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贤二（第一次采访，当时四十一岁）

大桥君在一家大型汽车经销公司工作了二十二年，现在大田区售后服务中心工作，职务是业务科长。

事发当时，颇具规模的服务中心尚未建成，而在设在杉并区方南町的临时事务所做中心开始运作前的准备工作，每天去那里上班。之前在位于尾久的技术服务中心任所长，九五年一月一日转来这里。大桥君遭遇沙林事件，是在前往方南町临时事务所上班途中的地铁丸之内线的列车上。

此前很长时间里，大桥君一直专门负责事故车的处理，站在服务窗口直接接待顾客。“我们的工作，和宾馆前台一个样。”他说。是个彻头彻尾搞技术的人，在第一线久经磨练——即使默默听他说话，这样的履历也可了然于心。短发，体格健壮，一副年富力强的男人风貌。看上去对工作格外有责任感。决非健谈那一类型，沉思着木讷地讲起那一事件。

家住江户川区，结婚十年了，三个小孩，大的上小学四年级。房子是事件发生整一年前新建的。不到一年时间里，搬家、工作调动、接下去发生沙林事件，可谓操心费力多事多难的一年。“本命年嘛！”本人苦笑。

不用说，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大桥君遭遇之事绝非可以苦笑了之的。说法未免过于普通——随处可见的“小而幸福的家庭”被超乎想像的暴力毫无征兆地摧毁殆尽。仅仅由于开往小岩站的通勤车偶尔早到了两分钟——由于命运开的小小玩笑——致使他坐进了“沙林车厢”。

现在也仍为严重的后遗症所苦恼。与此同时，他参加了地铁沙林受害诉讼组织，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如果能开一个网站来救助——哪怕多求助一个人也好——和自己同样痛苦的受害者就好了……这是大桥君迫切的心愿。本来与人交谈超过一个小时脑袋就开始剧烈作痛，但这一次接受采访长达一个半小时，实在令人感激。

去中野上班期间的电车通勤站是小岩站，在那里乘JR到四谷。从家到小岩站有时乘巴士，有时骑自行车，不过还是乘巴士的时候多。

早上七点左右，JR车厢内还不太拥挤，虽然捡个座位坐下非常困难，但不至于前后左右挤得无法动弹。这样乘车上下班虽然算不上一件苦差事，但由于我在离家很近的黑田分店工作了二十年，与那时相比，现在通勤时间之长，刚开始的时候真是令人不好受。

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我同往常一样刚过七点便从家出发。奇怪的是巴士比预定时间早来了二分钟。若在平时，巴士偶尔会迟到一些，但那天却来早了。想追也来不及了，只好乘下一班巴士，那时已经七点半左右了。谢天谢地，到达四谷时，地铁迟到了二分钟。事后想来，通勤车早到两分钟是一切的开始，或者说是一个转机啊。时间如此混乱，真是头一遭遇到，因为以前每天都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通勤。

我一般坐在丸之内线从前数第三节车厢内，那天也是如此。因为从那里看到的四谷站周围风景很漂亮。驶出车站时，可以看到上智大学的体育场，放松心情深呼吸，感觉非常舒服。但那天我所乘坐的第三节车厢空荡荡的，平时根本没有这种情况。若在往常，到四谷站时，乘客不断涌入车内，根本无法坐下，往前行驶几站后，才坐得下来。但那天不知何故，车厢内只有十个人左右，大家都坐在座位上，我感到有点奇怪。

上车我就发现后面两人的样子很是反常：一个男的看样子就要倒下，有气无力地靠在座位上；离我稍近的一位女士则俯身半蹲着，整个身体呈圆形。接着闻到一股怪怪的气味，起初我以为是有人酒后呕吐发出的。但那种气味没有刺激性，感觉有一种甜甜的、像是什么腐烂似的味道。那也不是信纳水之类的气味，因为我们公司也做涂饰工程这一业务，经常接触信纳水，那种呛鼻的气味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一想既然有座位可坐，即使有些怪味也无所谓，于是仍旧坐在那里。闭上眼睛，很快进入了睡眠状态。若在平时，我一般会看看书读读报什么的，但那天是星期一，困得厉害，根本没那心思。虽说是睡觉，却不是沉沉睡去，只是闭目养神而已。周围不时有声音传入耳中，迷迷糊糊中突然听到广播说“中野坂上”，于是起身来下了电车，头脑也仿佛条件反射似的清醒了。

但不一会儿，便感觉周围暗了，抬头看站台的电灯也是黑的。接着喉咙干渴得难受，不由得剧烈地咳嗽起来。车站里面的长椅旁边有冷水机，我正打算过去润一下喉咙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有人晕倒了”，喊的是一位年轻高大的上班族。我回头一看，刚才车上那个男的顺着长椅完全瘫倒在那里。

我的症状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于是走到冷水机旁润了一下喉咙。鼻水不住地流，两腿不断打颤，呼吸也越来越困难，索性重重地瘫坐在长椅上。大约过了五分钟，晕倒的人被用担架抬走，车也开动了。

车站工作人员走到我身边：“请告诉我如何联系你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我将名片递给他，让他联系名片上的某某人。然后他将我带到车站一间办公室，对我说“请坐在这里稍等片刻”。

我不知道自己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只是感觉眼前一片漆黑。眼睛倒不是很痛，只是一片漆黑。鼻水不停地流，呼吸也像马拉松长跑一样上气不接下气，两腿打颤，下半身发冷、痉挛。

记得当时被带到办公室的乘客共有五人，用担架抬来的有两人。站务员也好像对于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站务员有四五个，问我们发生了什么。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警察也来了，详细问了一番，虽然身体很难受，但我还是硬撑着把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了他们。旁边有人失去了意识，我非常害怕，担心自己也丧失意识死掉。于是，尽量鼓足力气，同周围人说话。

这时间里，车站的工作人员似乎也变得不舒服起来。他们在办公室里待了至少四十分钟，吸入了大量的室内空气，所以出现了恶心呕吐症状。要是早点到地面上去就好了。

后来我们终于上到了地面。消防人员赶来，在类似胡同的地方设立了临时避难所，让我们暂时坐在那里。但冷得不行，根本没心思坐下，因为地面上只是铺着薄薄一层垫子，躺下反而会更冷，毕竟那还是三月。周围停放着几辆自行车，我顺势倚在上面站着，并告诉自己一定要撑住。其余人也都像我一样靠在什么东西上，只有两个人躺在地上。在那里大约站了二十分钟，再加上在办公室待的四十分钟，合计有一个小时左右我们被搁在那儿，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我是被警车送到中野综合医院的，而不是救护车。坐在医院长椅上接受检查，医生说有点不好办啊，就那么给我打点滴。因为我是乘警车来的，无意间听到了“是不是中毒了”一类的话，当时我也想自己可能碰上有毒的东西了。

当时医院好像也不知道我们中了沙林毒气。我们一直穿着沾有毒气的衣服，因此有些医生也感觉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不适。

整个上午身体都冷得厉害，尽管给我们披上了电热毯子，但还是不起作用。用血压计一测，升到180，若在平时，最高也不过150左右。血压非常高，对此我心里却没有感到不安，而是觉得莫名其妙。

结果，我在那里住了十二天院。那期间头痛得非常厉害，连续三天三夜头上都敷着冰袋，镇痛剂也一点不起作用。真是难受啊！住院的那些日子，头痛如潮汐一般，时而轻时而重地持续着。不仅如此，又出现发烧症状，连续两天体温接近四十度。

住院的最初三四天，双腿痉挛，呼吸困难，喉咙像被堵住一样，眼睛也看不清东西。即使将脸朝向外边，也看不到一丝光亮，眼睛的焦点无法汇聚，远处的物体一点都看不清。

点滴一连打了五天。血液中的胆碱酯酶数值直到最后一天才恢复到正常状态。瞳孔虽然逐渐恢复正常，但焦点一旦对上什么，眼睛深处简直像触电一样“突突”掠过一阵剧痛，锥刺一般地痛。

在三月三十一日那天终于出院。因为头痛得厉害，不得不向公司请了一个月假，在家休养。再说，两腿一个劲儿颤抖，若在上班途中摔倒受伤，那可就麻烦了。

早上一起床，头痛便如约而至，简直就像大醉了两天似的。剧烈的疼痛一直持续着，但我没有服用任何药物，一直忍耐着。因为吸入了像沙林那样的毒气，倘若吃错药物，对身体的副作用很大，所以头痛药之类一概没有服用。

每个星期三我都去中野综合医院接受检查，主要检查大脑和眼睛。紧缩的瞳孔已大体恢复正常，但眼睛的焦点稍一聚拢，便刺痛无比，医生甚至连什么原因都一无所知。大概是因为医生以前没有接触过沙林病例，不知如何处理吧。检查一下眼睛，测一下血压，“请下星期再来吧”——每星期都是如此。

这样，一直到四月末都没上班。五月连休结束后，我去了公司新设立的昭和岛中心工作。摆办公桌，配电脑……每天忙到深夜，说实话，真有些忙过头了。脑袋还是像以前一样疼痛，尤其是到了六月梅雨季节，更加厉害，每天头上都好像顶着一件沉甸甸的物体。看东西时，眼睛总是一阵阵地刺痛。

那种疼痛在工作的时候会逐渐减轻。因为专心工作，把它给忘记了。所以工作时间里对此一般不会太在意，但工作一结束，头便痛起来。因为这个原因，在上下班的电车上通勤是最令人痛苦的。

我现在对乘坐通勤电车感到恐惧。上车后，电车门在眼前关闭的一瞬间，头便会痛起来。到达目的地下车，通过检票口出站，本以为会有所好转，但疼痛依然挥之不去，集中精神考虑问题也不可能。持续谈话超过一小时，头就剧烈疼痛，现在依然如此。四月中旬，警察要我写供述书，包括受害报告在内一共花了大约五个小时，真是令人疲惫不堪。

八月休假一星期后，感觉症状比以前减轻了许多，对乘坐地铁不再恐惧，头痛也没有以前剧烈，或许因为暂时脱离工作，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的缘故吧。工作开始后的前两三天倒还好，一星期后，症状再次复发，一旦乘坐上通勤电车，剧烈的头痛便会袭来。

八月二十八日那天，勉强挣扎着赶到公司，竟然花了三个小时，因为不得不在途中车站下车，休息一小时，疼痛减轻再上车。若疼痛无法忍受，就再次休息，如此反来复去，到公司时已经十点半了。我想这样可不行，经人介绍，认识了圣路加医院精神科的中野医生，第一次见面是在八月三十日。

我将事情的原委与症状详细告诉了中野医生，他说：“那样做可不行，工作本身对你来说是慢性自杀啊！”又问我是否服用过什么药物，我告诉他什么也没有服用，他说那样适得其反。自那以后，我每星期都去做心理咨询，谈那星期发生了什么事，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乘坐电车有什么感觉等等。有时会根据症状给我开一些不同的药。头痛便服用布凡林，还有安定剂、安眠药。自从服用安眠药之后，睡眠好多了。

归终，我连续三个月没有工作，在那期间一直坚持心理咨询和服用药物。总的来讲，我的症状属于典型的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用最近的例子来说，它同神户大地震的受害者、同经历越南战争的归国士兵有着相同的症状，都来自于强烈的恐惧感。我遭遇沙林事故后的四个月中，经常工作到深夜，严重透支了体力，压力也随之积攒起来。多亏在夏季休假一星期，让以前紧张的神经松懈下来。

刚开始的时候，中野先生对我非常生气：“别想得太多别那么苦恼，尽量放轻松心情！”要根治PTSD非常困难，只要事发时的记忆还存在，精神上的伤痛便永远不可能消除。因此，对我而言，所能做的便是将那记忆消除，但那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做到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后只好与这疾病耐心相伴了，而且要时刻提醒自己注意不要疲劳过度，不要积攒压力。

这样，我向公司连续请了九月、十月、十一月三个月假，十二月初开始上班。但是上班后非常疲劳，根本不可能干一整天，只好工作半天，上午去公司，下午两点左右回家，以便使自己的身体逐渐适应。我曾问过中野医生：“一月份以后，是否可以延长一点工作时间？”但被告知：“不太合适，再忍耐一下。”所以直到这个月（一月）末都连续上半天班。每周三休息，因为是去医生那里，可适用劳动伤害事故条例，向公司请假倒也方便。

现在上下班仍然感到非常痛苦，从小岩站到滨松町换乘电车时，头痛便会加重。到公司服用布凡林，三十分钟后，头痛减轻，如此周而复始。

在别人看来，患者似乎并无大碍，但别人绝不会明白那种痛苦。这种情况在职场上尤为明显，所幸我们的所长非常理解我的处境，说：“如果自己遇到那种事故，说不定也会这样。”从医院拿到诊断书，向所长说明情况，他建议我住院，“尽快将病治好！”

遭遇沙林事故住院期间，经常做噩梦，记得最为清楚的是，在梦里经常被人强拉硬拽。病房的窗户正对着病床，在梦里差点被人从窗口拽下去。有时一回头，发现死去的人就站在自己身后。

很早以前，曾梦见过自己变成鸟在天空中飞翔，而这回在梦中飞翔时突然被人打了下来，不知是用箭射中的还是用枪打中的，落到地面上，再被人踩死。以前在天空中飞翔是很快乐的，而现在却变成了梦魇。

对于施放沙林毒气的罪犯，现在已不只是愤怒或者痛恨了。我当然恨他们，希望尽快处理好此事——这是我唯一能够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