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石达夫（重伤者明石志津子的兄长，三十七岁）

明石君是明石志津子的兄长——志津子在丸之内线遭遇沙林事件，受了重伤，一时几乎成了植物人，至今仍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在板桥一家汽车零部件特约经销店工作。已婚，两个孩子。

独身的妹妹受重伤之后，他每隔一天就代替身体不好的高龄父母去医院一次，细心照看志津子。听他讲述之间或实际目睹他在医院照看的场面，觉得他真是不容易。说实话，很让人佩服。

并且，不单单是生活上的照看，那里面有作为兄长热切的心愿——无论如何也要让妹妹恢复正常生活，不能长此以往！那是一种深厚的感情，一种作为实质性家长的责任感，一种对愚昧的暴力和罪行的无法诉诸语言的愤怒。说话时间里可以切切实实感受到这点。表情十分温和，笑吟吟的，谈吐话语也没棱角，但仍可得知其中静静深藏的苦涩和决心。

认真、有孝心、仿佛悄悄品味细微幸福的心地善良的妹妹——她为什么非得惨遭某种人的毒手不可呢？

他大概要久久怀有这个痛苦的疑问，直到志津子能够以自己的双腿走出病房那一天到来为止。

我们兄妹俩年龄相差四岁。我的孩子刚好也是兄妹两个，同样相差四岁，我妈说这两个孩子的性格呀关系什么的几乎和我们兄妹俩那时候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大概经常吵架来着。（笑）

可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们曾经吵过架。如果真的吵过架的话，我想大概都是因为一些小事，比如说换电视频道啦争抢点心啦等等。但听母亲说，有小点心等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妹妹总会说一句“也给哥哥吃”。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女儿也这样。给她东西的时候，她肯定会说“也给哥哥”。至于这是因为她年纪小还是因为她是女孩子，我就不太清楚了。

记得妹妹小时候很会照顾人。说的好听点儿是和善，说的难听点儿就是爱管闲事。比如在幼儿园或小学里看到有谁哭，她就会走到她（他）身边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性格首先是“一丝不苟”。日记也是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写。一天都没有停过，一直写到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我这个人懒懒散散的，根本不是写日记那种性格。可是妹妹病倒以后，我心里老放不下日记的事，就代替妹妹写日记了。我每天都会把当天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我想等她身体好点了，让她看看，告诉她“你曾经是这个样子呢”。日记到现在已经写了三本了。

妹妹初中毕业以后没上高中，而是上了一所缝纫学校。她自己做主选择了要走的路。据说是因为父母年纪都大了，她觉得自己与其在高中继续学习，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让父母能够稍微过得舒服一点，所以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记得我当时听了，心想她可比我要踏实多了，真是个孝顺父母老实认真的孩子。说是认真，不如说是考虑事情时总是考虑得多些。她不是那种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的性格。

从缝纫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她进了一家与制衣有关的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不巧那家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妹妹在那儿工作了大约三四年时间。

公司倒闭以后，妹妹虽然还想继续做能发挥自己本领的制衣方面的工作，但是不巧没有那方面的公司招人，所以这回就去了业务上完全不熟悉的超市工作。她好像对这个结果有点失望。不过她不是那种会撇下父母自己单独生活的孩子，所以只能在家附近找工作。

她在那儿一直工作了十年。志津子从父母家坐公交车去超市。工作主要是收银。做了有十年之久，早已经是行家里手了。虽然住院已经将近两年了，可是现在她还是那儿的一名员工。她工作的超市也在事件发生之后给了我们很多照顾。

——住在埼玉县，在家附近的超市工作，那么那天早上为什么会乘丸之内线去中野呢？

那天杉并区有从业人员讲习会，她是去参加那个会的。到了四月不是会有新店员进来吗？妹妹负责培训新人，是去听课的。去年也做了同样的工作，所以上司就吩咐她今年再去。

出事那天（三月二十日）的前一天，也就是十九日星期天，我因为儿子要上小学了，就去给他买书包。父母、我们夫妻俩和两个孩子总共六个人去买东西。因为我们约好偏午时候去附近的超市，傍晚大家凑在一起吃饭，所以就叫了妹妹在乌冬面馆吃了乌冬面。超市星期天很忙，妹妹星期天很少能休息，不过那一天她碰巧休息，所以就决定全家人一起吃饭了。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可是很和睦的一家人呢。

那时她说明天要去杉并区一趟，我就说开车送她去地铁站。反正要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接着送妻子到地铁站，就顺便送送她。我自己把车停在托儿所附近的停车场，然后坐地铁上班。所以说定先把妻子和妹妹送到地铁站，让她们上车后我再一个人上班。

其实妹妹说过不用特意送她的，说她可以先坐××线，再换乘埼京线，然后在池袋坐丸之内线。但是我说：“那样会很花时间，一直坐到霞关站再换乘丸之内线要快一点。反正都是送，一样的。”现在想来，我要是不劝她的话，志津子或许就不会碰上沙林事件了。

志津子喜欢旅行。她有一个从学生时代就关系非常亲密的朋友，两个人经常一起休假旅行。但是超市这种地方和普通的公司不一样，是不能连续休三四天的。所以，她好像是先选定休假的时间，再和别人换班取得假期去旅行的。

另外，志津子非常喜欢去迪斯尼乐园，她和她那个好朋友去了好多次。在她星期天刚好休息的时候，我们也约她一起去过。家里也有那时候的照片。妹妹对过山车之类有刺激性的游乐项目非常着迷。我太太和家里老大也非常喜欢。但是，我不太擅长那个，就让他们坐，自己在下面等着。当那三个人坐那种恐怖东西的时候，我和小女儿两个人就骑着旋转木马等他们。这么想来，大家凑在一起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迪斯尼乐园。

每当有什么纪念日，她总是会买礼物给我们。比如说父母或孩子的生日，或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她好像把这些日子全部记在脑子里了。同时清楚地记得每个人的喜好。自己根本不喝酒，却为喜欢酒的父母对酒做了很多研究，有什么就买回家来。她总是这样细致地照顾周围的人。到外地旅行或出去玩的时候，她肯定会买回纪念品或给公司的同事买回茶点心什么的。

正因为这样，她有时会为职场上的人际关系而非常烦恼。我想这是因为她生性太认真，一点小事都会放在心上的缘故吧。哪怕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在她听来也会变得很有杀伤力。她不是那种跟谁都可以相处得很好的类型。可能是她的个人好恶很明确的缘故吧。

——问这个可能有些失礼，志津子小姐以前说过要结婚那样的话吗？

好像相过亲。但是她要么说地方远，要么说无论如何也放不下父母，总之事情没有谈妥。我结婚之后搬了出去，她觉着自己有责任照顾父母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如果我不在的话……”——她的这种想法似乎格外强烈。母亲又因为膝盖动不了只能拄着拐棍走路……这种责任感在那孩子身上表现得很强烈，比我强烈多了。

此外，父亲原先工作的公司倒闭了，那以后就没再工作，所以她又好像觉得自己应该承担那部分经济压力。因此她工作非常积极，哪怕发烧，也说不可以休息，强打精神上班。

三月二十日那天，我先去父母家接了妹妹，然后把妻子和妹妹送到××站。那时大约是七点十五分。我太太工作，而且那天是早班，所以她必须早早赶去公司。之后我在七点半之前把孩子们送到附近的托儿所。往下我一个人走到地铁站，去板桥区的公司上班。

假设妹妹和我太太坐上地铁车是七点二十分，到霞关时将近八点，因为两条线离得远，在霞关站的千代田线换乘丸之内线相当花时间。所以，在时间上偏巧碰上放有沙林的列车。这是为了参加一年只有一次的讲习会而乘坐的丸之内线。而且，她坐的位置，恐怕就是放有沙林袋子的车厢。这种情况不管怎么想，都只能说是运气太差了。虽然仅仅说运气差心情很难平静下来。

妹妹在中野坂上站中了毒，被送到了医院。据说抢救队的队员为了让她苏醒尽了最大的努力，甚至有队员在抢救过程中因为吸入了沙林也中了毒。我没有见过那位队员，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

我知道发生了沙林事件是因为总公司那边打来了电话。我们总公司刚好就在日比谷线沿线，也有几名员工中毒住了院。于是公司就打进电话询问营业所这边是否平安无事。我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打开电视，一看，已经是天下大乱了。

我先给太太的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她说没什么事。之后又给母亲打了电话。因为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妹妹肯定会给母亲打电话的。但是妹妹那边还没有消息。母亲说：“那么肯定是没事，或许现在正在听课呢。”

可是一直联系不到她，让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从时间上来看，她坐的车也恰是同一班。我一个人很着急，六神无主，心想不要紧吧，可别出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不管我多么担心都没有用。我在公司负责跑外勤，毕竟还有工作，就开车出去访问客户了。之后公司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地方，让我立刻给母亲打电话。那是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的事。我赶紧打了个电话，母亲说警察局刚刚打来电话，好像是志津子在地铁上碰上了沙林事件，已经被送往医院，让我马上去医院。医院是西新宿的××医院。

我赶忙返回公司，坐电车去新宿。赶到医院大约十二点。回公司的时候，在电话里向医院的人打听了她的情况，可是对方没有告诉我任何具体情况，只说“院方不亲眼看到家属什么都不能说”。我问她是否有生命危险，对方说“眼下病情严峻”。当时我不是很明白，原来所谓“病情严峻”，汉字写作“重笃”，就是说处于“病重（重体）”与“病危（危笃）”之间的一种状态。总之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担心得不得了。

赶到医院一看，那儿已经到处是人，到处都是受害者。宽敞的大厅里被患者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在那儿打点滴，接受眼科或内科的检查。我心想：哎呀！这可真是出大事了！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一点也摸不着头绪。虽然电视上说好像是一种毒气，但更为具体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医院的医生也没有详细说明。最终，当天听到的只是“吸入了类似农药的烈性毒药”这样简单的解释。

就算赶到了医院，我也没能马上见到志津子。他们不让我进病房。作为我，当然想尽快见到志津子，想亲眼看看她的情况，可是一来医院里的人挤得满满的，非常混乱，二来志津子被送进了急诊室，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段探望。探望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和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只有一个半小时。

——在这么紧急的时候也没让你见她，是吧？

没有，没让我见。苦等了两个小时之后，我终于见到了妹妹。这两个小时真是让人等得心焦，特别难熬。那真是太漫长了。

总算可以进病房了。妹妹正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接受人工血液透析。因为肝脏功能变得很弱，所以要进行透析来清除血液里面的毒素。还挂着好几瓶点滴。眼睛紧闭着。护士小姐说她正处于昏睡状态。我想要摸摸她，却被医生制止了。说是不能触摸她，因为我当时没有戴手套。

于是，我在她耳边说：“志津子，哥哥来了。”志津子的身体像是对那句话有了反应一样一抽一抽地动，似乎是在点头。当时我猜想是不是志津子对我的声音有了反应，但是医生说在这种状态下是不可能的。大概是昏睡过程中碰巧在那个时间出现了肌肉痉挛。听说从她被送到医院时就一直频繁地出现肌肉痉挛现象。

虽然说法有点过分，但她的样子真的就像死人一样。看上去与其说是在昏睡，不如说更像是已经死了。嘴上戴着氧气罩，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甚至连痛苦、难受这样的表情都没有。测量心跳的仪器也几乎呈静止状态。只是偶尔动那么几下。她的情况就是这么严重。那样子真是让人看着心疼。

医生只是跟我说目前关于病情无可奉告，“说实话，今晚情况会变得非常严重。这儿是完全看护，所以请你回去吧。”我那天夜里住在了医院的休息室。因为我觉得一旦有什么事情会很麻烦，索性没有回家。天亮的时候我问她的情况，对方说目前病情稳定。

那天（三月二十日）傍晚，父母、我太太和孩子们都来了医院。因为完全不清楚之后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就把孩子们也叫来了。孩子们还小，当然对当时的情形一无所知。但是，也许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而心情有所放松，我不由自主地哭了出来。我说了一句小津她出大事了，再也没说下去……看到这一幕，孩子们都吓了一跳，也似乎明白了“好像出了大事”。是的，父亲这一存在首先就是不哭的嘛。所以老大老二都一个劲儿地安慰我说：“爸爸，爸爸，别哭了。”尽管他们也和我一样呜呜哭个不停。

父母都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的人，所以他们一直强忍着。不过听说那天夜里回到家，他们两个人哭了整整一夜，只是在医院里表现得很坚强。

那以后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太太也请了假。二十二日星期三，终于听到了医生比较详细的说明。医生说血压和呼吸多少有些好转，等这些再稍微稳定一些后就进行脑部等多个部位的检查，“因为只是稍微有所稳定，所以还不是可以完全放心的状态。”

没有对沙林做详细解释，只是给我看了脑部X光片。医生指出她的脑处于肿胀状态。的确，与一般的脑部X光片相比，胀得特别厉害，体积很大。至于这是沙林引起的还是长期缺氧造成的，还不是很清楚。

由于她自己不能自主呼吸，只好一直借助人工呼吸，可是不能一直那样。所以就在二十九日那天在喉部上了呼吸阀。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

志津子在新宿的医院住院期间，我每天都去看她。除去身体特别不好的时候，工作结束之后我肯定会在七点到八点探望时间去医院。我们所长还常常开车送我去。那段时间我的体重轻了很多，一下子瘦了下去。那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八月二十三日转到别的医院，大约有五个月的时间。

记事本上记着这么一条：三月二十四日眼睛稍微动了动。不是睁大了眼睛，而是微微睁了一下那种感觉。跟她说话就会看到那种反应。

——总是一个进步啊！

是啊，我也是那么想的。可医生说那并不是她有意做的动作，只是偶然动了一下。他劝我不要有太多的期待。四月一日，医生告诉我说：“从往常交通事故的脑损伤或脑溢血等脑障碍的病例来看，说实话，我认为不会再有好转了。”总结说来就是：即便还没坏到成为“植物人”的程度，恐怕也会一直昏睡不醒。

原话要更加委婉一些。类似于“今后大家要全家人一起吃饭或聊天什么的，也许会变得非常困难”这样的说法。总之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将起不来床，说不了话，几乎没有意识。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当时母亲不由说了一句：“志津子干脆就那么死掉就好了。那个孩子自己受苦不说，也不忍心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听了那些话，我真的是很难过。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她才好。“那个时候如果认为已经不需要志津子的话，神一定会杀死志津子的。”我好不容易把话说出了口，“而事实上不是那样的，志津子这样实实在在地活着。今后也有可能好转，不是吗？如果我们不相信，志津子不就太可怜了吗？妈，你要相信，要振作起来。”听我这么说，母亲也大哭了一场。

——她自己年事已高，往后没有办法照顾女儿，只能托付给你。作为母亲，想必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我那个时候也是最难过的。妹妹碰上事故固然让我难过，可是父母亲会那么想让我更伤心。“干脆就那么死掉就好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时已经是志津子倒下的第十天了。

过了不久，父亲病倒了。五月或六月检查出了癌症，住进了柏市的国立癌症防治中心接受了手术。于是，我每天就奔走于志津子的医院和父亲的医院之间。母亲又行动不便，那段时间真的是累得够呛。

受苦的不光是我自己。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我太太和孩子，让他们受累了。星期天我总是带他们一起去医院，可孩子总归是孩子，就跟我抱怨说：“又要去医院？我们出去玩吧。”听他们那么说，我心里难受得不得了。

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如果你们身体不好，爸爸妈妈都不去看你们，你们会怎么想？不感到很孤单吗？”孩子们回答说孤单。“那样的话，小津姑姑也会觉得孤单，对吧？所以我们得去看望她。”“嗯，好的。”总算说服了孩子们，可是我的心情却是五味杂陈。

八月份从西新宿的××医院转院到了东京郊外××医院。这儿有非常热心的年轻医生为她做康复治疗。现在右手总算可以动了。虽然是一点一点的，但是她可以自己活动了。问她嘴在哪里，她可以把右手这样举到嘴的位置。

自己说话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过她好像对我们说的话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理解。不过按医生的说法，还不太清楚她是否能够正确理解自己的家族成员（父亲、母亲、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还没有弄明白人际关系。我总是跟志津子说“我是哥哥”、“哥哥来了”。所以她好像明白是“哥哥”来了。至于她到底弄没弄明白自己和“哥哥”之间的关系，我没有把握得出肯定结论。而且她好像也差不多丧失了过去所有的记忆。

问她“你以前一直住在哪儿啊？”她也只是回答“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不管是父母的姓名、自己的年龄、兄弟姐妹的人数，还是出生的地方，她一概都“不知道”。知道的只有自己的名字。不过身体的各种功能开始一点点恢复了。现在，身体的恢复和语言能力的恢复这两部分是康复治疗的重点。比如说在轮椅上练习坐，练习用右脚站立，练习活动右手。再把弯着的腿伸直。语言方面就是练习清楚地发出“あ（a）、い（i）、う（u）、え（e）、お（o）”几个音。

现在嘴还是基本不能活动，饭是从鼻孔直接送到胃里的。喉咙这个地方的肌肉已经变硬了。声带没有异常，可是拉动声带的肌肉动不了。

听医生说，康复治疗的最终目标是使她能够自己走出病房。但事实上，志津子能否走到那一步，那种可能性有多大，医生并没有明说。总之是把那个当成目标。我相信医院和医生，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们处理。

现在我每隔一天去一趟医院。因为有换洗的衣服，不能长时间放在那儿。回到家都十一点了。不规律的生活一直持续着。而我竟然因为这个变胖了。也许是因为半夜睡觉前又吃又喝的缘故吧。

一周大约有三天在工作结束之后一个人去医院。到了星期天，我刚才也说过了，就一家人来医院探望。我母亲也一起来。父亲已经从癌症防治中心出院了，可是一出远门他第二天就会发烧，所以他来不了。我总是开车拉大家来医院。

——责任最终落在了明石先生你的肩上。

我倒没什么，毕竟是自己家人嘛。可是，不管怎么说，我太太挺可怜的。如果她不和我结婚，就不用受这样的罪了。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孩子们。如果妹妹什么事儿也没有的话，大家早就欢天喜地出去旅游，找地方玩去了。

不过，志津子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真是乐疯了。虽然只是“嗯—”一声呻吟，可我已听得泪流满面了。一起在那儿的护士小姐也说太好了，和我一起哭了起来。

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志津子也“啊—”“嗯—”呻吟着流下了眼泪。那眼泪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太清楚。也许为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觉得很痛苦吧。关于这个我咨询了医生，医生说心中的情感最初是通过“哭喊”这种不安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是第一步。

七月二十三日，她第一次在父母面前开口说话。志津子叫了一声“妈—妈”。对我父母来说，这是时隔四个月之后重新听到女儿的声音，爸爸妈妈都哭了。

开始会笑是今年的事了。她可以在脸上做出微笑的表情了。简单的笑话就能逗她笑。比如说用嘴模仿放屁的声音，类似这样的就可以。问她“是谁放屁了？”她就回答说“哥哥”。总算是恢复到了这个程度。口齿还不是很清楚，听清楚别人的话也很费力，但是已经可以那样说话了。

问她“你想做什么？”她会回答“散步”。已经有了自己的意志。眼睛还是看不清东西，好像只有右眼能稍稍看到一点儿。

事件前一天晚上全家一起吃饭时我说来着：“这样真叫幸福啊！”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热闹地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这是我们小小的幸福啊。可是这些幸福却在第二天被那帮混蛋毁了……那帮家伙连我们那小小的快乐都不放过。

事情发生之后，我气得不得了，对着医院走廊各处的柱子和墙使劲一阵乱捶。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奥姆教所为，可是不管对方是谁，我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这样的事情，可是几天之后我的手开始疼，疼得厉害。于是，我就跟妻子说：“怎么回事？真是怪了。为什么手会这么疼呢？”妻子说：“你啊，到处一阵乱捶来着。”听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噢，可能是吧，可能是做了那种事儿。”我就气到那种地步。

不过，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妹妹公司的人们，我的同事和上司，医生以及护士小姐们都对我们很好。这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大支柱。

“伊依唔尼安（迪斯尼乐园）。”