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伯爵夫妇的证词

下一个要问的是安德雷尼伯爵夫妇。然而来到餐车的只有伯爵一个人。

面对面地看过去，毫无疑问，他是个英俊的男人。至少有六英尺那么高，肩膀宽阔，腰身细窄，穿着裁剪得体的英国花呢西服，如果不考虑他胡须的长度和颧骨的线条，准会以为他是个英国人。

“怎么，先生们，”他说，“我能帮什么忙吗？”

“我想您能理解，先生，”波洛说，“因为发生了这起案子，我有责任向所有的旅客问一些问题。”

“很好，很好，”伯爵快速说道，“我很理解你们的处境，但是恐怕我和我妻子帮不上什么忙。我们睡着了，什么也没听见。”

“您知道死者是谁吗，先生？”

“我知道他是个高个子的美国人，长着一张让人很不舒服的脸，吃饭的时候坐在那张桌子上。”说着他点头示意雷切特和麦奎因坐的那张桌子。

“是的，是的，先生，您说得很对。我是说，您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吗？”

“不知道。”伯爵好像被波洛问得完全摸不着头脑。

“要是你想知道他的名字，”他说，“护照上肯定有吧？”

“他护照上的名字是雷切特，”波洛说，“但是，先生，这不是他的真名。他叫卡塞蒂，那起美国有名的绑架案的主谋。”

说这话的时候他密切地注视着伯爵，可后者似乎并没有受到这条消息的影响，只是微微睁大了眼睛。

“啊！”他说，“那么这件事肯定真相大白了，美国真是个非同寻常的国家。”

“您大概去过美国吧，伯爵先生？”

“我在华盛顿待过一年。”

“也许您认识阿姆斯特朗一家？”

“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很难记起来了——遇到不少同姓的呢。”他微微一笑，耸耸肩，“但是说到现在这个案子，先生，”他说，“我还能帮你做些什么？”

“您是什么时候上床休息的，伯爵先生？”

赫尔克里·波洛偷偷看了一眼平面图，安德雷尼伯爵夫妇在相连的十二号和十三号房。

“我们在餐车的时候，一间房已经铺好了，回去之后我们在另外一间房里坐了一会儿——”

“哪一间？”

“十三号。我们玩了扑克牌。大约十一点钟，我妻子去休息了。列车员给我铺好床，我也睡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

“您有没有注意到火车停了下来？”

“今天早上我才注意到。”

“您夫人呢？”

伯爵笑了。“坐火车旅行时，我妻子都会服用安眠药。她和平时一样服了安眠药。”

他顿了顿。“很抱歉，我帮不了你们了。”

波洛递给他一张纸和一支钢笔。

“谢谢您，伯爵先生。这只是例行公事，您可否写下您的姓名和住址？”

伯爵缓慢而仔细地写着。

“还好是我写给你们，”他愉快地说，“不熟悉这种语言的人，很难拼写出我庄园的名字。”

他把纸还给波洛，站起身来。

“我妻子完全没有必要来这儿了，”他说，“她知道的还不如我多。”

波洛的眼睛微微一亮。

“自然，自然，”他说，“但是我想还是应该跟伯爵夫人稍微谈一两句。”

“绝对没有这个必要。”伯爵的声音里透出一股威严。

波洛和善地向他眨眨眼。

“只是例行公事，”他说，“可是您知道，这对我的报告很有必要。”

“请便吧。”

伯爵不情愿地让步了，简单地行了个外国礼，就离开了餐车。

波洛伸手拿过一份护照，上面记着伯爵的姓名和头衔。他往下翻看着。“陪同人员：妻子；教名：埃伦娜·玛丽亚；娘家姓：戈尔登贝格；年龄：二十。”上面还有一滴粗心的办事员不知何时掉上的油渍。

“外交护照，”布克先生说，“我们得小心，我的朋友，别惹事。这种人跟谋杀可不会有什么关系。”

“放心吧，我的朋友，我很老练的。只是例行公事。”

看到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走进餐车，他压低了嗓门。她看起来十分娇羞，楚楚动人。

“你们想见我，先生们？”

“只是例行公事，伯爵夫人。”波洛殷勤地站起来，恭敬地把她迎到自己对面的座位上，“只是问您昨晚是否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也许对弄清这个案子有帮助。”

“什么也没有，先生，我睡着了。”

“比如，您没听见您隔壁房间的骚动声吗？住在那边的美国太太非常慌乱，还按了电铃叫列车员。”

“我什么都没听见，先生。你知道的，我吃了安眠药。”

“啊！我明白。好吧，我们就不挽留您了。”然而，等她迅速站起身后，波洛又说，“请稍等。这些资料——您娘家的姓氏、您的年龄等——没错吧？”

“非常正确，先生。”

“也许您可以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个字？”

她匆忙地签了，写得一手秀丽的斜体字：埃伦娜·玛丽亚。

“您陪您丈夫去过美国吗，夫人？”

“没有，先生，”她笑了笑，有点脸红，“那时我们还没结婚，我们结婚才一年。”

“啊，好的，谢谢您，夫人。顺便问一句，您丈夫抽烟吗？”

她正要走，听见此话，停住脚步，看着波洛。

“是的。”

“抽烟斗吗？”

“不，他抽香烟和雪茄。”

“啊！谢谢您。”

她站住脚，好奇地看着他。她的眼睛很可爱，乌黑的杏仁眼，长长的黑睫毛衬托着精致白皙的脸庞。她的嘴唇涂成了外国流行的鲜红色，微微张着。整个人看上去很美，极富异国情调。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呢？”

“夫人，”波洛轻快地挥了挥手，“侦探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也许您能告诉我您睡衣的颜色？”

她盯着他，然后笑了。“是玉米色的雪纺绸。那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夫人。”

她好奇地问道：“这么说，你真的是个侦探吗？”

“静候差遣，夫人。”

“我以为过了南斯拉夫，火车上就没有侦探了——到了意大利才会来。”

“我不是南斯拉夫侦探，夫人，我是国际侦探。”

“你属于国际联盟吗？”

“我属于全世界，夫人，”波洛戏剧性地说，“我主要是在伦敦工作。您会说英语吗？”他用英语问的最后一句话。

“嗯，会说一点点儿。”她连口音都那么有魅力。波洛又鞠了一躬。

“我们不打扰您了，夫人。您瞧，没那么可怕。”

她笑了笑，歪了歪头，就走了。

“真是个美丽的女人。”布克先生欣赏地说，然后叹口气，“唉，没什么进展。”

“可不，”波洛说，“什么都没看见、没听见的两个人。”

“现在我们要找那个意大利人谈谈吗？”

波洛没有马上回答。他正在研究匈牙利人外交护照上的那片油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