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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贤二(第一次采访,当时四十一岁)
大桥君在一家大型汽车经销公司工作了二十二年,现在大田区售后服务中心工作,职务是业务科长。
事发当时,颇具规模的服务中心尚未建成,而在设在杉并区方南町的临时事务所做中心开始运作前的准备工作,每天去那里上班。之前在位于尾久的技术服务中心任所长,九五年一月一日转来这里。大桥君遭遇沙林事件,是在前往方南町临时事务所上班途中的地铁丸之内线的列车上。
此前很长时间里,大桥君一直专门负责事故车的处理,站在服务窗口直接接待顾客。“我们的工作,和宾馆前台一个样。”他说。是个彻头彻尾搞技术的人,在第一线久经磨练——即使默默听他说话,这样的履历也可了然于心。短发,体格健壮,一副年富力强的男人风貌。看上去对工作格外有责任感。决非健谈那一类型,沉思着木讷地讲起那一事件。
家住江户川区,结婚十年了,三个小孩,大的上小学四年级。房子是事件发生整一年前新建的。不到一年时间里,搬家、工作调动、接下去发生沙林事件,可谓操心费力多事多难的一年。“本命年嘛!”本人苦笑。
不用说,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大桥君遭遇之事绝非可以苦笑了之的。说法未免过于普通——随处可见的“小而幸福的家庭”被超乎想像的暴力毫无征兆地摧毁殆尽。仅仅由于开往小岩站的通勤车偶尔早到了两分钟——由于命运开的小小玩笑——致使他坐进了“沙林车厢”。
现在也仍为严重的后遗症所苦恼。与此同时,他参加了地铁沙林受害诉讼组织,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如果能开一个网站来救助——哪怕多求助一个人也好——和自己同样痛苦的受害者就好了……这是大桥君迫切的心愿。本来与人交谈超过一个小时脑袋就开始剧烈作痛,但这一次接受采访长达一个半小时,实在令人感激。
去中野上班期间的电车通勤站是小岩站,在那里乘JR到四谷。从家到小岩站有时乘巴士,有时骑自行车,不过还是乘巴士的时候多。
早上七点左右,JR车厢内还不太拥挤,虽然捡个座位坐下非常困难,但不至于前后左右挤得无法动弹。这样乘车上下班虽然算不上一件苦差事,但由于我在离家很近的黑田分店工作了二十年,与那时相比,现在通勤时间之长,刚开始的时候真是令人不好受。
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我同往常一样刚过七点便从家出发。奇怪的是巴士比预定时间早来了二分钟。若在平时,巴士偶尔会迟到一些,但那天却来早了。想追也来不及了,只好乘下一班巴士,那时已经七点半左右了。谢天谢地,到达四谷时,地铁迟到了二分钟。事后想来,通勤车早到两分钟是一切的开始,或者说是一个转机啊。时间如此混乱,真是头一遭遇到,因为以前每天都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通勤。
我一般坐在丸之内线从前数第三节车厢内,那天也是如此。因为从那里看到的四谷站周围风景很漂亮。驶出车站时,可以看到上智大学的体育场,放松心情深呼吸,感觉非常舒服。但那天我所乘坐的第三节车厢空荡荡的,平时根本没有这种情况。若在往常,到四谷站时,乘客不断涌入车内,根本无法坐下,往前行驶几站后,才坐得下来。但那天不知何故,车厢内只有十个人左右,大家都坐在座位上,我感到有点奇怪。
上车我就发现后面两人的样子很是反常:一个男的看样子就要倒下,有气无力地靠在座位上;离我稍近的一位女士则俯身半蹲着,整个身体呈圆形。接着闻到一股怪怪的气味,起初我以为是有人酒后呕吐发出的。但那种气味没有刺激性,感觉有一种甜甜的、像是什么腐烂似的味道。那也不是信纳水之类的气味,因为我们公司也做涂饰工程这一业务,经常接触信纳水,那种呛鼻的气味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一想既然有座位可坐,即使有些怪味也无所谓,于是仍旧坐在那里。闭上眼睛,很快进入了睡眠状态。若在平时,我一般会看看书读读报什么的,但那天是星期一,困得厉害,根本没那心思。虽说是睡觉,却不是沉沉睡去,只是闭目养神而已。周围不时有声音传入耳中,迷迷糊糊中突然听到广播说“中野坂上”,于是起身来下了电车,头脑也仿佛条件反射似的清醒了。
但不一会儿,便感觉周围暗了,抬头看站台的电灯也是黑的。接着喉咙干渴得难受,不由得剧烈地咳嗽起来。车站里面的长椅旁边有冷水机,我正打算过去润一下喉咙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有人晕倒了”,喊的是一位年轻高大的上班族。我回头一看,刚才车上那个男的顺着长椅完全瘫倒在那里。
我的症状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于是走到冷水机旁润了一下喉咙。鼻水不住地流,两腿不断打颤,呼吸也越来越困难,索性重重地瘫坐在长椅上。大约过了五分钟,晕倒的人被用担架抬走,车也开动了。
车站工作人员走到我身边:“请告诉我如何联系你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我将名片递给他,让他联系名片上的某某人。然后他将我带到车站一间办公室,对我说“请坐在这里稍等片刻”。
我不知道自己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只是感觉眼前一片漆黑。眼睛倒不是很痛,只是一片漆黑。鼻水不停地流,呼吸也像马拉松长跑一样上气不接下气,两腿打颤,下半身发冷、痉挛。
记得当时被带到办公室的乘客共有五人,用担架抬来的有两人。站务员也好像对于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站务员有四五个,问我们发生了什么。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警察也来了,详细问了一番,虽然身体很难受,但我还是硬撑着把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了他们。旁边有人失去了意识,我非常害怕,担心自己也丧失意识死掉。于是,尽量鼓足力气,同周围人说话。
这时间里,车站的工作人员似乎也变得不舒服起来。他们在办公室里待了至少四十分钟,吸入了大量的室内空气,所以出现了恶心呕吐症状。要是早点到地面上去就好了。
后来我们终于上到了地面。消防人员赶来,在类似胡同的地方设立了临时避难所,让我们暂时坐在那里。但冷得不行,根本没心思坐下,因为地面上只是铺着薄薄一层垫子,躺下反而会更冷,毕竟那还是三月。周围停放着几辆自行车,我顺势倚在上面站着,并告诉自己一定要撑住。其余人也都像我一样靠在什么东西上,只有两个人躺在地上。在那里大约站了二十分钟,再加上在办公室待的四十分钟,合计有一个小时左右我们被搁在那儿,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我是被警车送到中野综合医院的,而不是救护车。坐在医院长椅上接受检查,医生说有点不好办啊,就那么给我打点滴。因为我是乘警车来的,无意间听到了“是不是中毒了”一类的话,当时我也想自己可能碰上有毒的东西了。
当时医院好像也不知道我们中了沙林毒气。我们一直穿着沾有毒气的衣服,因此有些医生也感觉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不适。
整个上午身体都冷得厉害,尽管给我们披上了电热毯子,但还是不起作用。用血压计一测,升到180,若在平时,最高也不过150左右。血压非常高,对此我心里却没有感到不安,而是觉得莫名其妙。
结果,我在那里住了十二天院。那期间头痛得非常厉害,连续三天三夜头上都敷着冰袋,镇痛剂也一点不起作用。真是难受啊!住院的那些日子,头痛如潮汐一般,时而轻时而重地持续着。不仅如此,又出现发烧症状,连续两天体温接近四十度。
住院的最初三四天,双腿痉挛,呼吸困难,喉咙像被堵住一样,眼睛也看不清东西。即使将脸朝向外边,也看不到一丝光亮,眼睛的焦点无法汇聚,远处的物体一点都看不清。
点滴一连打了五天。血液中的胆碱酯酶数值直到最后一天才恢复到正常状态。瞳孔虽然逐渐恢复正常,但焦点一旦对上什么,眼睛深处简直像触电一样“突突”掠过一阵剧痛,锥刺一般地痛。
在三月三十一日那天终于出院。因为头痛得厉害,不得不向公司请了一个月假,在家休养。再说,两腿一个劲儿颤抖,若在上班途中摔倒受伤,那可就麻烦了。
早上一起床,头痛便如约而至,简直就像大醉了两天似的。剧烈的疼痛一直持续着,但我没有服用任何药物,一直忍耐着。因为吸入了像沙林那样的毒气,倘若吃错药物,对身体的副作用很大,所以头痛药之类一概没有服用。
每个星期三我都去中野综合医院接受检查,主要检查大脑和眼睛。紧缩的瞳孔已大体恢复正常,但眼睛的焦点稍一聚拢,便刺痛无比,医生甚至连什么原因都一无所知。大概是因为医生以前没有接触过沙林病例,不知如何处理吧。检查一下眼睛,测一下血压,“请下星期再来吧”——每星期都是如此。
这样,一直到四月末都没上班。五月连休结束后,我去了公司新设立的昭和岛中心工作。摆办公桌,配电脑……每天忙到深夜,说实话,真有些忙过头了。脑袋还是像以前一样疼痛,尤其是到了六月梅雨季节,更加厉害,每天头上都好像顶着一件沉甸甸的物体。看东西时,眼睛总是一阵阵地刺痛。
那种疼痛在工作的时候会逐渐减轻。因为专心工作,把它给忘记了。所以工作时间里对此一般不会太在意,但工作一结束,头便痛起来。因为这个原因,在上下班的电车上通勤是最令人痛苦的。
我现在对乘坐通勤电车感到恐惧。上车后,电车门在眼前关闭的一瞬间,头便会痛起来。到达目的地下车,通过检票口出站,本以为会有所好转,但疼痛依然挥之不去,集中精神考虑问题也不可能。持续谈话超过一小时,头就剧烈疼痛,现在依然如此。四月中旬,警察要我写供述书,包括受害报告在内一共花了大约五个小时,真是令人疲惫不堪。
八月休假一星期后,感觉症状比以前减轻了许多,对乘坐地铁不再恐惧,头痛也没有以前剧烈,或许因为暂时脱离工作,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的缘故吧。工作开始后的前两三天倒还好,一星期后,症状再次复发,一旦乘坐上通勤电车,剧烈的头痛便会袭来。
八月二十八日那天,勉强挣扎着赶到公司,竟然花了三个小时,因为不得不在途中车站下车,休息一小时,疼痛减轻再上车。若疼痛无法忍受,就再次休息,如此反来复去,到公司时已经十点半了。我想这样可不行,经人介绍,认识了圣路加医院精神科的中野医生,第一次见面是在八月三十日。
我将事情的原委与症状详细告诉了中野医生,他说:“那样做可不行,工作本身对你来说是慢性自杀啊!”又问我是否服用过什么药物,我告诉他什么也没有服用,他说那样适得其反。自那以后,我每星期都去做心理咨询,谈那星期发生了什么事,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乘坐电车有什么感觉等等。有时会根据症状给我开一些不同的药。头痛便服用布凡林,还有安定剂、安眠药。自从服用安眠药之后,睡眠好多了。
归终,我连续三个月没有工作,在那期间一直坚持心理咨询和服用药物。总的来讲,我的症状属于典型的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用最近的例子来说,它同神户大地震的受害者、同经历越南战争的归国士兵有着相同的症状,都来自于强烈的恐惧感。我遭遇沙林事故后的四个月中,经常工作到深夜,严重透支了体力,压力也随之积攒起来。多亏在夏季休假一星期,让以前紧张的神经松懈下来。
刚开始的时候,中野先生对我非常生气:“别想得太多别那么苦恼,尽量放轻松心情!”要根治PTSD非常困难,只要事发时的记忆还存在,精神上的伤痛便永远不可能消除。因此,对我而言,所能做的便是将那记忆消除,但那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做到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后只好与这疾病耐心相伴了,而且要时刻提醒自己注意不要疲劳过度,不要积攒压力。
这样,我向公司连续请了九月、十月、十一月三个月假,十二月初开始上班。但是上班后非常疲劳,根本不可能干一整天,只好工作半天,上午去公司,下午两点左右回家,以便使自己的身体逐渐适应。我曾问过中野医生:“一月份以后,是否可以延长一点工作时间?”但被告知:“不太合适,再忍耐一下。”所以直到这个月(一月)末都连续上半天班。每周三休息,因为是去医生那里,可适用劳动伤害事故条例,向公司请假倒也方便。
现在上下班仍然感到非常痛苦,从小岩站到滨松町换乘电车时,头痛便会加重。到公司服用布凡林,三十分钟后,头痛减轻,如此周而复始。
在别人看来,患者似乎并无大碍,但别人绝不会明白那种痛苦。这种情况在职场上尤为明显,所幸我们的所长非常理解我的处境,说:“如果自己遇到那种事故,说不定也会这样。”从医院拿到诊断书,向所长说明情况,他建议我住院,“尽快将病治好!”
遭遇沙林事故住院期间,经常做噩梦,记得最为清楚的是,在梦里经常被人强拉硬拽。病房的窗户正对着病床,在梦里差点被人从窗口拽下去。有时一回头,发现死去的人就站在自己身后。
很早以前,曾梦见过自己变成鸟在天空中飞翔,而这回在梦中飞翔时突然被人打了下来,不知是用箭射中的还是用枪打中的,落到地面上,再被人踩死。以前在天空中飞翔是很快乐的,而现在却变成了梦魇。
对于施放沙林毒气的罪犯,现在已不只是愤怒或者痛恨了。我当然恨他们,希望尽快处理好此事——这是我唯一能够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