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代田线

A725K

在地铁千代田线散布沙林的行动小组由林郁夫和新实智光组成。林实施，新实是司机。林年纪大，又是医师且同科学技术省的“武斗派”划清界限——这样的他何以被选为实施者，原由自是不得而知，但林自身推测“大概是为了封口”。即通过让他参与事件而切断其逃路。在这一阶段林已心知肚明。他皈依麻原彰晃(1)程度很深，但麻原好像并未从内心相信他。叫林洒沙林时，林后来说“感觉心脏在胸中陡然一缩”，还说“心脏在胸中倒是理所当然的事”。

林乘坐七时四十八分由北千住站驶发、开往代代木上原的千代田线地铁列车最前面的车厢，在新御茶水站捅破沙林袋，在那里下车。在新御茶水等待的新实让做完案的林上车，直接返回位于涩谷的秘密活动站——这是交给两人的使命。林不能拒绝，他在心中告诉自己“这是马哈姆德拉修行之一”。马哈姆德拉修行是争取被赋予正悟师等级的重要修行。

“想拒绝不是可以拒绝的么？”对于麻原辩护律师的这个执拗的提问，林这样回答：“如果能够拒绝，这一系列奥姆事件岂不（一开始）不会发生了？”

林生于一九四七年，是品川区一位开私人诊所医生的次子，由庆应大学附属的初中、高中升入该大学的医学部，作为心血管外科专门医生在庆应医院工作。后来转去位于茨城县东海村的国立疗养所医院任循环器官科主任医师，乃不折不扣的超级精英。相貌端庄，表情带有一种职业自信，想必是作为医师自然而然形成的。头发似乎在头顶那里开始略略变稀。如多数奥姆干部所表现的那样，姿态端正，脸直对前方。不过说话方式总好像有些单调和不自然。在法院旁听证言时，作为个人我蓦然觉得某种感情的流程在他身上受到阻碍。

他在飞黄腾达过程中突然信了奥姆真理教，九〇年辞职和家人一起出家。两个孩子也在教团中接受特殊教育。医院方面舍不得他的能力而予以挽留，但他决心已定。看上去他对医生这一职业几乎没有留恋之情。在教团内受到喜欢精英的麻原彰晃的重用，任“治疗省大臣”。

林似乎在某个阶段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怀有深刻的根本性疑问，从而水到渠成地为提供超科学答案的麻原彰晃所吸引。

被指名在地铁实施散布沙林的林郁夫于二十日凌晨三时被领去上九一色村的第七修行所，和其他四人一起练习捅扎沙林袋——用打磨锋利的伞尖捅扎充水（代替沙林）的同一规格塑料袋。指挥练习的是教团干部村井秀夫。其他成员有时表现出乐意练习的样子，但林郁夫以不无理性的目光看着其他四人的行为，也没有实际捅扎。在四十八岁的医师眼里，看上去一切都像在做戏。

林说：“我没有练习。虽然一看就会，但我从内心提不起兴致。”

练习完后，五人乘车返回涩谷的秘密活动站。身为医师的林在那里把加入硫酸阿托品的注射器发给大家，指示说：“如果出现沙林中毒症状，自己立即注射这个。”

去地铁途中，林在市谷的便利店买了手套、切刀、自粘胶带和拖鞋。负责开车的新实弄到了用来包沙林塑料袋的报纸：《圣教新闻》和《赤旗》。“最好不是随处买得到的报纸，那才有趣。”新实以他特有的幽默说。林从中选了《赤旗》。这是因为，如果使用宿敌创价学会的《圣教新闻》，那么就太露骨了，效果反而不好。

林上车前戴上了口罩。地铁列车编号为A725K。在车厢里看到妇女儿童，林多少有些动摇，心想在这里洒沙林，自己右前方的妇女必死无疑，要是能中途下车就好了。但事已至此，又不能就此罢手。这是为了法的战斗，不能优柔寡断向自己屈服。

临近新御茶水站时，他把沙林袋扔在脚下，一狠心用伞尖捅了进去。手有感觉，“噗一声有一种弹力感”。接着捅了几次，至于几次则不记得了。结果，两袋中仅一袋开了洞，另一袋原封未动。

但是，沙林液体从开洞的袋中全部流淌出来，给乘客造成了极大伤害。在霞关站，两位想处理那个袋子的站务员以身殉职。A725K在国会议事堂前停止运行，让所有乘客下车，在那里开始清扫车厢。

两人因林郁夫洒的沙林遇难，一百三十一人受伤。

“一看就知道没有人在冷静处理事情，一个也没有。”

和泉清佳（当时二十六岁）

和泉是金泽人，现在外资系统的航空公司广报科工作。

大学毕业后因种种原因进了JR(2)做一般性事务工作。在那里工作三年之后，无论如何都想做航空方面的工作，于是两年前断然转行。进航空公司是她小时就怀有的梦想。但中途进这家航空公司，必须跨过千里挑一这道非同一般的难关。而就在她转行不久，上班途中遭遇了沙林事件。

和泉说她“反正就是喜欢自学什么”。一看就知她是个无论做什么都积极而又认真的人，属于一旦确定自己的目标就勇往直前那类性格。健谈，说“正义感”未免说法有些老套，但言谈之间可以感受到那种不拐弯抹角的、敢说敢做的直率。如果不进航空公司，就打算当政治家的秘书。实际上也为取得那一资格而学习过。假如如愿以偿，很可能成为干练的秘书人才。

这么说不知是不是合适，一看见她就不由得涌起一股亲切感。觉得高中时代班里就有一两个这种能干的女孩。如今有没有了呢？

她说JR的工作，坦率说来没多大意思。虽然学得社会上不少东西，但感觉上一切取决于人事关系。工会力量非常强大，整体上像是狭小的特殊空间，不合自己的脾性。她想从事能用英语的工作。所以，不顾周围人“何必辞职”那样的反对声音，依自己的判断，毅然转到现在这家公司。但在这次沙林事件中，她在JR研修时接受的应急训练意外派上了用场。

性格上特别喜欢和人接触，一个人连酒吧都不进。至于单独生活，就更“寂寞得受不了了”。

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住在早稻田。因为房子太窄，最近搬了家。

公司位于神谷町，所以我每天的乘车路线是：从早稻田坐东西线到大手町下车，再换乘千代田线到霞关，然后在那里换乘日比谷线到相隔一站的神谷町。公司八点半上班，我每天大概七点四十五或五十出门。一般八点半稍前一些到公司，但我仍算是早到的。大家都踩着钟点上班。在日企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上班前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到公司，而外企则是各自按照自己喜欢的步调开始工作。早去公司也不会得到什么表扬。

早上六点十五或二十左右起床。早饭几乎不吃。只是简单喝点儿咖啡。东西线是相当拥挤的，不过除了拥挤倒也没什么不愉快的。至今也没遇到过色狼。

我身体一向很好。但三月二十日那天从早上开始就觉得不舒服，相当难受。心想那也得上班，于是坐上电车，下了东西线，在大手町换乘千代田线。一边想着今天身体不太对劲儿，一边下意识地深深吸了口气。就那样突然喘不过气来。

那时候我在千代田线最前面的一节车厢里。这么说来，到达霞关时，我的位置应该离日比谷线的换乘口最近。电车不是很挤，座位倒几乎都坐满了，只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站着。对面车厢一目了然。

我站在驾驶席最前面，抓着门把手。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吸了口气，一下子觉得很难受。不，不是难受的感觉，而是像给人当头打了一棒。突然间完全喘不过气来。如果再吸一口气，整个内脏就要从嘴里出来了，感觉就是那么强烈。最初一次就像处于真空中似的。我还以为是自己身体不舒服的缘故。可是，再怎么不舒服也不至于这样啊，情况就是这么严重。

现在想来有点可笑。我当时还想是不是爷爷去世了。爷爷住在石川县，当时是九十四岁。去年去世了。恰巧，那几天听说爷爷感冒了。我首先想到的是莫非这就是所谓预感？是不是爷爷去世了？

过了一会勉强能呼吸了。就要到霞关车站了，可就在经过前一站日比谷的时候，又突然咳嗽起来。那时候，车内很多人都“咳咳”咳嗽起来了。我感觉车厢里有些不太对头，周围的人也开始骚动起来。

不管怎样，电车终于到了霞关。我什么也没多想就下了车。但有几位乘客下车后，对在那儿的乘务员大概说了“车里有些奇怪过来一下吧”之类的话，把乘务员叫到了车上。之后的事情我没有看到。列车长将那儿的沙林包拿到了外面，后来去世了。

我同往常一样出了车站，朝日比谷线方向走去。在走下日比谷线站台处的台阶时，突然听到了火灾警报器的声响。“BBB…响个不停”。车站里这种通知紧急事件的声音，我在JR的时候就听习惯了，因此马上想到发生事故了。那时候，话筒里传来了站内广播声。正当我心想就这样出站好不好的时候，日比谷线电车开进站台。

当时车站工作人员的行动，一看就知很混乱。因此我想这可不是普通情况。这趟日比谷线的电车与我想坐的车方向正相反。但是一个乘客也没有，空空荡荡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列电车也被放了沙林，在神谷还是什么地方发生了异常状况，乘客全部下车了。然后电车开进了霞关。

火灾警报器响了以后，站内广播通知大家到车站外面去。周围人都朝出口动起来。我在那里才开始觉得有些恶心，心想与其这样出去，还不如先去趟洗手间。就在站内四处寻找洗手间。先看到了站长办公室，旁边就是洗手间。

我经过站长办公室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三四位车站工作人员横躺着，我想是不是出了什么伤亡事件。但我还是径直去了洗手间。过一会儿从洗手间出来后，我从通往通产省前的出口向上走。大概前后花了十分钟。这时间里，刚才倒在办公室里的几个工作人员都被抬到了外面。

上了台阶从出口出来，往四周一看，怎么形容呢，简直是地狱一般的景象，三个人横躺在地上，嘴里插着勺子。好像为了避免他们咬掉舌头而有人往他们嘴里插了勺子。另外还有六七位工作人员也在那儿，大家都抱着头坐在花坛旁边哭。接下来在台阶的出口处，看到一个女孩在哇哇哭（这位就是在后面出现的野崎）。走到外面的一瞬间，我丧失了所有语言。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一无所知。

我抓住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自己以前在JR工作，已经习惯处理紧急事件，问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那位工作人员眼睛完全没有焦点，目光游移不定，只是一个劲说“帮帮忙吧”，我对一屁股坐到那里的乘车员说这可不是哭的时候。结果对方却说“什么啊，哪里在哭”。可是那个时候，我确实看到了大家好像都在哭。我还想大概因为躺在那里的一位同事去世了，大家才这么悲痛吧。

我问“叫救护车了吗？”答说已经叫了，我也确实听见了救护车的汽笛声，但不是来这里的。为什么我们这里被推后了呢？结果，症状最严重的人却被最后送到了医院，两人都不幸去世了。

这一场面东京电视台都拍下来了。旁边还停着写有“东京电视台”的面包车。于是我对他们说“现在可不是干这个的时候，请把车借给我们，送这些人到医院”。经过交涉一番，开车的人又和其他几个人商量一会儿后，答说知道了，好的。

在JR的时候，我们被要求经常身带红色围巾。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挥动围巾，一挥列车就会停下。于是我最先想到了围巾，有哪位带显眼的围巾吗？我朝四周喊着。有人借给了我。但因为东西太小，只好把我的手帕交给电视台的司机：“请将他们送到最近处的医院。事态紧急，要一路鸣笛，不用管红绿灯，直接开过去。”

手帕的颜色我不记得了，大概带有彩色花纹吧。我只记得这些。是让挥手帕还是要求系在后视镜，这也想不起来了。因为我相当激动，所以这个地方记不太清楚了。不管怎样，让已故的车站工作人员高桥先生和一位助手坐在了后座。此外还能坐一个人，所以又拉了一位工作人员。

后来碰到丰田先生，他说：“那块手帕没法还给你了，后座上的那位当时恶心，手帕正好派上用场。”最后他送我一块新手帕做为礼物。

当时我本以为高桥先生还活着，但细看才知道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要死的人，可当时马上就感觉到了，心想这个人就要死去了。但不管怎么说，必须帮帮他。

驾驶员让我也一起坐上去，我说“不，我不能上去”。因为还有几位被人背到这儿的病人，我必须照看他们。所以我留下了。那辆车到底开去哪家医院了，我不知道。那些人最后怎么样了，我也一无所知。

后来，旁边的那个女孩哇哇哭了起来，身体抖个不停。我走到她旁边，安慰说没事的，没事的。终于，救护车来了。这期间我照看了很多人，他们的脸色与其说是苍白，倒不妨说已经接近褐色。其中一位，一看就像是位老大爷，嘴里不停冒着泡沫。我甚至想，人居然能吐出这么多泡沫啊。我解开他衬衣扣子，松开他的裤带，把摸他的脉，他的脉快得惊人。“老大爷，老大爷！”我叫了几声，没有回答，看来完全没有意识了。

这位看上去像老大爷的人，其实是车站的工作人员。因为已经脱了制服上衣，所以当时不知他是车站职员。他脸色煞白，头发稀疏，我以为他是上了年纪的乘客。后来才知道他叫丰田，是已故车站工作人员（高桥、菱沼两位）的同事。他在千代田线站台工作，是晕倒的三位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在那之后，住院很长时间，是所有患者中住院最久的。

救护车来之后，医生问有意识吗？“没有意识但有脉搏。”我用近乎喊的声音回答。于是救护人员拿出氧气罩扣在那个人的嘴上。接下来救护人员说：“还有一个呼吸器，有谁不舒服快上来，在救护车上吸氧。”我也稍微吸了一些。一个劲颤抖和哭叫的那个女孩不停地吸氧。快吸完时，媒体记者蜂拥而至。那位哆哆嗦嗦的女孩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以致一整天都出现在电视上。

照顾大家的过程中，我丝毫没有感到不适。听到“吸氧”，才想起自己呼吸也有些不正常。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和这次事件有什么关系。自己身体没事，所以理应照顾这次事件的受害者（居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件，反正是大事件），帮他们做些事，我就是这样想的。前面说过，我本来早上起来身体就不太舒服，我想即使感到有些不适那也纯属我个人的个别原因。

不知不觉间，恰巧有位公司同事从这里经过。他和我一起，帮助那个女孩逃脱记者们的围追堵截。之后同事说一起走着去公司吧。我也想不管怎样先去公司吧。从霞关到公司大约要三十分钟。走的过程中，总感觉呼吸不畅，但还没到要坐下来的程度，勉强能坚持走。

到公司后，公司的领导们都已经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于是问：“和泉，真的没事吗？”到公司的时候已经过了十点。领导说：“好好休息吧，不要勉强。”我依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那样开始工作了。结果人事部的一位同事说好像是有毒气，不舒服赶紧去医院。正巧那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妙，于是在神谷十字路口在大家帮助下坐救护车去了医院——一个叫麻布医院的小医院——那里已经来了二十几个病人。

接下来的一周一直处于像感冒一样的状态，还像哮喘一样咳嗽，三天后开始发烧，量了量体温居然四十度。心想肯定是体温计坏了。因为体温计的水银柱已经蹿到最大限度，所以实际温度可能比四十度还高。反正我已经处于动弹不得的状态了。

发烧之后，伴随有哮喘的咳嗽也持续了一个月。这显然是沙林毒气的影响，大概毒气进气管了吧，真是非常痛苦。总之，一旦咳嗽就停不下来。经常痛苦得连呼吸都困难。像这样说话的过程中突然咳嗽起来的状况也时有发生。广报部是与人打交道的部门，我这个样子做工作是非常痛苦的。

我做了很多次梦。大概口含勺子的工作人员形象在脑海里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总是梦见他们当时的样子。梦中，躺在地上的人的数目非同寻常，长长地朝远处排列开去。因此，晚上经常从梦中惊醒，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袭来。

我们当时所在的位置，正是霞关通产省的门口。几个遇害者口吐白沫，还有几个晕倒在地上。道路的这半边简直如地狱一般。与此相对，道路的另半边是一如往常上班的人流，完全是正常世界。我一边照顾病人，一边看着马路对面。来来往往的人虽然面露惊讶神情，像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却没有一个人打算过来。那儿完全是别的天地。没有人停下来，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

貌似通产省的人就站在眼前。这边有三个人晕倒了，横躺在地上，默默等待迟迟不来的救护车。那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但是通产省的人既没有叫人来帮忙，又没有帮我们叫车。

沙林毒气是在八点十分施放的。等救护车就等了一个半小时以上。那些受害者一直处于没人管的状态。电视里偶尔播放高桥先生口含勺子躺在地上无人救治的场面。每当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就痛苦得无法自持。

——假如那时你作为通勤者从路的另一边走过，你会过来照看倒地的人吗？

会，我想肯定会。我不能容忍把他们放置不管。即便是不恰当的行为，我也仍然会去帮他们的。说实话，我当时真想大哭一场。但是又想，即便自己失去理智，也还是于事无补。环视四周，一看就知道没有人在冷静处理事情，一个也没有。没有人照顾病人。病人就那样一动不动地被抛弃不管。所以我想我必须做点什么，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说实话，对于施放沙林毒气的罪犯，我倒不觉得十分愤怒和怨恨。大概是不能很好地将这些联系起来，才使得我没有对罪犯感到愤怒和憎恨。与对罪犯的愤怒和憎恨相比，因为看到了不幸去世的人们以及深感悲痛的他们的家人，所以这方面的痛苦要大得多。奥姆真理教的某某将沙林带进了电车……这样的问题对我却不构成任何问题。我没有把沙林毒气事件同奥姆真理教联系起来，这样的因果关系在我的头脑里是没有的。

我从不看电视里有关奥姆真理教事件的报道，根本不想看。本来也不打算接受任何采访。如果对被害者、对其家属有帮助的话，我会主动说的。但如果出于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好奇心，我是不想接受媒体采访的。

这次的犯罪行为理所当然应被社会各界严厉追究。最让人揪心的是遇难者家属的心情，一想到这些，我就坐立不安。将犯人处以死刑，事情就彻底解决了么？大概因为我亲眼看到人的死亡，所以对死变得敏感起来。这倒也罢了，问题是无论对犯人给与怎样严厉的刑罚，我对他们也是无话可说的。

“进公司以来一直在这里（霞关站）。虽然没办法同其他站相比，可我就是喜欢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