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筒光辉（当时三十八岁）

井筒现在一家大型商贸公司负责水产品虾的进口工作。原是船员。东京商船大学毕业后，在国际航线当了一段时间船员，由于海运经济严重不景气，三十岁就中止了作为海员的履历，转入海虾进口专门商贸公司。在那里做了七年海虾进口工作之后，作为海虾专家转到现在这家公司。这是两年前的事。同肉类相比，水产品进口单价高，市场行情变动大，属于风险高或赔赚分明的买卖。所以，没有一定程度的实战经验是干不了的。井筒并非以前就对海虾买卖怀有特殊兴趣，只是想做同外国有关系的工作，而在找商贸工作时碰巧遇上了水产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两年前就想从这家海虾专门公司辞职，自己开一家进口公司，但同这家公司商量资金时，公司说眼下正值泡沫经济破灭时期，劝他再干一段时间。于是继续干到现在——经历颇为奇特，就像浪子回头重操旧业似的。

因此，感觉上同一步步积累资历、以管理职务为目标的普通公司职员多少有所不同。见面交谈起来，也还是给人以独立意识强的印象。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却又不显得强加于人，而只是把自己的想法以自己的方式归纳成形并从中找出价值——就是这一类型的人。

到底在大学时代练过柔道，体形好，坚定地目视前方，表达一清二楚。看上去充满活力，衣着整结利落，领带十分漂亮。

那么，当时三十八岁这位海虾进口专家在某日早晨的通勤电车中是怎样体验、怎样接受从天而降的沙林事件的呢？

一直想到国外开阔一下眼界，于是考入东京商船大学，毕业后当了大副。除了非洲以外，五大陆都已去过。那时年轻，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只是感觉有趣，现在想来，幸亏早些换了工作（笑）。

家在新丸子，以前住在樱木町。我一般乘坐东横线到国会议事堂前附近的公司上班。九点十五分公司开始工作，平时八点半左右赶到那里。是的，非常早，但那时地铁不太挤，到公司后同事也少，可以放慢节奏工作。早上六点起床，这都已形成了习惯。早上虽然精力旺盛，晚上却难熬，如果没有事的话，一到十点钟就睡了。没有事的日子不多，加班、接待客户、和同事一起喝酒是常有的事。

三月二十日那天，我比平时稍晚，乘七点钟的东横线电车，在七点四十五分左右到达中目黑站，然后乘日比谷线到霞关，最后换乘了千代田线。正是在霞关与国会议事堂前这两站之间，我遭遇了沙林事故。

在霞关换车时，我一般乘坐千代田线的第一节车厢，因为从那儿下车后跨上台阶去公司最方便。那天赶到千代田线月台时，铃声已经响起，我急忙跑了过去，但电车一直停在那里。进入车厢，发现两位车站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地板，水似的液体从袋子中流出……。当时自然不知道那就是沙林。车站工作人员擦拭地面期间，电车一直停着，我才得以乘了上去。

他们用包过沙林袋子的报纸擦拭地板，而不是用拖把。可能是因为要尽快发车，没有时间去取拖把。工作人员将那袋子拿出车外，终于发车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想必大家都已知道：将包裹取出车外的霞关站长已经不幸去世，另一位工作人员也在第二天死去。

电车大约在那里停了五分钟，那时间工作人员一直在收拾处理那个包裹。车内虽不是太挤，但也没有空位可坐，我一直站在那里，看他们忙着。当时没有发觉有任何怪气味，但大家都剧烈地咳嗽起来。我心想是不是有人将挥发性物品忘在车上了……？电车驶离车站后，发现地板又脏又湿，于是移动了四五米。

我在国会议事堂前下车前，车内没有发生任何特别奇怪的事情，只是大家都在剧烈咳嗽。我没有太在意，直接赶到了公司。公司里装有用于了解汇率的电视，有时也播放新闻，不经意间瞅了一眼，看到筑地附近好像发生了大的骚乱。

其实在那之前我到南美洲出了十天差，三月十九日刚刚回来。二十日那天本可不必上班，但考虑到第二天春分可休息一天，况且好久不在公司，说不定有什么工作，于是到公司去了。事务所内为什么这么暗，我感到纳闷。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所乘的地铁车厢被施放了沙林毒气。随后逐渐恶心起来，甚至有缩瞳症状，周围的人都劝我：“会不会是沙林中毒？最好马上去医院！”

我首先去了附近一家眼科医院，对瞳孔做了检查。眼前无论有没有光亮，瞳孔都没有反应。接着巡警也来检查，之后我们被送到了后面的赤坂医院，那里已经做好了打点滴的准备。沙林毒气患者还有其他好几个人，医院流水作业似的对他们进行检查。赤坂医院没有准备好解毒剂，床位也不足，院方建议症状不太严重的患者先回去，明天再来。对了，赤坂医院也没有给我们做血液检查，现在想来，那真是他们的疏忽。

当时我大体可以猜到自己中了沙林毒气，电视报道与我所经历的一模一样——同一列电车、同一节车厢。

大概当时也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吧……，心想自己在赤坂医院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样回去会不会死掉（笑）。事发时，我站在电车中，能够自由地向后面移动，那还是比较幸运的。同一列电车中坐着的乘客由于无法移动，中毒很深，住院住了相当长时间，这是我从前来了解情况的警察那里听说的。

由于瞳缩症状迟迟不见好转，结果整整十天又是去赤坂医院，又是去看眼科。但都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治疗，连胆碱酯酶值都没有检查。

说真的，遭遇事故当天，我一直在公司工作到五点半。因为恶心没有食欲，中午饭没怎么吃。冷汗滴滴答答地流下来，脸色发青，如果突然晕倒当然可以直接回家，但症状又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大家七言八语地说：“是不是刚从南美洲回来，患上花粉症了？”头痛、眼睛的焦点无法聚拢，所幸我的工作主要是接电话，看文件的工作只好交给女同事了。

第二天是春分休息日，我一直躺在床上不动，眼睛不舒服，连动的力气都没有。晚上没有睡好，几次被噩梦惊醒，那时非常担心如果这样沉沉睡去，就再也不会醒来。

现在我一个人生活，那时却与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这样说似乎有些复杂，真不好意思（笑）。虽说有家人，现实中却同没有一样……。

我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已经很大，另一个刚上小学。那天当我把穿过的衣服挂在衣橱里时，小孩子突然说眼睛痛。我就心想这真是不吉利的东西，不如扔掉。于是将那一整套西服扔掉了，只是鞋子没有扔。

作为事件的后果，有的人不幸去世，有的人则为后遗症所苦恼。对罪犯，我当然感到愤怒，只是与同一列电车内遭遇事故的乘客看法也许有些不同。我的症状较轻，可能看待沙林事件会比较客观。

这么说也许有些不正常，很久以来，我对宗教及狂热的信仰从未否定过，觉得并不是不能理解。从小我就喜欢星星、神话什么的，于是成了一名大副。我非常讨厌集体化，所以对宗教团体没有兴趣，但并不认为对此进行认真思考本身是坏事。

不过也真是奇怪，我去南美出差时，在哥伦比亚应邀与当地大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去唱卡拉OK，第二天本以为还要去原来的地方，却被请到了另一处。结果，就在那一天，原来那家卡拉OK发生了爆炸事故。我不由得感叹：“还是日本安全啊！”谁知回国后第二天上班途中便遭遇了沙林事故（笑）。在南美、东南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突发事件是家常便饭，死亡随时可能找到头上，这和日本不同。

沙林事件发生第二天，我向妻子提出离婚。原本夫妻关系就不太融洽，趁着去南美出差的机会慎重地考虑了一下，打算回国后提出。没想到，遭遇了沙林事故。实际上，以当时的状态，回家后也难以开口讲出来。

遭遇事故不久，我从公司给妻子打过电话，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她对此却反应冷淡，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怎么样？”这样的话都不曾问起。我想这对于提出分手是起决定作用的，加上当时的心情极不稳定，使得我能够把离婚顺利说出口来。

如果没有发生沙林事件，我也许不会那么早提出离婚。因此，沙林事件对于我来说是一次痛苦经历，也是一个契机。由于家庭内部关系不太融洽，当时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我安危，当然也想到自己可能会死掉。即使那样，我也会认为那是一次偶然事故，说不定早想通了。

说起现在的兴趣就是绘画、雕刻版画。我家后面住着一位专职画家，经常向他请教。一般晚上或者空闲的时候画画。我喜欢风景画、静物画，常画水彩。无论是独自一人画画还是同画友交谈都是一种享受。但从不愿谈及画虾的话题。

“好在迷迷糊糊打盹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