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利明（当时五十二岁）

丰田是山形县人，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日——恰巧同沙林事件发生日期相同——进入营团地铁。“高中毕业后在乡下也找不到事做，真正是只背一个铺盖卷来到东京的。”本人这样说道。并非对地铁有什么特殊兴趣，而是亲戚介绍的。自那以来三十四年间一直在地铁站工作。说话还多少可以听出山形口音。我倒无意以出生地归纳人的性格，不过给人的第一印象的确是做事不屈不挠的“东北人”。

说实话，同此人交谈时间里，我脑海里始终浮现“职业伦理”这四个字。或许可以换成“市民伦理”这个说法。三十四年间在现场脚踏实地工作，从中得到的类似ethics（道义性价值观）那样的东西仿佛成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支撑着他。一看就知是一个好样的从业者、一个好市民。

这当然不过是想像，在千代田线霞关站处理沙林袋而不幸失去性命的丰田的两个同事也好像具有同样的——尽管程度不同——伦理观。从他的话语中，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

为了保证在使用体力的地铁站工作不出问题，至今仍每个星期跑步两次，甚至参加过公司内部的职场接力对抗赛——那可以出汗，忘掉工作，“很开心”。

差不多听他讲了四个小时。尽管事情让人难受，可他一次也没抱怨、没哀声叹气。“想尽快克服自己心理软弱的一面，忘掉那个事件”——虽然丰田这样表示，但恐怕不会那么简单。往后他必须抗争的东西是那么鲜明、那么巨大。至少我是那么感觉的。

采访丰田之后，我每次坐地铁都注意仔细观察在地铁站工作的站务员的身姿。工作的确够辛苦的。

一开始我最想说的是，如果可能，这件事我尽量不想去谈。事件发生的前一晚，我和去世的高桥一起在车站留宿。当天我作为事务助理在千代田线工作。结果，两位同事都在那时去世了。都是同吃一锅饭的同事。说这番话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那件事。说实话，我本来是不愿意再想这件事的。

——明白了，你说的我很能理解。必须问这些事，这也让我感到痛苦。我想尽可能不触动已经开始愈合的伤口。但作为我，在这一事件上面打算更多地——哪怕多一个人也好——直接听人介绍情况，以便作为活生生的证言写成文章，出一本书。想以准确的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东京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如果有不想说的，不说也可以的。只说你认为可以说的就行——能让我听一听吗？

当然向他人传达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好不容易开始忘掉，却又旧事重提，这样一种心情却怎么都无法抹去。我总是想忘记想忘记，可一有什么事情就又想起了。

不过也是，不能光说这些。好吧，我尽量试试吧。

有一种叫“全泊”，那一天的前一天在车站留宿，工作到第二天的早上八点。七点四十的时候，在五号线的站台向一位叫冈泽的站务助理道一声“没什么异常”，开始工作交接。之后，我检查完检票口和站内情况，回到事务所。高桥（殉职）在里面。我去站台的时候，他在事务所。他去站台时，我在事务所。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轮流。八点前，菱沼先生作为调头车的确认者也赶来了。菱沼先生是电车区段的人，负责指导司机和乘务员。那天天气很好，我们边喝茶边互相说着笑话，谈什么“只要有我在，电车就不会晚点”之类的话。大家都很有精神地打着招呼。

到了八点，高桥去了上面的站台（千代田霞关的事务所在站台底下一层）。我在事务所，向早上来上班的工作人员交代一天当中的注意事项以及联络事项。这时候，冈泽回来了，拿起对讲电话说：“接到通知，筑地发现了疑似爆炸物之类的东西，电车因此停驶了。”日比谷线一停止，从霞关开往日比谷方向的车自然忙碌起来。因为筑地一发生什么事，电车的折返点就在霞关。紧接着，从指令所那里来电话说：“电车里有不明物，希望予以确认。”是冈泽接的电话。我说：“我去看看吧，你在这等着，以便联系。”说完我就上了站台。

上站台一看，电车的门已经关上了。是一列编号为A725K的由十节车厢组成的电车，眼看就要驶发了。这时我发现，站台内地上一点一点的，就像灯油洒出来一样。

一节车厢有四个门，位于最前面那个门附近的站台圆柱底部那里的第二个门好像有煤油滴下来的痕迹。而且圆柱的周围散落着七八个揉成一团的报纸。感觉好像有人试图擦掉这些痕迹。高桥在站台上，应该是他擦的。

菱沼上驾驶台和司机说话，但电车运行似乎没什么障碍。那时正好有相反方向的六号线站台开进来一辆电车。（扩散沙林毒气的）说不定是车进站带来的风。

普通垃圾铲很难将这些报纸收拾起来，所以我告诉高桥说我去拿塑料袋，返回办公室。

我又从办公室去了值班室，指示那里的工作人员：“煤油之类的东西洒在站台里了，快准备拖布，手头没事的人快来帮忙。”冈泽委托别人看门，跟我来到了站台。那时候，站内广播正在播放着日比谷线停止运行的消息。

我遭受沙林毒气后，前后的记忆很模糊，记不太清了。不过，去站台的途中好像有人给了我一把拖布。拖布是我们日常使用惯了的工具。这是因为，污渍和水洼之类的东西，不马上擦掉，乘客有可能摔倒受伤。比如，站台洒上了酒，也得赶快用拖布擦，往上面撒上锯末擦掉。这些作为工作中的常识早被牢牢规定下来。

圆柱底部放着用报纸包起来的什么东西。冈泽打开塑料袋，我蹲下去把它们捡起来，放进袋子里。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像油似的，黏黏的湿湿的。那些包裹，即便电车经过时带起的风都没把它们吹动，显然相当重。后来，菱沼也来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将揉成一团的报纸归拢起来，放到塑料袋里。一开始我以为是煤油，却没有煤油的味道，也不是汽油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很难表述。

后来听说，冈泽因为受不了这种味道一直扭着头，我也觉得味道让人讨厌。过去，我去乡下参加过火葬，跟那个味道相似，也像死老鼠的味道。对，就是那样的味道，很强烈。

那时候我有没有戴手套也想不起来了。我经常带着手套以备不时之需（掏出手套），不过戴手套是不能打开塑料袋的呀。所以我想当时我应该是没戴手套。后来冈泽说：“丰田你那时候没戴手套，因为从你的手指缝里还滴滴答答滴东西。”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后来听他这么一说，吓得浑身发抖。

但是，从结果来看，没戴手套却是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戴手套，渗进去的沙林毒气就被带到别的地方了。而空手就全都滴了下去。

报纸大体都收拾到塑料袋里了，但站台上还残留着煤油之类的东西。当时，我还提心吊胆地想会不会爆炸啊。因为有通知说筑地有爆炸物，并且前不久的三月十五日，在丸之内线的霞关有人放了类似小型公文包的东西。有人怀疑是奥姆真理教的人干的。还有人说里面放的是肉毒杆菌。当时有个助理将这箱子从垃圾箱附近搬到没人去的临时检票口，那个人说那一瞬间觉得自己很可能死掉。

因为工作关系，我也对家人说今晚可能回不来，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工作中随时可能发生什么。当然沙林毒气事件就是一件。另外比如因吵架而掏出刀子的人也可能有。精神不正常的人突然从后面把站在车站里的工作人员摁倒在轨道上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还有，发现爆炸物的时候，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对部下说你去拿。像我这样性格的人说不出这样的话，必须自己去拿。

这样的事情，从我年轻时做监督工作期间就一直考虑。因此，那时我想的是必须趁这个东西在站台爆炸之前把它带到没有乘客的地方，至少先把它拿回办公室。

袋子是透明塑料垃圾袋。塑料袋的口应该是封住的，因为着急把它快点带到哪里去，所以我想当时大概没有系得很紧。我和冈泽回到了办公室。打扫的事交给了别人。高桥还在站台上继续打扫。

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管谷助理（当天值全夜班的副站长）来接班。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在哆哆嗦嗦颤抖了。想看看时刻表，却连数字都没法看下去。管谷和我擦肩而过，对我说：“还是我用指令电话报告吧。”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将塑料袋放到了办公室休息处长凳下面。

有问题的A725K车在我去办公室取塑料袋的时候已经发车了。应该将不明物放了下来，又打扫了车厢，然后才发车的。菱沼是负责运行的助理，估计和指令所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可以去下一站的指令。

高桥总是站在车站里离车头最近的站台处。因此，应该有乘客告诉他里面有奇怪的东西。他当然想早点把它处理掉。我并没有亲眼看见，以上不过是我的想像。我觉得高桥自己把那个包裹拿到外面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他离那里最近。

对面站台上有垃圾箱，我猜想高桥有可能从那里拿来报纸擦了车厢地板。同时，菱沼也指示司机打扫一下车内，于是他们两个分头打扫了。如果附近有拖布的话，自然就用拖布了，没有的时候，出于着急收拾好的迫切心情，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用了报纸。当时时间很紧，正处于上班高峰期，大体上只有二三十秒的间隔时间。不过，这些终究不过是我的想像。

接下来，我回到办公室看表，想把当时的时间记下来。我因为工作关系，有及时把一些东西记下来的习惯。过后要写报告书，所以必须事先记录下来。事发时间是八点十分，所以我想写八字，可圆珠笔一个劲儿颤抖，怎么都没法写。身体也不停颤抖，连一动不动地坐着都不行。接着眼睛也渐渐看不见东西了，数字也看不见了。视野越来越狭小。感觉完全莫名其妙。

这时，站台那边传来消息：高桥晕倒了。有一位拿着拖布去帮忙打扫的工作人员，回来拿担架，说高桥晕倒了。然后，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一起去救护高桥。我当时根本无法去帮助高桥，身体颤抖不止，什么都没法做。勉强能做的就是按铁路电话的按钮了。我给霞关站日比谷线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们高桥倒下了，希望来救援。但是因为颤抖不止，发不出声音。

身体这么颤抖下去，明天很可能没法工作了。我开始检查教育资料等用品。不管怎样，现在得先收拾收拾日常用品。已经给医院打电话了，一旦被带到医院，什么时候能回来，就不得而知了。绝对不可能明天就回来。我一边这么想，一边收拾行李。这时间里，沙林毒气包裹一直放在旁边的办公室凳子的下面。

那时候，被担架抬回来的高桥已经没有意识了。我招呼道：“一正，一正加油！”可高桥纹丝不动。无意间一看，狭窄的视野中有一位女性，她也来到了办公室。于是我想，必须处理掉那个塑料袋。若在这爆炸，很可能伤到乘客和工作人员。

接着，有人告知高桥的口腔已经变得硬邦邦的了，感觉就像癫痫。我想必须处理那个塑料袋，于是拿起袋子。又想到在此之前必须帮助高桥做点什么。我发出指示，给高桥嘴里塞手帕，塞的时候小心手，不要被咬住。我听说给癫痫病人嘴里放东西时手会被咬住。

那时候，我自己的状况也很惨，流鼻涕，眼泪扑簌簌往下掉。不过当时自己全然不知。后来有工作人员说：“丰田，你当时的脸真是没法看。”我这才知道当时自己的状况。

我对刚来帮忙的工作人员说：“把这个塑料袋拿到那边去”。我让他拿到里面的休息室。这样，即使爆炸也不会对这里的人造成危险。休息室和这边用不锈钢隔开了。

我后来才知道，据说那位女性在电车中看到了不明物，前来告诉我们。她因为感到不舒服，在二重桥前下车，又坐下趟电车才来到霞关（后面的野崎）。

这当口，菱沼从站台回来了。我对菱沼说：“刚才拿回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身体抖个不停，这样的情况生来还是第一次。我在车站工作了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菱沼好像是和用担架抬来的高桥一起回来的。菱沼自己也眼睛看不见了。好像因为工作人员晕倒了，所以他给下趟车发了信号。

我当时想，不管怎样，我的职责算是尽到了。不明物暂且处理了，菱沼和高桥也回来了。这样，作为当天值班助理的我，职责算是完成了。接下来，我对来帮忙的工作人员说：“救护车会来A11a出口处的，去接接吧！”也就是通产省门口。如果救护车来，那里是最方便的。因为我做的是这种工作，所以救护车在哪里停最近，我平时就记在脑子里。我就指示他们把担架抬到那里，在那里等着。

接下来，我去洗了脸。鼻涕出来了，眼泪出来了，那时候已经完全不成样子了。我只想把脸弄得干净点。我脱下制服，在水龙头下洗了洗脸。洗脸的时候，为了不弄湿衣服，我一直都是先把制服脱下来的。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但是，后来得知，把制服脱下来是件好事。因为制服上已经沾上了沙林毒气。同样的道理，洗脸也是对的。

那时候，身体已经抖得很厉害了。当然，感冒的时候因为凉气也会打颤，但是这比那个要严重得多。不冷，可身体却抖得没法停下来。往小肚子使劲也不管用。接下来，我走到物品保管箱，拿出毛巾擦脸。边走边擦，半路上就觉得怎么都站不住了，结果就那样摇摇晃晃倒了下去。

想吐，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我和菱沼几乎是同时晕倒的。我们差不多同时说难受。我的耳边至今仍残留着菱沼当时的声音：“啊，难受！”旁边有人说已经叫救护车了，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坚持一下——这种声音也还响在耳边。后面的事情就完全不知道了，也不记得了。

当时也没想到什么死。我想高桥也没想到自己会死吧。心想如果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与死相比，首先想到的是必须想办法做自己的工作，这种心情是占上风的。必须首先完成自己作为当天站务助理的责任。洗脸时也满脑子都是工作的事和工作人员的事。

据说我嘴里一个劲地冒泡泡。还把擦脸的毛巾紧紧地握在手里，怎么都不松手。不过，后来工作人员帮了大忙。办公室里有空气呼吸器，我们的工作人员绀野把它拿来，让我和菱沼吸。我的症状好像比较严重，自己都按不住面罩，只是瞪大眼睛。但菱沼是自己按着面罩。因此，那时候我的症状应该比菱沼严重。

办公室的担架用来抬高桥了，没有担架抬我们了。于是工作人员从内幸町口的检票口拿来担架，先把症状较重的我抬了上来。菱沼用的则是留宿时候用的新床单，用那个抬上来的。于是大家都在A11a的出口处等待救护车。（别人也证明了，救护车迟迟不来）

我被抬到慈惠医大医院，恢复意识是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左右。为了吸氧和让肺动起来，我的嘴里被塞进两根管子。不能说话，还从头部注射点滴。两处动脉也被插着什么东西。家人都在旁边。

之后，霞关的四位职员来看我。我不能说话，只好借来笔。由于手握不住笔，只能用手指夹住，勉强写出“一正”两个字。高桥一正的一正。因为我们都把高桥叫“一正”。我的意思是问高桥怎么样了。他们用双手做了一个“×”姿势，就是说不行了。最终还是没抢救过来啊！接着我又想打听菱沼。但菱沼的名字怎么都想不起来。记忆完全停止。于是，我用片假名写了一个“乘务”。结果他们又做了一个“×”。我知道，菱沼也没救了。

之后我又写了“カスミ”。问有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受害。这样，知道再没有其他人受害，我算是最严重的了。

我感慨只自己活下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一无所知。知道的是，自己在鬼门关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得救了，让大家担心了，还见到了很多人。这些是我深深感受到的。说庆幸重生，实在对不住其他人。不过，身体终于有了点力气。恢复意识的第二天怎么都不能入睡。感觉就像第二天要郊游的孩子，头一天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

我想，多亏了大家我才能得救。因为大家齐心合力及时伸手援助，我的生命才得以挽救。

三月二十二日出院，之后又在家里疗养了一段时间。五月二日重新回去工作了。虽说体力渐渐恢复了，可是心理问题却很难战胜。首先是睡觉睡不实的问题，睡也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突然一下子就醒来了，再就怎么都睡不着了。这样的状态要持续好几天，真是痛苦。

另外就是特别容易发火，或者说是焦躁。不管对什么都莫名其妙地动怒。肯定是兴奋状态的一种。这也是因为我不会喝酒，所以心里的问题不能很好消解。注意力也不能集中到一件事情上。本来告诫自己要冷静的，可一遇事，脑袋就一下子热了起来。

妻子一开始特别细心照顾我。可由于我总是乱发脾气，所以她也烦了。我也觉得还是早些回去工作好。穿上制服在站台工作，也是战胜自己的方式。这样，回到工作单位就是第一步了。

外表看起来我一切正常。但精神上却背负着沉重包袱。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当然，重新开始工作也是有恐惧感的。同样的事情也许还会发生。关键是如何克服恐惧。必须以积极的态度考虑这件事。不然，始终抱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态度，不知不觉之间自己的心态就会扭曲。受害者心理必须尽可能抛弃，自己的敌人其实是消极的自己。

这是因为，偏巧坐地铁不幸遇上这次事件而丢了性命或成为受害者的乘客也是有的。仍在痛苦中煎熬的人也是有的。想想这些人，就知道始终把自己看做是受害者的想法是要不得的了。所以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而是沙林毒气的亲历者。说实话，后遗症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但我尽量克制不去想这点。何况又不是卧床不起。如果说是后遗症，那么只能慢慢消沉下去。与其如此，还不如抱着积极态度克服它。至少自己活下来了，单凭这一点就很值得感恩了。

当然，恐惧和心灵创伤还是有的。即便要求我展示出来，也无法做到。无论对去世的人们，还是对殉职者的家属，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

我现在也不觉得恨奥姆真理教的人了。这些就交给当政者吧。作为我，叫作憎恨或立场之类的东西已经早就过去了。即便恨他们又有什么用啊！关于奥姆真理教的报道我也不看，看了也不起什么作用。不看也明白。看了里面报道的情况，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对判决、量刑什么的也没有兴趣。那是法官决定的事情。

——不看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造成奥姆真理教这些人出现的社会土壤。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与乘客接触，这点事情自然就知道了。那是道德问题。在车站，能很清楚地看到人性善的一面以及恶的一面。比如，我们拿着笤帚和垃圾铲打扫站台，刚打扫完，就有人啪地扔烟头或垃圾。与完成自己应尽的责任的人相比，只看别人不好的一面而自以为是的人要多得多。

——道德一年不如一年吗？

你怎么看？

——我（村上）不太清楚。

那么还是多少注意些好。

当然，也有乘客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始发车上有一位经常跟我打招呼的五十上下的男士在我回到公司上班和他见面之前，他大概以为我活不成了。昨天早上我碰见他了。他说：“活着就意味着必须做点什么，请好好努力！”“是啊，我必须感谢一切，一起努力吧！”我回答。我觉得能得到这样的鼓励，能接受如此开心的问候就是幸福。

怨恨什么也产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