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采访（九六年二月）

PTSD症状的出现开始于沙林事件发生后一周左右。第一位患者来向我诉说：“本想星期一去公司上班，但两腿发软打颤，根本去不成。”那是三月二十七日的事。但仅就中毒本身来说，那位患者还算是轻的。

作为常见症状，最多的是受害场面的再次浮现，也就是说当天所发生的事情真真切切地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感觉也同事发当时如出一辙。那并非简简单单的回忆，而是仿佛体内有异物不断涌上来的感觉。那也不同于所谓的“白日梦”，而是一种“记忆入侵”。

身体受沙林毒气伤害的程度，同PTSD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精神受伤害的程度问题。比如，有些人尽管自己受了轻伤，但仍在现场照顾晕倒的重伤员。看到对方口吐白沫，痛苦不堪地在自己面前死去，那种场面的悲惨程度丝毫不逊于战场。实际目睹这一场景的受害者中患PTSD的概率非常高。

这种情况，就好比毫无征兆地被突然推进死亡的深渊。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来说，那都是一种极为恐怖的体验。而且，沙林的恐怖，是从未诉诸语言的那类恐怖。因此对于受害者来说，无法很好地将那种恐惧表达出来，从而对身体产生了一定影响。自己的感觉无法置换为语言或者无法很好地调整自己的意识，只得将其勉强地抑制住。但无论怎样努力抑制，总会对身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为常见症状，有无法入睡、做恶梦、感到恐惧等等。所谓恐惧心理，打个比方来说，不敢乘地铁、不敢过地下通道，焦躁、坐立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以及总想逃避什么，整天无精打采。由于竭尽全力忍受着病痛折磨，当然没有精力顾及其他，也就是说同其他活动断绝了关系。与此同时，脑中浮现出的中毒症状的瞬间场面也导致了受害者出现疲劳和倦怠感。

有些人不得已辞去了工作。曾有一位女性对头痛症状非常苦恼，以至于无法工作，却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公司以病已治好，没有大碍为由，不允许她减少工作量。每天加班到深夜两点左右。向别人诉说，却没有人肯帮忙，甚至不理解。她只好辞去工作。

这种疾病并不像外伤一样可用眼睛直接观察到，因此往往难以得到他人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尽管是一种疾病，但还是要归咎于患者依赖心太强，不够努力。

——例如发生阪神大地震时，受害者的状况在视觉上一目了然，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知晓好几天被压在倒塌的大楼下的情况，以及疼痛和难受的种类、程度等等。但在地铁沙林事件中，没有经历过的人恐怕是难以切身理解那种恐惧的。

是的。另外，相反，在某种意义上，电视只是单纯地将事件影像化、程序化，这很容易使人们形成一个观念——“原来就这么回事啊！”比如在地铁入口处人们不断倒下，但那只不过是一层表象，真正悲惨的部分在电视上并没有播放出来。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触：接受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恢复程度当然因人而异，有的人一点点循序渐进地康复，有的人因为某种契机而戏剧般地恢复，情况多种多样。

说到治疗方法，我并没有特殊手段。只是倾听对方的痛苦，理解对方的心情，然后进行交谈。

比如逮捕麻原当天，有人想起了地铁沙林事件，从而陷入了恐慌状态。一旦发生这种大的相关事件，患者头脑中便经常浮现事发时的瞬间场面。的确，在地铁车厢看到有人头戴面具就会成为直接的诱发因素。那完全是错觉或者是幻觉状态。而在那个人脑海中，事情却已真真切切地发生，他对此深信不疑。遇到那种情况，就要反复告诉他：“不，事件并没有发生。”

不断地诉说恐怖、恐怖的患者，一般来说会逐渐康复。总的来讲，这类患者比较容易治疗。倾听他的话，感受他的痛苦，稍微加以调理，就会让他轻松起来。但现在仍有许多患者处在无法调理的混乱与无法表达的状态中。

——这么说，许多人都患有潜伏性的心理创伤。来这里治疗的人，是不是说只要有想治愈的意识就还有救？

是的。我想，有PTSD症状的患者数量大约占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全体的三四成。受害者总数超过五千人，因此它的数量是非常多的。我曾对圣路加医院的八十位患者，分别以事件发生后三个月、六个月为时间基准做过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脑海有过浮现受害场面经历的人数超过三成。这三个月时间里，患者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恶化的例子。

尽管内心有很深的创伤，却不愿承认，有时会变得非常危险。比如有些人通过拼命工作或过量饮酒来排遣内心的痛苦与烦恼。

我有一位病人，最近在电视上看到海湾战争场面时，日中战争(7)时遗留下来的内心创伤再度复发。五十年前，他曾用刺刀杀死过中国人，那种场面在脑海中再次浮现出来，从此再也难以入睡。也就是说在意识深层隐藏了五十多年的记忆被突然唤醒了，结果被噩梦魇住。

沙林事件的受害者也可能发生上述情况。无论怎样将其抑制在意识的深层，也会在某一时刻因为某种意外而再度从记忆中浮现出来。

许多人想独自一人处理，结果反而使其恶化，因此有必要求得他人的帮助。对方不一定非是专业医生不可，但要能够理解你，这是必需条件。比如向其人倾诉烦恼，对方却说“那是因为你太脆弱了”。这样一来，心理创伤反而会更严重。实际上这种情况非常多见。昨天第一次来这里的一位患者便遇到了这种情况，完全丧失了信心。长此以往，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会逐渐加剧。难以被真正理解——这是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典型特征。他们真的很孤独。

除此以外，社会上或许还存在着对他们的隐性歧视，即对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心理歧视。因此有些受害者试图尽量隐瞒自己是受害者这一事实。这让人感觉如同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尽力隐瞒受害事实一样。

按我的理解，那同日本社会的“污秽”这一观念有着某种关联。在日本，很久以前，如果有人接触到死亡或灾难，便被认为沾上了污秽，并且有将其从周围隔离开来的传统。在古代，那是非常有必要的。虽实行隔离，但被隔离之人仍未脱离共同体，并接受着治疗，无需工作，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给了他们一种保护。并且，在袚除污秽的仪式中，“污秽之人”会逐渐痊愈。所以，古代的“污秽概念”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到了现代，共同体这一系统在实质上已经消亡。但那种“污秽”意识仍潜伏下来，从而衍生出类似心理隔离的东西。这对受害者实在过于残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