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秀树（当时三十六岁）

园君在位于青山(6)的某高级装饰公司的东京分公司工作，负责营销。泡沫经济破灭，如今服装方面的营销不怎么好做，“这回总算恢复正常了。”他说。一个老伯领着年轻女孩子得意地一掷千金，价格高得惊人的名牌服装流水般卖得飞快——看上去作为他也好像对那种世道有点儿疲倦了。甚至让人觉得他对这种情况的消失反倒舒了口气：“这样，我们本身也总算恢复正常了！”

园君自己说他不适合做营销，也的确没有所谓铁杆营销员那样的味道。总的说来，像是个内省而冷静的人，不凑热闹，不中意喝酒，不喜欢集体旅伴和打高尔夫球。但毕竟做营销，高尔夫多少还是要打的。时隔很久去一次高尔夫球场，打开袋子一看，“啊，这么多，呃——，糟糕！打哪一个好呢？”他这样向周围人问道。便是这个程度的高尔夫玩家。

“社会这么无聊，只知道赚钱，所以年轻人为宗教那种精神性东西所吸引——心情不是不能理解。但我本身完全不为所动。”他说。虽然事后为后遗症困扰得相当厉害，但对奥姆案犯几乎没有感觉出个人性质的愤怒或怨恨。至于为什么感觉不出，他自己也不明白。

“虽然干服装行业，可我本身对服装几乎没有兴趣，看一眼就马上买下，没什么好犹豫的。”——话虽这么说，而其衣装却非常时尚。

泡沫经济时期，服装特别好卖。人人都笑逐颜开，公司每年都组织员工到夏威夷旅游。与那时相比，现在生意可惨淡多了。服装零售商、批发商接二连三倒闭破产，资金很难回收。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已有十年，之前曾在大阪一家公司干过四年。大学一毕业，便进入一家综合建筑公司，从事会计工作。那是一家大型上市公司，考虑到以后生活的稳定才选择的。但工作实在没意思，索性辞了职。当时偶尔得知现在这家公司招募员工的消息，结果应聘成功。当然并不是特别想从事服装这一行业，只是感觉似乎更有趣一些罢了。

会计是一项按部就班的工作，无论干什么，自己都很难掌握主动权，至少新职员如此。从工作的性质上说，与会计相比，感觉自己更适合干经营。我现在是营业部门的负责人，带领六个人的团队。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到零售商、批发商那里了解信息，平时待在公司的时间占六成，外出占四成。同一直坐在公司办公桌前相比，外出与人打交道更有趣一些，也不会产生压力。

现在和妻子两人生活在一起。二十四岁结婚，已有十三年了。婚后辞掉第一份工作刚进入现在这家公司时，感到特别不安。但妻子没有任何怨言，两人对此都不太在意。

家在千叶县。早上一般七点半左右从家出发，乘坐八点十五分从松户始发的千代田线。当然电车始发时没有空座位，大约四五分钟后到大手町时，便有座位可坐了。早上容易困，有座位一定坐下，趁机好好休息一下。

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那天，因有特殊工作要在上班前处理，所以从家出发时比往常早了三十分钟。那时是服装展览会旺季，有许多相关工作要做。

我们是做营业的，到月末必须计算出本月的营业额，即这个月卖了多少商品。基于公司的预算，每个月必须卖出一定数量的产品。首先得出个人的营业额，然后再计算出团队的总额，它往往决定着个人或者团队的命运。我必须对此做出总结，向总公司汇报，并出席下周的会议。

那一周的营业额是好是坏，我记不太清了……。

三月二十日，实际上是妻子从工作了六年的公司辞职的日子。此前她曾是某一杂志的编辑，工作异常繁忙，便萌发了辞职的念头，现在从事商业广告的设计工作。那天也恰恰是她的生日，因此三月二十日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一般坐在最前一节车厢，那里离检票口最近，出站上去就是表参道森英惠时装大楼。车厢前门上车下车的人特别多，后门显得安静一些，因此我总捡那里的座位坐下。

那天侥幸在新御茶水捡了个座位，连续参加服装展览会，天天早起，疲惫不堪，有座位可坐，感觉“真是太好了”，一坐下便睡着了。醒来时已到霞关站，那是距新御茶水的第四站。突然咳嗽醒来，接着便闻到了一股怪味。许多人都涌向后面的车厢，因此我近处的车厢之间的门不断开开关关，异常嘈杂。

睁开眼睛时，看到身穿绿色制服的车站工作人员从车门进进出出。地板也是湿的，我离那里不足五米。罪犯在新御茶水划破了装有沙林的袋子后，下车逃走。但我当时睡得正熟，什么都没有看到。警察也就此向我询问过，因为没有亲眼看见，问也问不出结果。当时似乎还被警察怀疑过。然后，我到了青山，那里也是奥姆真理教总部所在地。

电车到了终点站国会议事堂前，所有乘客下车，车随后返回。车内广播也未做任何说明，只是说“终点站到了，请下车”。但是从霞关到国会议事堂前这一路段，多数人都呼吸困难，非常痛苦。电车到达国会议事堂前时，我身边有的乘客甚至无法动弹。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被车站工作人员抬下了车。这节车厢里共有十多位乘客，有的用手帕捂住嘴巴，有的咳嗽不止。我心里纳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真是奇怪！但由于今天有工作必须完成，所以还是要准时赶去公司。到了月台附近，看到许多人蹲在那里，大约有五十位病情严重的乘客聚集在车站工作人员身边。有两三人动弹不得，一两个人躺在月台地面上。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紧张，只是感觉怪怪的，呼吸不顺畅，空气也像变稀薄了似的。走路倒还稳，心想没有大问题，不算严重，决定乘下一班车。

车马上来了（在这个时刻，千代田线往往绕过霞关运行）。但一上车，两腿就开始发抖，眼睛也突然看不清东西，仿佛到了晚上，开始后悔当时要是和大家在一块就好了。

到达表参道站后，我向车站工作人员询问：“身体感觉怪怪的，地铁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方说在八丁濠发生了爆炸事故，但当我说刚才乘坐的车不正常时，对方又解释说车厢内被人施放了沙林毒气。信息十分混乱。于是去站长室询问，但表参道站工作人员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只是说：“请在这里休息一下，吃一点儿冰冷的东西。”他们都很亲切，但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我想这样待着可不行，就上到外面。虽然天气非常好，但眼睛总感觉暗暗的，就马上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家医院。但到了医院也什么都说不明白。只是说：“可能得急病吧，刚才在地铁中出现了这种症状……。”但毕竟不得要领，就被放到一边不管。这样一等便是三个小时。这期间我向公司打了电话：“身体不舒服，要迟到一会儿”。当时呼吸越来越困难，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东西，真不知如何是好。我焦急地向地铁站打电话，希望他们能够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怎么也打不通。

到十一点时，沙林事件的消息得以确认，医生开始给我诊断病情，接着打点滴、住院。我是这家医院的第一个沙林毒气受害者，医生们对这种病例相当感兴趣。病情虽不太严重，但许多医生都聚在我周围唠唠叨叨说个不停，结果在那家医院住了三天。

可能是太累了，晚上睡得特别好，住院这几天也像在医院休养似的。但接下来的三个月极为痛苦，一做事便感觉非常疲劳，眼睛也看不清东西，视野模糊。由于工作关系，以前经常开汽车，而现在一到晚上就看不到东西。原本不错的视力，现在却看不清路标，电脑画面也模糊不清，无法工作。

脑袋也似乎变得不太正常，到处一本正经地对周围人说：“我们这地方有些不对劲儿，肯定要发生不寻常的事，一定要当心！”然后去户外运动商店买了野外生存刀具（笑）。身体恢复正常以后，心想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傻事啊！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愤怒，当然一想到死去的人，愤怒之情在所难免。想到冒死运出沙林毒气液体的车站工作人员，感到特别伤心，没有他们，说不定自己早已死掉了。正如刚才所说，对于罪犯，我个人却没有感到愤怒，权当遭遇了一次意外事故而已。也许这个回答并不是你所期待的。

——哪里，也没期待什么，又不存在一个所谓典型。

不管怎么说，我特别讨厌媒体关于奥姆真理教的报道，甚至看都不愿看。同时对媒体有很强的不信任感。说到底，谁都喜欢负面新闻，嘴说够受的，实际上却很开心。最近我连看周刊杂志的心情也没有了。

“沙林的恐怖，是从未诉诸语言的那类恐怖。”

中野干三（精神科医生，一九四七年出生）

中野先生在圣路加医院精神科当主任医师时正赶上地铁沙林事件发生。当时位于筑地的圣路加医院有六百四十人之多的受害者涌来。医生人手不够，尽管专业不相干，但还是帮忙做了急诊处理。不久，住院的沙林中毒患者有几人到精神科诉说症状。从那时起到现在，已接受了超过五十人的同地铁沙林事件有关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

从圣路加医院退职后，在东京九段开了“九段中野诊所”。一九九六年二月和十月得以两次倾听其宝贵的专业性见解。“请更多的患者来这里咨询”——话虽这么说，而他实际上处于几乎独自一人接受众多患者的状态，工作相当繁忙。

态度稳重，说话温和，但热情极高——一心一意救助尽可能多的处于痛苦之中的PTSD患者，想让社会更多的人正确认识这种症状的存在。其真挚之情扑面而来。自不待言，深受患者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