的仲裁法庭则分别设在西贡、马尼拉、巴达维亚及海参威。这使得中方原告很难找到上诉的地方。1864年，上海成立了混合法院（shanghaiMixedCoult)，由上海知县担任主审，但同时有一名外国领事担任副审列席审判。审判程序亦一如西方；甚至在审理非涉外案件时亦是如此。这样，中外被告均可以在本国法官面前接受本国法律的审判。
上海的商业凭借治外法权得到了发展。随着大量中国人的迁人，上海地价飘升一，外国人通过转租土地而发了大财。当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商埠发展为现代型大城市后，它们为维护其既得利益也日益依赖于治外法权。而原本为保护本国公民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治外法权也成为本国商行、公司的保护伞，通过其免去向中国政府纳税的义务。本国未曾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外国人亦托庇于英法美等国领事的保护之下，从而得以享受同样的治外法权。如法国领事可在中国的领土上对梅梅尔(Meme上）、摩纳哥、波斯及罗马尼亚的公民行使司法权。另外，最惠国条款亦使西方列强得以"利益均沾"。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条约中规定五口通商，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不过350名，到了20世纪初，就发展为约90处通商口岸，约25处中途港，在华外国人也达到了30余万。这些西方人在通商口岸发展起各种西方的城市制度，如新闻报纸事业、学校、图书馆、医院、下水管道与供水设施、马路及照明等等。另外，他们也将食肉的习惯、皮鞋、弹簧床及现代水管装置等优裕的生活享受带人了中国。所有这一切使得洋人在中国高人一等，他们与中国上层人物一样享有特权，并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修约的失败
19世纪60年代，奉行"合作"政策的中西人士希望中国能平稳地与外部世界接轨，但他们分别都遭到了本国内部的反对。通商口岸的商人要求开放内地通航、通车、开矿、废除厘金及转口税、允许外国人在华随意定居等等；但守旧派却因清廷平定内乱而大受鼓舞，有些死硬派甚至打算利用中国大众的排外情绪用武力将传教士逐出中国。西方的外交官及清廷大员们则力求折中以构筑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关系。
1865年至1868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F.Wade）提出了改革中国以谋富强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几上一年后得到了中国维新派人士的进一步阐发。西风东渐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赫德曾在书中写道："如果改变政策，中国就能成为世界各国的领袖，如果不思变革，她就会受到别国的奴役。"与西方增进交流大概是帮助中国重建文明的最佳办法了。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AnsonBurlingallle）一向鼓吹"合作"政策，他于1565年作为满清一等使臣出使西方各国，在华盛顿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较为平等的《中美续增条约》。蒲安臣擅长演讲，但他预言古老的中华帝国已出现西化与基督教文明的曙光却为时过早，并且具有误导作用。他于1870年出访俄罗斯时碎死任上，其使命也就有始无终而中途天折了。
同时，由于条约经过10年便可加以修改，阿利国在赫德的协助下，与1868年至1869年与清政府展开了漫长的谈判，努力在英国商人与中国保守派之间寻求契合点，并最终于1869年10月达成协议。这份协议意在为英国日后的对华扩张打下更为稳固的基础，但由于阿利国过于强调通过限制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以稳定中外关系，协议草案刚出台便遭到英国在华既得商贸利益集团的猛烈抨击。英国政府拒绝批准这一协议；中国方面，恭亲王奕i斤也与朝廷、军机处及各省督抚商量了对策。本来，阿利国的草案对中国颇为有利，并且也得到了清廷的认可，故而英国政府的否决对于当时的中西"合作"政策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一修约努力的破产，与天津教案一样，深刻地揭示了中外利益之间的巨大冲突。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变化
随着19世纪末英国在华势力的不断扩张，赫德领导下的中国海关成为促进中外通商、协助中国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多功能综合机构。最重要的是，海关不断无条件地为中国提供新的财源，并利用关税制度来打击走私及腐败行为。为了防止香港大规模地走私鸦片及盐等商品进入中国，中国方面必须采取两种措施：首先，于1887年将澳门正式割让给葡萄牙，使之成为外国领土；其次，海关在九龙及澳门附近建立分部以缉捕海上走私船。同时海关也标明了各近海区域，建立了灯塔、信号台、守望员等现代航海设施，同时发表贸易统计数字及商业、科学的调查报告。各地海关的负责人也和赫德一样具有准外交官的身份，而海关的中方雇员则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务员。1875年时各地海关共有400名外籍雇员及1400名中方雇员，到了1895年雇员总数发展到了73500名，其中一半以上的外籍雇员为英国人。总而言之，赫德主持的中国海关是条约体制中的核心部分，不管如何评价这些条约对中国的影响，赫德等人的工作均为其中最具建设性的。
随着通商口岸的发展，国外的先进技术也逐渐传入了中国。1869年开通的苏伊士运河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旅程缩短了一半。1870年至1871年，海参威、长崎、上海、香港及新加坡都铺设了电缆，可经伦敦到旧金山与全球进行电话通信。这样中国便与世界经济联成了一体，随全球的物价波动、危机起伏及外国竞争而同步运作。19世纪后半叶，由于世界银产量的增加，各国纷纷采取金本位制，受其影响中国银价亦一再下跌乃至最终废止使用白银。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将关税固定在5％左右，但在物价上涨后关税有所降低，中国的进出日商品从通商口岸进入内地时要多交一半的转口税，但同时也免去了厘金等国内产品须交的税金。同样，外国进口货物时亦可多交一半关税作为"到岸税"，这样就可以免去其他一切税款。这些措施妨碍了中国政府实行保护性关税，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使得本国商人在与洋商竞争时处在不利的地位。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并未能为外商提供预想的理想市场，这对做着黄金梦的欧美商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挫折。到了189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不过50000万英镑，还不如某些小国，并且已经被日本迎头赶上。贫穷、自给自足及封闭保守无疑是中国贸易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但英国的商人却将之归结为满洲官员从中作梗、设置转口税及阻碍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等原因。
鸦片进口与茶叶出口贸易均于19世纪中叶达到顶峰，随后很快就衰落下去了。从1858年到1860年，通商口岸的鸦片生意受到法律保护并向政府交税，1879年进口量更达到创纪录的8.7万箱，但此后由于中国国内鸦片产量猛增，市场趋于饱和，鸦片进口也随之锐减。与之类似，出口到英国的茶叶销售量起初由19世纪30年代的30阳万磅增加到80年代的1.5万磅，但随后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占领了英国市场，中国的茶叶出口也随之一落千丈。印度采用集中资本大规模庄园种植茶叶的方法，采用统一的生产标准，并且免交出口关税。中国则仍采用小规模的个体种植方式，由于茶叶贩子经常在茶中渗假而难以保证质量，并且还得交纳转口税及出口税，中国茶叶的竞争因此而大打折扣。就连中国的老牌出口商品―丝绸，1900年以后也渐渐一撅不振，因为欧洲和日本已采取科学的养蚕方法、机械化的缥丝工艺及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方式，使得本国丝织品质量稳定，产量亦大大得到提高。总而言之，清政府无法像其他国家政府一样领导并管理本国的商业活动，因而在经济上渐趋没落破产。
中国长江流域等地生产的棉花支撑着当时庞大的手工业生产。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890年，中国对棉花进口的需求一直不大，远远低于英国所预期的数字。倒是印度从英国进口的绵纱从1872年到1890年的八年间增长了2O倍，这是因为机纺棉纱比手纺棉纱产量提高了80倍，而机织棉布比手织棉布的速度只快了三倍。这样，国外的廉价棉纱沉重打击了国内的纺织业，但却为当时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外贸对19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何种影响，种种意见不一。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机器化大生产会对落后国家的手工业生产造成破坏，但这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毕竟与完全殖民化的东南亚地区有所不同。而且，茶叶与丝绸出口受到打击后，中国又开始出口植物油、桐油、猪鬃、皮毛及大豆等农产品，这些也都是通过廉价劳动力或小农经济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
买办、金融家与实业家
洋教士与中国士绅势不两立，但中外商人彼此却需要对方。先前广州的行会商人原为洋商与国内市场的主要中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买办逐渐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不过，行会商人是政府授权的传统型商人，而买办却是受雇于洋行并为之服务的合同雇员。这些人为中西之间存在的文化、语言及制度差异搭起了桥梁。其中最有名者当属唐廷枢，他和大多数早期买办一样来白广州，幼年在传教士办的英语学校里受过教育，后在香港政府担任译员，还曾在上海海关任职，1863年又成为怡和洋行（原查甸o开弟臣公司）的买办。他曾捐买功名而厕身官场，同时又在通商口岸投资做生意，实为当时买办阶级的一个典型代表。
买办商人的出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明显的一个标志。另一明显表现则是由宁波及山西钱庄发展而来的私家银行。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各朝的战略重地，位处蒙古与四川商人、华北与中亚贸易及驼帮和嘈帮商人的中转枢纽。晋商在全国各地都开设了分号，尤以钱庄为多，并首开雇用保镖护送银船的先例。由于盗匪过多，货主开始使用钱庄汇兑钱款：、通常保镖费用为货物价值的2％一3%，但钱庄汇兑费用一般只需3厘就够了。
山西钱庄商人的先驱是19世纪前后的一位洗染业商人。当时他在天津做生意，在重庆设有分号以采买原料，后逐渐转向汇兑业务。晋商钱庄后来在全国发展到二分于个，各大钱庄设在普中的总部逐渐形成三大集团：为获得户部的认可，新开设的钱庄必须有其他钱庄做保，这样晋商便儿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业。各省官员子i一了舰也依靠他们汇兑自己的钱物，如搜括来的民财之类这些钱庄不但负责将其"宦囊"汇往京城，而且还专门负责贿赂沿途地方上及户部的官员。另外，钱庄还贷款给一些希图升迁的官员以为打点之用、）自19It七纪卜'上几叶起，他们还帮助）～州商家汇兑资金以购买茶叶、丝绸及进口鸦片等商品少
中国商人凭其对地方情况的熟悉，通过行会将国外进「I的商品发送到各地销售。洋行本来在各通商口岸都设有分行，但后来逐渐将业务集中在香港、［海等主要航运中心。在各中转港口，中国商人成了国外船运公司的主要客户，因为与国内船运相比，前者更为稳妥可靠。简言之，条约体系也有利于中国资本家的发展，如当时不少买办在通商口岸自办公司就是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
英国等国的洋行于1865年合并成为汇丰银行，这标志着士．海作为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崛起。汇丰银行与许多外国银行一道为中国商人及银行提供贷款、为转口贸易提供资金、承揽海外汇兑业务，甚至还自己发行钞票。中国的国内资本大多流向各通商口岸，因为在那里投资房地产生意较有保障，也符合当地发展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加工产品、建设公共措施和居民住房或发展航运事业等等也都需要资金。中国与外国的良好合作关系吸引了国内的大量人才和资金。举例来说，旗昌洋行向美国合伙人、在华洋商及中国的商人、买办均摊资金，于1862年开设了一条从上海到汉口的航线，采用美国的浅底外轮式轮船，每两周一班，业务方面由美国人主管，同时也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这标志着长江轮船航运时代的到来。
1870年以后，通商口岸经济的繁荣为中国引进了大量资本和企业管理技术。如果条件合适、时间允许，中国可能会因此突破自给白足的发展模式而越过工业化进程中的瓶颈阶段。但通商口岸的经济活动只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因而难成气候。当时日本的发展表明，工业现代化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应与其他领域一道全方位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但中国（除了在通商口岸以外）恰恰缺少这些必要的条件，既无明确的国家政治目标及成熟的法律制度，又无稳定的货币操作规范可循，加之政府领导无方，民族企业又先天不足难以自立，实现工业现代化仍然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