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的反洋教斗争

此时西方在华传教活动渐人佳境。出于自卫，中国的儒家人上开始发起排教（基督教）运动。罗马大主教与新教传教团在华的传教活动迥然有别。1800年时天主教在中国各省还拥有大约巧万信徒，两次鸦片战争后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1870年，在华的250名左右耶稣会会士、圣方济会修士、拉撒路派修士、圣多明我会教士及中国本国的修士总共拥有4O万名信徒。1860年的《中法北京条约》准许法国在华传教，并归还了先前充公的教会财产，而且法国还私自加上一条："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用地，建造自便"。这样教会就成了地主，不仅雇人租种土地，而且兴办学校、神学院及孤儿院。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天主教已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善男信女们参加教会中的各种宗教仪式，诸如节庆、朝圣、布道、礼拜等等，所有这些曾受到官方禁止的活动如今都融人了中国特有的风俗制度。相形之下，新教的传教活动还只是停留在中国生活的表面。1850年时中国只有大约80名新教传教士，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局限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5处通商口岸及澳门、香港等地。这些新教传教士及其妻子（她们往往也是传教士）相对缺乏经验，至1870年时中国虽然已有350多名新教传教士，但阪依的信徒还不足6以刃。他们没有罗马布道总会那样的机构，内部也缺乏协调统一，人人各自为政，似乎单干的在华洋商。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团有伦敦传教会及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团，后德国喀尔文派、福音派、卫斯理派等教派的传教团也纷纷来华传教。这些来自北欧、北美的传教士与来白拉丁语系国家的罗马天主教士针锋相对，后者视新教为异端邪教，而新教则视后者为"敌基督"。二者之间相互争夺信徒，彼此几无任何合作交流可言。

1866年，英人戴德生（HudonTaylor）来华开创"中国内地传教团"，后逐渐发展为最大的在华传教机构。戴氏坚信人类只有通过信仰基督才可逃脱地狱的烈火而得到拯救，而在他看来，中国实在太成问题："在那里每月有100万不信上帝的人死后沉沦永劫。"他从各国招募新教各派传教士来华传教，一般没有固定的报酬，认为"上帝会予回报的"．并派他们到中国内地各大城市与中国人一样地生活，通过传教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戴氏因坚信祈祷的力量而广为人知并获得大量的捐赠物资。这样，在大主教会经营多年的中闰内地也逐步出现了新教的传教点。

缙绅阶级的敌视态度

自晚明以来，护国的儒家士大夫便一直视基督教为迷信或异端邪说，他们质问"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何会允许原罪发生"？天主教于1724年遭到清政府的禁止，一直到1846年才有所改观，其间讲求理智的中国缙绅也一直未能接受基督教的教义。此外，太平天国源自"拜上帝会"，浸华诸"夷"亦信奉基督教，这些政治方面的因素更加剧了中国缙绅对"洋教"的反感。最后一点，由于基督教在华传教士渐渐担负起某些上大夫阶级特有的社会功能，这也引起了后者的警惕。

首先，传教士们通过传道、兴学而步入原为儒家一统天下的谱绅阶层。为了传教讲道，传教上发现有必要与缙绅所代表的传统社会秩序周旋一番。他们在育孤、济贫、贩灾等实际事务上与当地的婿绅形成竟争并渐有取代后者之势二产生摩擦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传教上天主教孤儿院。一修女（中）正在交接过程中监管婴儿。该照片摄于九江或九江附近，时间约发生在1891年，正值中国反对洋教的动荡时期。

们享有治外法权而成为中国的特权阶级。中国的缙绅与平民百姓不同，可以免受肉刑之苦并与官府多有往来，而传教士则不但与官府声息相通，还可以在受到官府究查时寻求本国政府的保护。反过来，身列特权阶级的传教士又常常不得不为民请命，特别是在维护中国教民的利益时更是如此。当教民与一般平民发生冲突时，传教士常常干预官府、庇护教民一方，这样，许多穷极无赖之人往往加人教会"吃教"，而基督教便引起了其余中国人的普遍反感。

这些来华传教士语言不同，举止特别，并且显然对中国的传统秩序具有颠覆性作用，按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标准来看，这清楚证明了为何中国谱绅对洋教是如此深恶痛绝。传教士所谈的救世主及信徒的得救，无疑从根本上冲击了中国的传统秩序，中国的学者对之深恶痛绝可以说是毫不为奇。从18印年到1899年，中国发生了成千上万次与驻华洋人冲突及大约240起教案。但即使如此，在华传教活动仍是有增无减。

一如前代，各地士绅不时煽动大众的排外情绪，发起反对基督教的运动。首先，他们印发揭帖攻击基督教，由于文字在文化落后的地区有着很高的权威，当地人往往对其中所讲的内容信以为真。他们同以往的反对洋教者一样，攻击基督教不过是佛教或伊斯兰教的支派流亚，教徒们为非做歹，而传教士则挖取死人眼以炼制丹药等等。在19世纪60年代时还出现了描绘教士与教徒混居群交的黄色画册，一度曾吸引了大量的中国读者。其次，排教者在各省首府（尤其是举行科举考试时）散发揭帖呼吁百姓行动起来反对洋教。当传教士在出租教产或修建房屋时也常常因为"破坏风水"而与当地人发生冲突。

当时教案不断，谣言四起。当天主教慈善修女会试图收养中国的孤儿、流浪儿时亦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地人怀疑她们为"拐子"（当时一些中国育婴堂中大约确有此类丑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些闲汉无赖便借机闹事进行打砸抢，有时甚至酿出了人命案子。在冲突中，中国信徒往往首当其冲，受害尤烈。这样的事件儿十年来在中国各地都有发生，这实际上是由于中国的缙绅阶级深感西方威胁其地位，为维护旧秩序而领导进行的自卫活动。

1870年的天津大屠杀

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深刻揭示了《中法北京条约》签订10年以来中西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英国一直希望通过签订条约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但和平谈判不能完全代替武力，在保护传教士的权益时尤其如此。如戴德生在扬州开创了中华内地传教会，后于1868年8月受到当地群众的围攻，阿利国最后派了四艘战舰到南京而迫使曾国藩将扬州知府革职查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中法两国关系便因为这些教案而不断恶化：法国在中国没有多少商业利益，于是便借口保护法国在华传教士来扩大法国在华的政治影响。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动用战舰，并与各省督抚直接进行谈判。

天津的法国慈善修女会曾出钱向当地人购买抚养孤儿，于是谣言纷起，局势渐趋紧张。1870年6月21日，当地群众涌到教堂说理，残暴的法国领事竟向天津知县开枪进行恫吓，未曾击中，但本人却被众人打死，接下来又有20名外国人（多数为法国人）被群众打死，其中包括10名修女，事后当地群众又焚毁了教堂二事件发生后，被激怒的英、法、美等七国政府将军舰开到天津、烟台一带进行示威。

清政府派现已年老多病的曾国藩查办此事，而曾氏则再次显露出他的坚强个性与勇气，如实向国人宣布并无真凭实据表明传教士拐卖儿童或将儿童挖眼掏心，同时也拒绝了法国漫天要价的索赔。后因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赔款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李鸿章继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后亦主张避战求和。于是天津教案越发激起了中西之间的相互憎恨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