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盖茨的黑暗时代1953—1954

Stan Getz at the Shrine

（Verve MGV-8188-2）

Stan Getz（1927—1991）

生于费城。擅长旋律优美的即兴吹奏的次中音萨克斯管巨匠。初期以演奏冷爵士乐声名鹊起。六十年代掀起巴萨诺瓦（Bossa Nova）热潮。其后亦在第一线纵横驰骋。晚年在癌症的病痛中坚持舞台活动。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这一年多时间里，担任斯坦·盖茨乐队贝司手的比尔·克劳（Bill Crow）在其著作《从鸟园到百老汇》（From Birdland to Broadway）中这样回忆道：

“海洛因对斯坦的影响和其他吸毒者不同。其他人每次药瘾发作，便神思恍惚，无精打采。但斯坦不一样。他平时是个让人愉快的人，而一旦药劲儿上来，就莫名其妙地哭哭啼啼，紧接着就变成一个冷酷、多疑、无情无义之人。有一天，在纽约一家酒吧同祖特·辛姆斯（Zoot Sims）交谈时，祖特说“斯坦嘛，可真是一帮好人（a nice bunch guys）啊！”

大约十年前，我到比尔·克劳家访问——他的家在新泽西州哈得孙河畔——谈了相当长时间。我们谈了各种各样的爵士乐手，但这时间里几乎没有把斯坦·盖茨作为话题。他只这样谈了斯坦·盖茨一次：“斯坦做的好事，就是把机会给了优秀的无名乐手们。例如阿尔伯特·戴利（Albert Dailey），他是个能创作出动听音乐的有才华的钢琴手。可是如果斯坦不起用他，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引起大家的注意。”给人的感觉总好像欲言又止，意思仿佛是尽管他个人对斯坦·盖茨这个人有很多很多话要说，可是……我固然想多听几句这方面深入些的内幕，但他好像有很强的顾虑，极不愿意讲往日同伴的坏话。不过，斯坦·盖茨在伍迪·赫尔曼（Woody Herman）时代的同事拉尔夫·伯恩斯（Ralph Burns）则远为坦率地谈了感想：“斯坦实在是个提不起的家伙，反正能吹乐器就是！”

比尔·克劳写的这本读来愉快的回忆录《从鸟园到百老汇》里边介绍了斯坦·盖茨时代几个趣闻，但数量不多。五十年代后半期至六十年代前半期在杰瑞·穆里根（Gerry Mulligan）乐队时趣闻是那么丰富多彩，而相比之下，盖茨时代的趣闻数量少得令人吃惊，内容也相当平淡。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中窥见同海洛因瘾抗争的——或者不如说拼命尝试与之共处的——这位才华横溢也麻烦多多的年轻次中音萨克斯管手的言行举止。他目睹了一次因过量注射海洛因而失去知觉的盖茨由于同伴的人工呼吸而奇迹般捡回一条命的情景，吓得他浑身僵冷。

比尔·克劳在乐队期间，斯坦·盖茨已经无法维持乐队的正常运转了。短时间里不断更换成员。他注射海洛因越来越频繁，甚至影响到每天的演奏活动。优秀的乐手无法忍受这种乱七八糟的样子，弃他而去。最先离开的是吉他手吉米·拉尼（Jimmy Raney），接着是钢琴手乔丹公爵和鼓手肯尼·克拉克（Kenny Clarke）。后来，斯坦·盖茨到底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尽可能远离海洛因，好歹维持了“小康状态”，但归终好景不长。比尔·克劳于一九五三年四月辞职离开乐队。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是斯坦·盖茨受海洛因折磨最严重的时期。但同时又是他音乐上最充实的时期。

斯坦·盖茨的特征在于，无论他多么受苦于海洛因，身心为其腐蚀，其影响都几乎未在音乐方面显现出来。哪怕私生活再不堪，而一旦把乐器拿在手中，也能进入与天国对接般出神入化的即兴演奏。这样的地方可能同莫扎特相似。莱斯特·扬（Lester Young）和查特·贝克（Chet Baker）因毒品效果或精神稳定程度的不同，演奏或者极好或者极差（长期看来，绝对越来越差）。但是，斯坦·盖茨无论在何种恶劣的环境下都能创造出最佳（或接近最佳）的音乐。至于何以可能则不知其故。只能说他的才华本来就是那样子的。

斯坦·盖茨作为斯坦利·盖茨（Stanley Gets，原来的家族姓为Gayetzby），于一九二七年出生于费城，在纽约的布朗士区长大。金发碧眼，相貌英俊，一看就是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父母都是为了逃避排犹（погом，大规模迫害犹太人）而在二十世纪初期从基辅迁来的犹太人之子。父亲是在印刷厂做工的底层劳动者。当时犹太人不能加入印刷工会，父亲因此不时处于失业状态，生计经常没有着落。

年仅十五的斯坦之所以在当时走红的杰克·蒂加登（Jack Teagarden）乐队获得一份工作，是因为他去参观彩排时碰巧赶上正式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手不在。于是他借一件乐器替那个人参加彩排，直接成了正式成员。领队对他说：“如果想参加我们乐队，就带燕尾服、牙刷和一件替换衣衫明天到中央车站来！”不用说，斯坦照做了。他已谈不上上学。每星期七十美元，其中三十美元寄给父母。晚年他这样说道：“周围全都是过了征兵年龄的老乐手。我所以能在那里吹两年次中音，是因为年轻人都入伍当兵了，乐手数量严重不足，如此而已。所以，我至今也无法把自己看成艺术家，我不过是做工罢了。”

十五岁的盖茨对正式音乐理论一无所知，但蒂加登对此没有怎么介意。只要自己的乐手能发出优美动听的真正的声音，对于他就足够了。斯坦·盖茨的音乐基本优美动听，想必是在蒂加登时代奠定的基础。音乐使他幸福，使其人生得到满足，但同时也打开了他心中阴暗一侧的门扇。盖茨许多年后表示：“我从蒂加登那里没有像样地学得音乐，惟独酗酒给他教得毫不含糊。”他说从那时开始，他每晚必喝得不省人事。仅仅十五岁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酒精中毒者，十七岁便招惹了海洛因。

如此这般，斯坦彻底染上了种种样样的酒瘾和毒瘾，将他此后的人生扭曲得积重难返。“斯坦和我年龄差不多，可两人的才华相距好几光年。”克劳在他那本书中直言不讳。致使斯坦·盖茨的精神结构扭曲变形的，估计是他这种出类拔萃的丰沛才华带来的压力。在台上独奏时的他充满自豪与自信，几乎让他忘记了十五岁这个年龄。然而实际上，他不过是被抛到险象丛生的茫茫人世上一个不知东南西北心惊胆战的布朗士区贫民窟出身的瘦弱少年。本来就没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又不可能在周围得到大人们的正确指点。为了克服压力和恐惧，他不能不依赖身边的毒品和酒精。

斯坦·盖茨的海洛因史是从他参加斯坦·肯顿（Stan Kenton）乐队时期开始的。当转了几支乐队后自己独立时，已经大体无可救药了。伍迪·赫尔曼乐队时期尤其严重。乐队成员有一半是海洛因中毒者，当红的号手赛吉·查洛夫（Serge Chaloff）负责推销。为了防止因为海洛因的作用而在演奏时犯困，他们还服用安非他命（amphetamine）。因此，乐队总是笼罩在某种毒品的阴影下。斯坦·盖茨在女性当中有压倒性人气，每晚无论谁都“任其挑选”。可是演奏结束后，他选择的基本不是女人，而是毒品，乐队一个同事这样回忆说。

毫无疑问，斯坦·盖茨是次中音萨克斯管的天才演奏者。他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拿起乐器，想怎么吹就怎么吹。而且几乎所有场合都直接就是天籁一般优美、充满想象力的音乐。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曾评价“菲茨杰拉德即使无聊的小说也不能不写得优美”，这大体也适用于盖茨的音乐。即便那是为了得到买毒品钱而接受的临时性打工，他也几乎都吹得很完美。总之，一旦乐器在手，他就不能不那样吹。约翰·科特兰一次听了斯坦·盖茨的演奏说道：“假如我们都能够像他那样吹，那么每一个人都正在像他那样吹吧。”至于那为什么成为可能，就连他本人大概都不大明白。明白的只是一点：一一考虑因为什么也没有用。对于他，需要的不是解析，而是个人经验法则。他主张“注意力越分散，演奏越出效果”。他将“注意力分散”状态称为“阿尔法状态”。他说：“无论精神还是身体，如果用力就不可能出好东西。可以说，注意力有作用的是会计那样的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轻松心态。”

不幸的是，斯坦·盖茨为了随时随地进入“阿尔法状态”而离不开海洛因和酒精。如后来他本人所承认的，上台时他十之八九注射海洛因，录音时百分之百。听他一九五一年十月在波士顿一家爵士乐俱乐部“斯托利维尔”（Storyville）现场录音的两张LP《斯托利维尔现场》（At Storyville），我们固然为其音乐的品质之高、即兴性之无与伦比，以及二者交融互汇形成的奇迹般的临场感所打动，但当我们知道那是借助海洛因力量的结果时，势必别有感慨。人们以为了艺术为了创作的名义屡屡服用毒品，实际上那不过是为了将恐惧感和自我怀疑赶去哪里而采取的消极逃避手段罢了。尽管如此，这场现场录制的演奏效果的完美委实令人震惊。

然而，危机未能避免。危机的到来是在一九五三年。那一年他终于有了自己固定的乐队。作为乐队的核心人物，他得到了具有优异编曲才能的阀键长号手鲍勃·布鲁克迈尔（Bob Brookmeyer）和钢琴手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使得他的音乐陡然增加了稳定感。同他和吉米·拉尼合作时期相比，音乐诚然缺少了前卫性刺激，但另一方面，开始有了成熟的丰腴和温馨。曾经岌岌可危的苍白的“紧张感”——那当然使人强烈感觉出毒品的影响——好也罢坏也罢渐渐烟消云散。他的音乐由“冷盖茨”（Cool Getz）缓缓朝“暖／热盖茨（Worm/Hot Getz）时代掉头转向。那年他二十六岁。即使在音乐刊物人气投票上他也焊住似的名列前茅。收入也增加了，孩子有了，还在郊区买了房子。

但是，这种环境的改善未能将海洛因从他的生活中一笔勾销。莫如说服用量在持续增加。那年十二月，斯坦·盖茨为诺曼·格朗茨（Norman Granz）录制《迪兹与盖茨》（Diz and Getz）。原以为作为冷爵士乐派白人次中音萨克斯管手出名的盖茨同野性黑人波普爵士乐小号手迪吉·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两人水火不相容，但不妨说是格朗茨慧眼识珠吧，最终这一搭配取得辉煌战果。埃林顿公爵的名作《没有摇摆就没有意义》所设定的速度极快，快得不能再快。那是一种Showdown（一决雌雄）。吉莱斯皮迅猛出击，盖茨正面迎战，寸步不让。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奏对决略无间歇。“原以为无论如何不能吹得更快来着，”盖茨事后发表感想。这场炽热灼人的现场鏖战，向全世界证明盖茨不仅仅是个面色苍白的爵士乐青年。

不料，鏖战之后当即有毒品搜查官进入盖茨家搜查。起因是盖茨妻子贝芙丽（Beverly）（她也是海洛因严重中毒者）将海洛因带入家中。一看见搜查官盖茨就慌了，从抽屉里拿出手枪想要抵抗，结果被当场逮捕。斯坦·盖茨一生中有几次看上去无谓的不合适的行为，这显然是其中一次。带回家的海洛因由妻子设法扔进马桶冲了，不法持有毒品罪得以免除。但手臂上留下的注射针痕迹无法遮掩。根据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刑法，仅使用毒品这一条即可判以重罪。盖茨姑且缴纳保释金未被收监，但一个月后被法庭传唤。

在法庭上他自认有罪。仅仅两天后的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他再次为诺曼·格朗茨在录音室录制了四首歌曲。乐队成员是吉米·罗尔斯（Jimmy Rowles，钢琴）、鲍勃·惠洛克（Bob Whitlock，贝司）、马克斯·洛奇（Max Roach，鼓）。演奏的曲目是：

1. “Noboby Else But Me”

2. “With the Wind and the Rain in Your Hair”

3. “I Hadn't Anyone'Til You”

4. “Down by the Sycamore Tree”

这四支歌，哪一支都是上一年代流行的纯情歌曲。所以选择不很有名的、相对说来摇摆感不太强的曲目，也许出于“永远的达人”吉米·罗尔斯的个人爱好。虽说不是应付之作，但录音曲目少，成员也东拼西凑。马克斯·洛奇的鼓声彻头彻尾有气无力，即使出于夸奖也不能称为一场激情演奏。后来，1和4收进《斯坦·盖茨与冷爵士乐》（Stan Getz and the Cool Sound），2和3收进大杂烩《次中音萨克斯管》（Tenor Sax）之中。

逮捕、法庭传唤，一个月后宣判——这个那个本应使盖茨心力交瘁，然而他创造出的音乐，纵使不能说达到最佳，但势头并未特别衰退。平日斯坦·盖茨演奏的优质音乐完美无缺地存在于那里。或许多少荡漾着类似淡淡哀愁那样的东西，但那含忧带愁的眸子所凝视的，乃是惟独美丽的音乐才能创造出的虚拟的世外桃源。盖茨说不定正处于他所说的“阿尔法状态”。作者不详的老抒情曲《梧桐树下》（Down by the Sycamore Tree）中他那怡然自得的独奏尤其漂亮。看上去若无其事，但越听越出味道。杰罗姆·科恩（Jerome Kern）几乎被人遗忘的佳作《孤独一人》（Nobody Else But Me）中他那自由自在的分句也令人难忘。特别是接在罗尔斯钢琴独奏“节歌”段之后出场的最后的“叠歌”段美妙得令人瞠目结舌。

斯坦·盖茨在即将开庭的法庭上接受的判决，是至少在监狱服刑九十天。那期间他必须过没有毒品的生活。作为铁杆吸毒分子，他已预测到那将是地狱般的日子。因此，他事先戒了海洛因，而代之服用镇静剂巴比妥酸(1)，以便让自己习惯没有海洛因的生活。但他选择的时机再糟不过。那时盖茨正参加由简·诺曼（Gene Norman）主办的“就是爵士音乐会”（Just Jazz Concert）在太平洋北部地区做巡回演奏。除他以外，祖特·辛姆斯和沃戴尔·盖瑞（Wardell Gray）也作为次中音萨克斯管手参加了，三人将每晚展开次中音萨克斯会战。那是一场恶战。戒毒的盖茨开始觉得浑身痛不可耐，即所谓“冷火鸡”（Cold turkey）征状。在剧痛打击下，他信心尽失，郁郁寡欢，和周围所有人找茬吵架。不仅如此，由于巴比妥酸和酒精的作用混在一起，其正常意识遭到迅速破坏。

最严重的事态发生在最终公演地西雅图。盖茨实在忍受不住过度的疼痛，早上七点四十分抢劫了酒店对面的药店。他装作衣袋里有手枪的样子威胁店员，打算把镇痛用的吗啡弄到手。但店员一眼看出他没带手枪。结果他一无所获地逃回酒店。警察当即出现在酒店里，以抢劫未遂罪将陷入精神错乱状态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的盖茨逮捕，直接拘留。不料几小时后拘留所里的人巡视时，发现盖茨人事不省地躺在牢房里。原来他在即将被捕前把所剩巴比妥酸全部吞了下去，造成呼吸障碍。他马上被送去急诊室做气管切开手术，好歹保住了一条命。即使直接死去也毫不奇怪。至于是精神错乱引起的事故还是有意自杀而未遂，情况无从知晓。

盖茨在加州法院被以毒品常用罪判六个月刑期。在西雅图的抢劫未遂和在自己家中针对警察持枪妨碍公务未被问罪，只能说是幸运。盖茨当即被收入洛杉矶综合医院中的牢房。他在医师指导下克服了“冷火鸡”最艰难的阶段，而后被送到洛杉矶郡立监狱。八月十六日成为自由之身时，他体重增加了。因户外作业的关系，脸被晒得很健康。已克服禁断征状的他，那以后如果想走远离毒品的人生道路，应该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有过服刑经历的多数乐手都选择了这条道路。他们认为，与其再进一次监狱，还不如戒毒好。

然而盖茨选择了另一条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他与之保持了一定距离。但他无法远离海洛因。他在海洛因的泥潭中陷得太深了，已无从自拔。早在十几岁他就有了毒瘾。可以说，作为个人的自我和作为音乐家的自我都是同毒瘾一起形成的。用个极端的说法，十五岁以后不吸毒的日子几乎一天也不曾有过。如此形成的体质已使他无法直接面对自己真正的感情。一旦勉强戒毒——即一旦要直面自己真正的感情——剧烈的抑郁症便接踵而至。而且，抑郁症驱使他采取暴力性、自我毁坏性行为。这样，斯坦·盖茨势必在严重毒瘾与抑郁症之间的徘徊当中度过大半个人生。

出狱后，盖茨几乎刻不容缓地重返爵士乐坛。入狱半年时间完全没有收入，即使为了维持生活也必须设法填补空白。最初的工作是在洛杉矶“蒂芬妮俱乐部”（Tiffany Club）和查特·贝克同台演出。那是出狱后仅仅第三天的事。查特在这一时期也已成了海洛因常客，演奏潜能明显下滑。钢琴手路斯·弗里曼（Russ Freeman）倒是以其知性而清脆的演奏提高乐队的士气，但从留下的若干现场录音听来，演奏总体上成了温吞水。斯坦·盖茨以前也同查特联袂演奏了几次，不过两人的合作质量绝对谈不上是高档次的。他们尝试再现杰瑞·穆里根四重奏中的对位演奏法，可是比起小号同低音萨克斯管抑扬顿挫的搭配，小号同次中音萨克斯管的组合多少有些别扭。声音未能很好地区分开来。而且，两人之间似乎还有为争夺观众人气而暗暗较劲的地方。双方不仅性格不稳定，而且是互不服气的利己主义者，所以本来就不可能顺利。

詹姆斯·盖文（James Gavin）在查特·贝克传记《深陷梦中》（Deep in a Dream，Knopf出版）就两人的关系这样写道：

“两人间的摩擦有几次同毒品有关。尽管自己本人也经常使用海洛因，然而贝克对毒瘾患者怀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并且将盖茨看作分文不值的毒瘾分子。盖茨去了位于霍利里奇大道（Hollyridge Drive）的贝克家和路斯·弗里曼家，在过着贫穷生活的室友们面前大肆吹嘘自己获得的高收入，之后进浴室吸食了过量的海洛因。那是盖茨过去干过好多次的事。贝克和钢琴手们只好把他投进浴缸的冷水中浸泡，一直泡到他苏醒过来。”

和查特同台演出后，盖茨重新回到同鲍勃·布鲁克迈尔组建的乐队，在洛杉矶的小型爵士乐俱乐部演奏了两个星期。然后率领同一乐队参加诺曼·格朗茨主办的巡游音乐会“现代爵士乐音乐会”（Modern Jazz Concert）。十一月八日，在洛杉矶的圣殿礼堂（Shrine Auditorium）举行的最后一场音乐会被录制成了唱片：《在圣殿》（At the Shrine）。这里可以在开头听到斯坦·盖茨较长的曲目解说。此时的“圣殿”入场人数约七千人。面对这么多人，盖茨的声音到底有些发僵。演奏完第一曲中板速度《火烈鸟》之后，他几乎连珠带炮似的说道：“刚才演奏的是《火烈鸟》，听明白了吗？毕竟我们本身也开始莫名其妙起来。不过，这不是经常性的，只不过两三次……”想必这是他想讲笑话。因为，乐队演奏过程中并没有迷失这首乐曲。不过好像到底有些紧张，《弗拉明戈》的演奏坏固然不坏，但多少有欠洒脱。

会场聚集的大部分听众知道盖茨刚刚刑满释放（这一事件被全国性大大报道出来），因此对他的登台给予的掌声比对任何人的都热烈，经久不息。不妨说，这类似一种“认证仪式”。人们热爱从他的萨克斯管发出的优美旋律，并因此对他差不多所有的缺点视而不见。人们给予宽恕，乐手们接受宽恕。而盖茨也在自己能力容许的限度内回应人们的期待。从这张《在圣殿》的现场录音唱片中，可以听取台上台下那种心的交流。由于这种堪称特例的温馨氛围，五重奏乐队那天晚间的演奏一曲比一曲悠然自得而又充满想象力。

盖茨同布鲁克迈尔的音乐合作，较他和查特之间远为紧密、放松和有说服力。布鲁克迈尔这个人不是明星类型，而喜欢后退一步演奏。比之狂风暴雨般的即兴演奏，更偏爱洒脱的编曲和创作高雅的音乐。关于乐队的音乐构成，他虽然和查特同样重视对位法，但从不像查特和盖茨简直像对阵似的竞相给声音填空。一来阀键长号这种乐器本身不具有足以称雄争霸的音色，二来听起来布鲁克迈尔似乎为自己辅佐盖茨演奏这一角色而乐在其中。得到布鲁克迈尔这样舒心惬意的支援，盖茨没了后顾之忧，只管独自吹奏不止。说老实话，我几乎不曾喜欢过鲍勃·布鲁克迈尔具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演奏，但至少以这张《在圣殿》的实况录制唱片听来，他同盖茨音乐的相得益彰不能不令我心生敬意。他所具有的音乐稳定性对于盖茨这个天才型（同时有很多精神问题的）人物来说，发挥类似拖锚那样的作用。主题呈示部分中二者雄辩的纠合及从中解放之时，同盖茨的演奏倏然展现的自由翱翔形成的反差，赋予这张实况录音唱片以令人欣慰的纵深。与同一乐队其他录音室录制的唱片相比，这张在“圣殿”现场录制的唱片出类拔萃，栩栩如生。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这种对照的同时性在现场以更为鲜明的形式表现出来。我想，斯坦·盖茨基本是一位对听众和同行乐手的反响积极做出回应的随机应变的“现场”音乐家。不过，这并不意味他的现场演奏总是这样天马行空。

七十年代斯坦·盖茨来日本时我在现场听过一次。组合是单管四重奏。伴奏的是里奇·贝拉奇（Richie Beirach，钢琴）、戴夫·霍兰（Dave Holland，贝司）、杰克·德约翰内特（Jack DeJohnette，鼓）——一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节奏组阵容。作为我，不用说，因为期望展开挑战性激情演奏才去听这场音乐会的。然而遗憾的是，期望落空了。超级大腕盖茨只是随便独自吹了——吹得很流畅——一段什么叠歌段，吹完就回后台了。他不在的时间里，台上由节奏组热火朝天长时间演奏他们自己的音乐。当然也令人兴味盎然，但那是离开斯坦·盖茨这个人也能成立的那一种类的音乐。三重奏快要结束时，盖茨再次上台，一滴汗也不流地吹了最后几个叠歌段，吹完就走。如此周而复始。盖茨的演奏无论音色还是乐句当然都够精彩无可挑剔，可是其中没有同节奏组热切的音乐交流，没有仿佛把听众领进另一世界的天国般美妙的瞬间。盖茨吹盖茨的音乐，节奏组演奏节奏组的音乐。四人互为一体迸发火花的瞬间一次也没出现。对我来说，那终究是个遗憾。因为我作为一个音乐迷，一直深深爱着斯坦·盖茨的音乐。十几岁时的日日夜夜，即使其他所有人都迷上约翰·科特兰和艾瑞克·道尔非（Eric Dolphy）的时候，我也执拗地支持和倾听斯坦·盖茨，乐此不疲。

我那时在观众席上闭起眼睛，在脑海中持续描绘和现实存在于此的音乐不同的虚拟的音乐——“假如盖茨全力以赴，想必会拿出这样的音乐吧？”如此随心所欲地加以修补。所以，在那个音乐厅里实际进行的是怎样的演奏，即使现在也无法准确记起。这是因为，时至如今，我已将那里实际有的音乐同我在脑海中同时描绘的虚拟的音乐混淆起来，无可分离了。

斯坦·盖茨到日本来了几次，但在日本真正出彩的演奏好像一次也没有过。有人说“那是因为他瞧不起日本听众，所以才偷工减料”。也有人说“日本对毒品管得严，他一次也用不成，根本进入不了状态”。不知道哪个说得对。或许二者都对，也可能完全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在圣殿”音乐会下一个月的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盖茨制作了另一张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现场实况录音唱片。在纽约的爵士乐俱乐部“鸟园”（Birdland），他以来客身份参加贝西伯爵（Count Basie）乐队吹了三首独奏曲。听之，不难听出盖茨是何等出色的即兴式演奏家。只要那是优秀的真正的音乐，他就可以超越风格的差异，任何音乐世界都能随心所欲、自然而然地进入其中。当时的贝西乐队是齐刷刷汇聚了顶级黑人乐手的世界最强悍的大乐队，但盖茨面无怯色地将自己的音乐完整带了进去。其独奏是对曾是贝西伯爵乐队招牌乐手的老一辈次中音萨克斯管手莱斯特·扬的赞赏，他对莱斯特的心情是温暖而真实的。而且，贝西乐队的成员们也通过强劲有力的伴奏对其完美的独奏给予音乐认证。

莱斯特·扬对于战后作为“莱斯特·扬模仿者”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的年轻白人次中音萨克斯管手时而采取批判态度。他觉得他们“鹊占凤巢”，轻而易举地篡夺自己的风格而改变为商业性白人音乐。但是，听这次同贝西乐队的合作演奏，可以理解斯坦·盖茨真诚地继承了莱斯特最好的部分，而将其发展成为纯粹的个人音乐。盖茨直到生命的最后瞬间都未将自己的音乐“类型小说化”。换句话说，他从未打算将其音乐固定于某一场所。这是他同其他莱斯特派白人次中音萨克斯管手的不同之处。盖茨这样说道：“爵士乐的优秀乐手多是黑人。但白人中有少数并不逊色的优秀爵士乐手，我也是其中一个。”听起来也许傲慢，但从任何观点看来，他说的都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不错，盖茨作为一个人有许许多多严重问题。他的人生不折不扣遍体鳞伤，他同世界的倾轧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开他。可是不管怎么说，他始终不惜粉骨碎身地真诚追求自己的音乐、追求迄今从未出现的桃花源风景。为了在同胸怀壮志的新一代乐手之间寻找新型合作模式，他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如此这般，有了同巴萨诺瓦的幸福邂逅，有了同奇克·考瑞阿（Chick Corea）、盖瑞·伯顿（Gary Burton）之间的相互启发。他在每一时期都追求新的音响、新的音乐。但是，他那浑然天就的天堂般优美的旋律风格基本上没有移去任何地方。这是斯坦·盖茨这位音乐家永远的主题曲。只要听一个乐句，我们马上即可认知那是斯坦·盖茨的声音。他只是本能地不断探索富于刺激性的新的音乐环境以使其主题得到更为有效的表达。即使癌症病入膏肓之后，他也没有失却他对音乐的一往情深，技巧也几乎没见衰退。其音色也直到最后的最后都没有失掉鲜活灵动之感。

不过作为我，老实说，听晚年的斯坦·盖茨演奏，心里是多少有些难受的——我不能不在其中渗出的看透红尘的音响中感觉出某种窒息般的痛苦。音乐优美、深邃。最后和肯尼·巴伦（Kenny Barron，钢琴手）的二重奏的紧迫感尤其有一种阴森森的东西。作为音乐来看，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他坚定地脚踏实地，从而创造了音乐。问题是，怎么说好呢，感觉上他的音乐想要诉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文体过于丰满，声音过于紧密。或者，自己迟早将盖茨晚年的音乐作为自己的音乐爱上也未可知。但眼下不行。在我耳里实在太令人不忍了。那里已没有曾经的桃花源风景，斯坦·盖茨其人的人性正在无限接近他自身创造的音乐世界。

作为我，往下一段时间还要密切注视斯坦·盖茨的形象——那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只靠一支萨克斯管同肉眼看不见的恶魔在黑暗中挥刀拼杀而不懈追求彩虹源头的年轻时的盖茨形象。我要什么也不说、有时什么也不想地侧耳倾听他电光石火的手指动作和细如游丝的呼吸所编织的天国音乐。在那里，他的音乐不由分说地凌驾于所有存在——当然包括他自身——之上。那是具有共时性肉身的孤绝的意念（idea），是由欲望之根支撑的形而上风景。出于这样的理由，提起斯坦·盖茨，我每每拿出往日的栖息版（Roost）或神韵版（Verve）唱片放在转盘上。他当时的音乐具有超越框架的自由——仿佛在意想不到之时从意想不到之处轻轻吹来另一世界的空气。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世界的门槛，就连自我矛盾也能将其转换为普世性的美。不过自不待言，他为此须付出代价。

“爵士乐这东西么，”晚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简直像透露家庭不快的秘密时说道，“是夜间的音乐（night music）！”

我觉得，这句话道出了斯坦·盖茨这位音乐家和他创造出的音乐的一切。

Stan Getz and Cool Sounds

（Verve MGV—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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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安眠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